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资治通鉴》为何开篇如此？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说说，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秩序”。倘若陷入到失序的状态，那迎来的就是“率兽食人”的悲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坏的秩序好过没有秩序。”
围绕“秩序”二字，产生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德先生也好，专制集权也罢，都是提供“秩序”的不同方式。
回到周王朝，维持秩序的三驾马车便是“礼乐”“宗法”和“分封”。
其中，“礼乐”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宗法”是家族内部的秩序，而“分封”则是进行统治的方式。
社会秩序：礼乐与名分
“在儒家价值观中，社会的核心秩序是“礼乐”制。所谓的“礼制”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在这个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礼”的具体表现便是“名”，天子叫天子，国君叫国君，大夫叫大夫等等；这些“名”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等级。
与“礼制”相互配合的则是“乐制”，不同等级的人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用什么碗筷等，这些东西统称为“器”。
换言之，明确的是不同等级所能享受的待遇。不仅在“名”上把社会成员区分开来，而且要在“器”上提升不同等级的区分度。
如果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做臣子的不像臣子，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就是“礼崩乐坏”。
家族秩序：宗法制
“礼乐”解决的是社会秩序，而社会是由一个个家族所构成，所以要有相配套的制度来解决家族秩序，这边是“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
从纵向上来看，家族权力财富传承在“嫡长子”；从横向来看，“嫡长子”一系则为家族的大宗，其余血脉则为小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构建起一个家族内部的秩序。
“礼乐”与“宗法”，一内一外，二者衔接配套、完美闭合，构成了两千年来华夏家国天下的根本秩序。而所谓的“封邦建国”也好，“郡县制”也好，都是解决如何实行有效统治的技术性制度；并不影响这一根本性的核心秩序。
统治秩序：封邦建国
西周王朝实行“分封”作为统治方式，将征服来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宗亲和功臣，是为“诸侯国”；由各个诸侯统治远方的土地，并承担进贡财物和拱卫王室等义务。而诸侯国内部，再继续分封“大夫”，协助国君进行统治。
正如钱穆所说：“任何一个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
分封制的优越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毋庸置疑的，有效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效力，极大拓展了周王朝的疆域并维持了对远方“殖民地”的统治和同化。
然而，随着王室和诸侯国力量的此起彼伏，实力强、拳头大者难免会欺压实力弱、拳头小者，特别是会对王室产生挑战。
西周尚能维持这一套秩序，然而等到平王东迁洛阳，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挑战周王室，争夺霸主地位。
诸侯国内也自然上行下效，会有大夫势力崛起，侵夺架空国君的权力，乃至瓜分国君的土地。
分封制一旦遭到破坏，就会挑战和动摇既有的“名份”和等级制度，危及周王室存在的核心秩序。
《资治通鉴》开篇便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素材库，所以处处都在宣扬和灌输着儒家的政治观、价值观。
作为儒家学者，司马光眼中，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既是这套秩序的象征，也是这套秩序的维护者。
然而在现实强权的挑战之下，周天子承认了“三家分晋”的事实，既是对破坏分封制的认可；而这一认可本身便是破坏“礼乐”这一核心秩序。
在此之前，尽管王室衰微，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至少还没有抹去那一层遮羞布。
虽然诸侯也在用天子的“八侑”，诸侯国内大夫也代诸侯行使权力；但至少诸侯还没有天子的“名”，大夫也没有诸侯的“名”，处于有实而无名的状态。
而周天子这一举动，则赋予了篡权夺位者合法的“名”，周天子自己带头破坏了“礼”，彻底揭开了“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的真相，从根本上自坏其统治的合法基础。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代。
往事越千年，宗法和分封早已成为历史的灰烬；然而至今，礼乐和名份仍然深深烙印在当代中国，浸入到政治生活的全部和点滴。
理解了这点，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要对干部办公室面积、公车配备、保健医疗等会做出一系列明确详尽的规定，并且对违规超标者重拳出击、严格整治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什么样的“名”才能配什么样的“器”，“器”上的僭越看似是小事，实则关乎名分等级的严肃与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