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日，在山西抗日戰場上，林彪被閻錫山部隊士兵誤傷。十餘天后，因傷情，被轉移過黃河，至延安二十里堡八路軍總醫院療傷。隨後，5月初，在延安養傷期間，復任抗大校長。但因槍傷傷及神經，需要進一步治療，經中央研究同意，決定赴蘇聯治療。從1938年冬到莫斯科到1942年元月初回國，這一去，就是三年有餘。而也自始，林彪從一個軍事將領開始涉獵政治事務，在軍事，外交上也顯露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從今天俄羅斯公佈的檔案資料解讀，林彪在蘇聯不僅僅是治療槍傷後遺症，他還擔負著中共最高層更為重要的任務，即參加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問題的工作。特別是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就如何處理國共關係危機，林彪提出書面意見，並與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面談，對共產國際的有關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今天，可能人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是這位年輕的中國將軍和斯大林之間的“十五個將軍換他，或者十五個師換他”的傳說。還有就是坊間津津樂道的林彪追求孫維世的“花邊新聞”。當然，這些都不在今天敘說範圍之內。睿智且奠定功業的將領，身上總帶有驚人的傳奇，在林彪的軍事生涯中，也不例外。
林彪到達蘇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親自到機場迎接這個只有31歲的八路軍將領，不僅親自為他安排了最好的醫院和醫療專家，還把他安排在蘇聯高級領導人（或共產國際中其他國家高級領導人）才能居住的庫奇諾莊園，接待規格空前。
季米特洛夫
1939年2月14日，林彪首次接觸共產國際，即向季米特洛夫彙報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並轉交了全會的文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這是抗戰期間，中共黨史上非常重要的會議。也是中共開始對長期以“欽差大臣”自居，對中共領導層頤指氣使的王明開始進行批判的開始。
1938年11月5日，即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前一天，中共就以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名義致電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報告了會議的主要情況。但會議形成的各種文件由於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產國際。但是，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據王明稱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對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產國際解釋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而林彪恰在會議結束一個多月後到蘇聯治傷，便承擔了這項“最高信使”的任務。
六屆六中全會合影
在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會見中，林彪彙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此外，林彪還彙報了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後方部隊以及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人員數量、經費情況，並談了面臨的經費、武器、幹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難。
就在林彪到達蘇聯之際，國共關係出現了惡化。國民黨於1939年1月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會後，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從1938年冬開始，國民黨在陝甘寧、華北、山東、華中等地不斷製造反共軍事摩擦，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後方機關，殘害共產黨員、幹部、戰士和當地群眾。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新的危機。
曼努伊爾斯基
1939年5月7日，中央通過迪化（烏魯木齊）電臺轉發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通報了國民黨的反共動向。5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和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告知：“5月底將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六中全會以來由於國內和國際局勢發生變動和變化而出現的當前的政治形勢。”並說：“在隨後的電報裡我們將開始向你們定期通報國共關係、軍事形勢、八路軍和新四軍狀況、中共在全國的活動問題。”電報請求共產國際給予指示。
1939年5月20日晚，任弼時、林彪到季米特洛夫處談中國問題。自此，林彪開始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活動。這次會見，議定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會議的建議。
任弼時在蘇聯
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據同任弼時、林彪議定的建議內容給中央回電，認為：“現在，當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國內展開破壞活動，汪精衛與日本人進行談判時，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可能投降，可能出現新的慕尼黑。因此，黨應該把全部火力集中於反對在蔣介石周圍、國民黨內外和軍隊的投降派。”具體策略為：“黨應該更加緊密地聯繫愛國進步人士以及廣大的國民黨黨員，和他們一起依靠人民群眾，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
季米特洛夫還特意強調：“動員群眾，加強國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鬥爭的最好方式。在開展反投降鬥爭，公開揭露反共運動的叛賣性質的同時，黨不應給人提供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口實，而要不顧一切千方百計地擴大和鞏固民族戰線。”
1939年5月23日，古利亞耶夫（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部長）報請曼努伊爾斯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由莫爾德維諾夫（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高級顧問）領導，成員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了小組的工作計劃。7月5日，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該小組改為中國問題小組。
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中共）畫像
1939年7月8日，莫爾德維諾夫中國問題小組會上作報告，其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中共的報刊總是過分強調國共兩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同等地位、國共兩黨領袖即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同等地位，過多地描寫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和邊區的擴大；在處於國民黨政府影響之下的那些地區的群眾工作，總是帶有爭奪對群眾組織的領導權，而不是擴大和鞏固已存在的由國民黨領導的組織、工會、“三民主義青年團”。對於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說的停止在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下工作，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這意味著在全會之前，中共進行過這種工作。並認為如果這樣的話，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錯誤。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後導致了“三二〇事變”（即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中山艦事件”）。
