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上面是本年傳文開頭的章節，不解釋了，因為要講的不是它的內容指向，而是通過它講另外一個話題，《左傳》從開篇隱公元年起到今，但凡講到魯國的，十有八九與“禮與非禮”相關聯：
一是因為它本來就是魯國曆史。
二是“禮”確實重要。
三是魯國是“公國”，這在五等爵位制中，“公”是最大。但充其量只是中等或偏下的侯國，無驚天動地之事可說，便總拿“禮”來說道，上好的一個題目，倒叫人生厭，這就關係到一個“度”的問題，恰恰……這個“度”之難以把控，使今人也在犯著同樣的錯誤，是思維之定勢麼？是遺傳之基因麼？不得而知，只是一個社會舉措，事過境遷後，人們總是大搖其頭，而進行中，人們卻總是熱中追隨，推波助瀾：
人民吃飯穿衣得不到保證，是大事，怎麼辦？劈山圍海，斬林伐草，以獲糧棉。錯了麼？不料生態遭破壞了，趕緊的返林、返牧、返溼地，不料糧食要大量進口了。國家要富強，人們要過好日子，錯了麼？大搞工業建設，大興土木，江南魚米之鄉，魚在哪裡？米在何方？要說現今環境汙染為最烈，人卻沒有死光，但若問目前最不愁客源的行業是哪個，是醫院卻一些不假，如此迫在眉睫之國計民生大事，說不該做，那他便不是炎黃子孫。
只是一個“度”字小心，如果把老子對治世之說“無為”二字解讀成“度”字，那麼，偉大的孔子向他討教學習，實在是一些不錯到造就了其聖人地步。可惜的是，後來多多少少的文化人把老子的思想傳承了下來，但沒有被採納於社會實踐，文人無用，於此可見一斑。
閒閒生釋注：“孔子求教於老子，於史有傳，文王囚於羑里時，冥思苦想，集《易》於大成，老子以此講於孔子，於是乎孔子五十後而學《易》，融會貫通，終以一“仁”字為綱，創空前絕後之儒家絕學。”
《文公十三年》
晉國有二個人，因不睦於朝，到外國去了，說是叛逃，說是出走，不作評說。說不清的事，不說為妙，且如今之留洋之萃萃學子，一有成就，要死要活的加入該國國籍，沒有成就的他國還不要。所作所為固然大錯特錯，父母之鄉便無可思量之處麼？
閒閒生曰：“請原諒不知輕重，就此打住，說傳文吧。”
一個叫賈季（姬姓、狐氏，字季）去狄國，是晉國之北邊之遊牧民族。另一個叫士會（劉姓，士氏，名會），去了秦國，這個人，在前面的相關章節中講到過，晉國人非常懼怕這二個人，因他們對晉國的情況瞭如指掌，事實也是如此，尤其是士會，秦國晉國一有戰事，秦伯（康公）必禮賢下士，請教於他，所獻之策，及時而中肯，晉國人損失巨大，便召開了一個由六卿參加的會議，相當於現今的中央政治局全會，討論如何應對這二個人，會議討論的題目是：“士會在秦國，賈季在狄國，難日至矣，若之何？”二種意見：
一是“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是說：是不是可以派人去通知賈季，只要能把狄國的情報送來，非但不治罪，且享受以前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二是“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是說，賈季這個人做事太沒有章法了，實足的一個小人，並且所犯下的罪行也太大，倒不如士會，有知識分子的氣節，不計較名利，埋頭苦幹而有志向，外表看似柔弱，其實品格是凜凜然不可侵犯，他的知識實在可以為國家所用，且他的出走不是因為他的罪過而是與我們意見不合。
聽聽，幹部不是隨便當當的，分析得何等精到，然後便把工作方向放在士會身上，定下一個計策，有一自告奮勇者帶著巨資潛逃去秦國，得到秦伯信任，最後把士會賺了去。
這件事，有以下幾個信息：
一、在國家利益面前，可不管你是賈季還是士會，個人的名利是不考慮的，問題是要有用，就象解放戰爭中的北平（即北京市，那時叫北平）和平解放一樣，傅作義的三十萬人馬難道拿不下？不是這等說，要拿下的是完整無損的北平城。因為新中國的首都在此，那時已有定案，倒不是為你傅作義還是傅作仁，那你還來湊什麼熱鬧，做個水利部長乾乾，想通點去境外做個富公，還有善終。
二、苦肉計，離間計運用得相當成功，與《三國演義》中赤壁之戰之前奏周瑜所施計策同出一轍？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周瑜是絕頂聰明的人物，他的智慧來源不外乎二點：一是天生的高智商，二是學習（包括實踐，事實上，實踐本身就是學習）的刻苦，但是，具備這二個條件的人多了，為什麼傑出人物總是寥寥呢？餘以為，對於同一層面（包括智力和學識）之人士來說，傑出者總能把汲取到的智與識分門別類地儲存於腦海之中，並不斷對某一類別的事情錯綜排列以尋求規律，就如巧婦治家，雖只三擔之物，總能把鍋碗瓢盆，針頭線腦安排得妥然服貼，到用時，便閉著眼也能摸到。要說《左傳》一書，讀書者人人讀過，別人總是講起來知道，不知個貫通之法，而周瑜之智，正在於此，能借前人之成果，默識於胸靈活運用，這就是差別所在。
二0一三年元月初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