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要說中華民族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事物是什麼,那一定是中華的傳統文化,而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自然離不開文人。自從有文字開始,文人便應運而生,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彰顯了文人在中國古代的崇高地位。但從一些古裝影視劇當中我們不難看出,許多文人只有文人之名卻無有才無德,甚至無才無德。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中國古代文人觀念的演變有密切關係。時代所需要的是"得學並舉,知行合一"的"四有"型文人,而在古代,文人階級時而強調"德"時而強調"學"。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這種狀況,導致從夏商周到元明清,文人的內涵一直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從最初的注重道德修養的文德之人到最後的注重知識儲備文章之徒。

一、文人往往都是貴族,所以含金量極高,他們以修身養性為主,文化研究為輔

文人這個概念在《詩經》、《尚書》等古老典籍之中,就已經出現,但實際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文人這個群體就已經出現。那個時候文人所涵蓋的群體並不像後世這麼廣泛,僅僅專指那些自然經驗知識極其突出的人。

不過,因為生產和物質都十分匱乏,讓這個時期的文人並不是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為了生存他們也要耕種、狩獵。但是,這一時期的文人不僅學識淵博,而且一言一行甚至能讓動搖君主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含金量最高、權力最大的文人群體,這也是文人最為光輝的一個時期。

隨著社會的發展,到了西周時期,社會物質文明逐漸豐富,剩餘財富的積累逐漸增多,逐漸可以支撐一批人不從事生產工作,抓專門從事文化活動,至此文人開始趨向於專職化,專職文人也終於登上歷史舞臺了。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不過,雖然社會有所進步,但並不足以支撐大量文人的出現,所以在最早的這一批專職文人之中,大多都是官宦子弟、社會名流等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無形之中提高了文人階級的身價。文人出現了,文章自然也就出現了。

文人寫文章,一是為了向世人闡述自己的觀點,二是為了通過文章來為自己賺取足夠的"資本"。不過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時期的文人本身就是政界大鱷,好的文章,對他們所起到的作用絕對不是雪中送炭,是錦上添花。

而且,史書中記載"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可見最初文人的定義便文德之人,文人群體更加註重的是修身、養性,而並非是學術研究。

修身養性固然是好事,但如果一味的追求所謂的修身養性、高尚品德而忽視文學造詣的話,即使品德再高尚的人也肚子裡沒有墨水吉祥物。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文人對國家統治者的作用是安邦定國,統治者需要的是能夠協助他治理朝政、掌管天下的才子,而不是一群"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需求推動事物的發展,對於統治者這樣的訴求,文人的群體的內涵悄然的發生了變化。

二、秦漢時期文人講究德與學共進退,這來源於國家注重文化的使用性

先秦兩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曾經有人評選出中國最輝煌的5個朝代,秦漢佔據前二,這足以看出先秦兩漢時期我國的繁榮昌盛。築長城、平西域、定匈奴無一不是秦漢兩朝的功績,在這一時期,我國人口大幅度增加,國民生產總值一度佔世界財富的四分之一,比之羅馬絲毫不差。

夠締造出如此輝煌的盛世,靠是武將死戰,文臣死柬,國家上下一心,群臣盡心竭力。大家不要誤會,這裡的文成指的並不是那一群只重視思想品德所謂"文人才子",而是漢朝新型文人。

東漢王充所述的"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是對漢朝文人群體最好的詮釋,這句話的意思大致就是說漢朝的文人一方面重視修心養性,在另一方面也重視文化學識。漢朝文人群體從品德和學問兩個方面雙管齊下,讓文人群體產生了許多既有高尚道德又有深厚文學功底的人。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這一時期的文人重視全面發展,真正意義上的達到了"德學並舉,知行合一",重新為人們定義了文人這一詞的精神內涵。而且,在文人開始重視學識研究之後,為了表達自己的文化觀點,他們開始做書立傳,以書籍的方式,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

這種現象,讓漢朝文壇以噴湧式的方式迸發文章,優秀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史記》、《二京賦》等等許多文學典籍的出現,一定程度的彌補了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的文化缺陷,讓中國的傳統文學元氣得以恢復。