莫爾德維諾夫提出，如果蔣介石今後繼續抗日，並且沒有與敵進行勾結的條件，中共就應該竭盡全力幫助蔣介石，在這場戰爭中堅決支持到底。共產黨在政府中和在國民黨中地位的加強，不僅不能加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而相反，會削弱抗戰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地主和將軍們，都是準備參加和將參加抗戰到底的。但如果他們面臨選擇，是要中共還是要日本人，那麼，很多人將會動搖。很多人會選擇日本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選擇中共都只能是少數。這就是說，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政策應該是不使人提出這些問題。
對於頑固派提出的取消陝甘寧邊區的問題，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邊區的存在違背了中國的法律，它不會加強中共，而會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邊區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很大作用，但現在起著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強，而是在削弱民族統一戰線。那麼，就應該取消它，或者根據這樣的原則改組它。日本隨時都可以佔領這個地區。
根據歷史事實，莫爾德維諾夫關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意見明顯是錯誤的，是十足的右傾觀點，尤其是拿“中山艦事件”舉例，更是脫離了彼時大環境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雖然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但其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部高級顧問，影響面還是很廣的，說明在共產國際內確有一部分人，對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依舊存在坐在莫斯科寬敞溫暖的辦公室裡看待中國革命的錯誤（紙上談兵終覺淺）。
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予以了反對。
林彪則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作了較長髮言，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在戰爭中得到鞏固。越是頑強地繼續抗戰，統一戰線就會越鞏固。在兩年的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以前許多中國人懼怕日本人，而現在這種恐懼感大大減少了。關於國共摩擦問題，林彪贊成任弼時的意見，認為國共摩擦和衝突是不能徹底根除的，中共有實力，它才有資格與國民黨談統一戰線問題。應該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衝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讓步來調節衝突，而不得不以摩擦反摩擦。否則他們就會得寸進尺，要求我們取消邊區，然後取消八路軍，再後取消共產黨。有時，以磨擦反磨擦會取得積極的效果。
1939年的八路軍晉察冀部隊
莫爾德維諾夫要求林彪舉例說明。林彪即以山東國共軍隊磨擦為例，說：“一開始我們避免發生衝突，但他們卻更加猛烈地進攻我們。後來我們決定消滅他們，結果由三個團組成的這支隊伍變成了三個連。此後他們老實了。後來日本人進攻他們，他們沒有退路，我們就接收了他們，並讓他們駐紮在一個最可靠的地區，這樣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也變好了。”
林彪同時表示，他也贊同任弼時關於陝甘寧邊區命運的意見，認為取消邊區弊大於利：第一，取消邊區並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強團結。儘管可能由於邊區的存在而產生磨擦，但同時它也在推動國民黨去抗日。若是取消邊區確實能鞏固統一戰線，那當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達到兩黨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麼，頑固派就會更加趾高氣揚。
莫爾德維諾夫擔心地問：“如果邊區被日本人佔領，那麼，我們的機關、學校去哪裡？”“如果延安城丟失，那會怎麼樣呢？”
林彪回答：“這一點早在去年（日本人進攻邊區的時候）我們就預見到了。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個地方，儲備了糧食，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將黨政機關轉移到事先準備好的地方，而這個地方離這些馬氏將軍的駐地更遠些。”
林彪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的發言支持了任弼時的意見，形成了與會的中國同志與小組領導人莫爾德維諾夫在如何制止國共磨擦、鞏固擴大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截然不同的意見。莫爾德維諾夫於8月19日寫給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國問題小組工作結果的報告中，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但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不得不承認“陳林（任弼時化名）、林彪和毛澤民同志在發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這個地區對中共中央和分佈在這個地區的那些學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們認為，[中共]中央駐紮在重慶是不安全的。駐紮在八路軍或一般的日軍後方，通訊聯繫就會遇到困難，中央的活動也會受限制。”任弼時、林彪以及其他中國同志的意見，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如何看待國共磨擦和中共關於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應該是起到了作用的。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變”爆發。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季米特洛夫發去電報，報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重兵包圍，“有被徹底消滅的危險。”同時還報告：“蔣介石派出20多個師，對我軍在江蘇、山東、安徽和湖北四省的遊擊根據地展開了廣泛的進攻。他們準備在全國實行大逮捕和大屠殺，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表示：“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蔣介石所實行的這種廣泛的進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立即同蘇聯領導人緊急磋商解決國共合作危機的辦法，並徵求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的意見。
此前的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結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任弼時已被調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共最高級別的幹部，該有關情況通報給了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談了他對皖南事變後中國時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認為，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理由是：中國十年內戰時，共產黨的力量比蔣介石小得多，但國民黨未能消滅共產黨和粉碎它的武裝力量。現在國民黨要對共產黨發動內戰，這意味著蔣介石必須動員比十年內戰時期多得多的力量。這個他做不到。在國際上，美英希望借中國人之手繼續對日作戰，從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進。因此，他們不希望中國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國共分裂，而是爭取限制共產黨人的活動和消耗他們的武裝力量。
林彪認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國民黨採取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他們經常這樣做，對皖南新四軍的襲擊就有可能意味著採取試圖實行分批殲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策略。其二，發生美日戰爭，日本為了戰勝美國，可能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而蔣介石從對日戰爭中騰出手來，會把其力量用到對付共產黨人上。