不過,這一時期文人對文德、文章雙管齊下的方式是多種歷史偶然結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歷史必然,隨著東漢王朝日薄西山,這種文化盛世難以再次複製。

三、國家的推崇和科舉制的興起,讓文人們更加註重文章,轉而忽略了文德

實際上,雖然後世很難重複先秦兩漢的文化盛世,但是漢朝文人已經為後世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此基礎之上,如果後世文人繼續注重全面發展,那麼再開創一個文化盛世也未必是難於登天。但是,曹丕的一句話讓全面發展道路的前景撲朔迷離。

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表達"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他認為衡量一個文人是否成功的標準,應該摒棄一切,只看字文章寫的好不好,拋開其他不談這個觀點的初心,雖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不要忘了曹丕是皇帝,他的話就是金口玉言。於是乎眾多文人紛紛開始研究文章,以求得到皇帝的青睞而風光靜靜。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他們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否定,但是在研究文章時,文人群體卻忽視了對自身品德的修養,讓自身成為了文章的奴隸。不注重自身品德修養,讓這一時期的文壇浮誇風氣盛行,品德敗壞的人不勝枚舉。俗話說的好"流氓其實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德無才是壞事,有才無德更是壞事。

更為可恨的是,一些品德敗壞的文人看到漢朝的好文章層出不窮,讓作者名利雙收,就希望效仿前人,作書立傳為自己博得一些名利。不得不說這個想法是好的,如果能付諸行動也還不錯。但是,有許多作者沒有那個實力,居然以抄襲的方式來博名博利,讓抄襲之風席捲文壇。

有的時候戰爭也不是壞事,在文壇風氣敗壞時,外族入侵中國導致戰火紛飛,民不聊生。恰恰是這場戰爭,讓許多品德敗壞的人下了地獄,各種歪風邪氣在文壇消失的無影無蹤。恐怕誰也不會想到,戰爭居然能還文壇一個朗朗晴天。

戰爭雖然帶走了歪風邪氣,但並沒有讓重文章輕文德的文化意識得到改善。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中國影響巨大的科舉制登上了歷史舞臺。

雖然最初的科舉制包含萬象,考綱考題也都有嚴格把控,想要獲得高分必須對諸多方面都有涉獵,品德敗壞之人更是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沒有。但是,以文章來評判考試成績依舊是客觀現實,所以科舉制的出現,讓中國文人們更加註重寫文章,從而忽視自身素質道德的培養。

從“以德服人”變成“死讀詩書”,古代文人從哪裡來又去了哪裡?

最要命的是科舉制發展到明清時期,八股取士現象十分嚴重,讓許多讀書人只鑽研那所謂的八股文章而放棄了浩瀚的文學典籍。

這時的文人與其稱之為文人,不如稱之為"書呆子",要知道秦漢時期的文人可是有許多都是上馬能打仗,下馬能寫文章,不敢說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是君子六藝絕對都有所涉獵,但明清時期的讀書人大多隻會讀書,除此之外一無是處,二者之間高下立判。

好在中國的文人基數十分巨大,雖然文壇的風氣可能並不是很好但無論在哪朝哪代中華文明都會誕生出無數的文學大家,產生無數的優秀文學作品,,令中國人民無比自豪,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的魅力所在。

縱觀中國文人發展史,從最初的只重視思想道德,再到德學並舉,知行合一,最後是隻注重學術研究而忽略思想道德,是鮮明的三個階段。對於這三個階段我們不論是非,只談好壞。在三個階段之中對社會促進作用最大的無疑是第二個階段,品質與學識雙管齊下,從多方位多角度的充實自身是第2階段比之其他任一個時期所具有的優勢。

中國的文人不應該只做文德之人,也不應該只做文章之徒,我們應該迎合時代的需要做一個綜合性人才。"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與"行動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歸根結底都是不完整的人,只有品德與學識共並進,思想與文化同進退,才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棟樑。

參考文獻:《詩經》、《資治通鑑》、《上下五千年》、《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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