至於國民黨頑固派為什麼選擇新四軍皖南部隊作為襲擊對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軍活動的地區是國民黨在1927年執政後的基地。無論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還是外國帝國主義者，都怕新四軍在群眾中的影響增大。新四軍皖南部隊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系統中最薄弱的一環。它一方面面對日本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面對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它離開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同時不排除這種可能：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也是發生這次武裝襲擊的原因。
國民黨為何選擇在1941年1月發動皖南事變，林彪認為是因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勢在1941年初召開七大，國民黨頑固派認為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進攻，共產黨就沒有能力組織反擊和開展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因為地方黨組織的主要領導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都不在。
對於中共在皖南事變後應採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點建議：
1. 繼續展開政治攻勢。必須廣泛地向人民說明，國民黨頑固派在挑動內戰。要證明，內戰是向日本投降的橋樑。向日本投降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滅亡，把中國變成殖民地，把中國人民變成殖民主義的奴隸。舉行群眾性示威遊行，並利用一切宣傳手段，喚起千百萬群眾和國民黨進步人士反對內戰，反對策劃旨在阻止人民進行抗戰的挑釁性武裝行動。
2. 在軍事方面實行防禦，但不放棄局部進攻，以向群眾表明，我們在盡力避免內戰。同時在確有把握取勝的情況下，不放棄武裝反擊，教訓不自量力的內戰挑撥者。實行這些舉措都要從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的需要出發。
3. 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談判，爭取實現中國共產黨的12條要求。如果在談判中國民黨要求新四軍撤出長江以南地區，在換取另一個更為有利的地區情況下，可以同意。
林彪認為，在一些中共組織的共產黨人當中和中共一些領導人那裡，有過“左”的錯誤，致使國共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如1937年底，當國民黨部隊從華北撤退時，八路軍的某些負責人就曾傾向於解除國民黨撤退部隊的武裝。這被預先制止了。當國民黨軍隊處境危險時，我們的部隊不是始終向他們提供援助，而主要是關心自己影響的擴大和部隊人數的增加。
林彪強調指出：在我們的同志當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讓步。他們很難作出妥協。
林彪還說，中共著力於敵後分散的游擊戰，而不是正規戰。他曾不止一次地請求中央允許組織對日本人的有力打擊，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只好自己主動在平型關進行作戰。儘管平型關戰鬥中部隊有很多犧牲，但這次勝利決定性地改變了當時在華北形成的危機局面，結果中國人民頌揚我們軍隊並堅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這次戰鬥作為宣傳鼓動的資本。在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只舉出這次大的戰鬥，而進行這種戰鬥的機會在過去和現在還很多。而這種戰鬥，無論對於贏得蔣介石的抗日立場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還是贏得八路軍作為中國抗日軍隊之一的聲譽，都是有必要進行的。
對於上述批評，林彪聲明是個人意見，建議共產國際在“評價與襲擊新四軍有關的事件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點”。
林彪這封信，判斷蔣介石還不會發動內戰，提出應採取的三個策略，以及對國民黨頑固派為什麼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圍攻的分析，都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為一些共產黨人和一些中共領導人堅持不進行正規戰，而是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壯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的策略方針，犯了“左”傾錯誤，致使國共關係變得更加緊張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對共產國際正確判斷國共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也反映了林彪與中共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對林彪的意見非常重視，於2月7日將林彪的信轉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等蘇聯領導人。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於1月17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佈通令，誣衊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提交“軍法審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國民黨最近消滅皖南新四軍，現在又公開宣佈取消新四軍，這表明國民黨準備與中共破裂的決心。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指出：“這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之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國民黨現已公開宣佈新四軍叛變，葉挺交軍法審判。國民黨這一政治步驟，表示他自己已在準備著與我黨破裂，這是七七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重大政治變化的表現。”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了中共中央在皖事變後致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後，再度致信季米特洛夫，改變了上一封信中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的判斷，認為中央關於目前階段中國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國民黨有可能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同中共決裂，發動內戰。
鑑於此，他提出中共政策、軍事戰略和戰術、同政治黨派的關係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變。
政治上，必須同出賣群眾利益的中國大資產階級作堅決鬥爭。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依然進行爭取中間階層的鬥爭，爭取使中小資產階級聯合在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周圍。要同國民黨內外的所有進步團體和人士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蔣介石政府內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中共的政府人士實現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這意味著黨不應提出“打倒中國國民政府！”的口號，而要爭取改組政府，從中驅逐賣國分子。政府應保留同樣的名稱“中國國民政府”。
在軍事方面，要保留八路軍、新四軍的“國民革命軍”名稱，在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而鬥爭的政治原則基礎上同中國所有武裝力量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同他們一起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直至徹底消滅和瓦解蔣介石的軍隊。
林彪認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應該在消滅蔣介石政權後調往中國西北，在華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場應該是甘肅、寧夏、青海、陝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區。為此必須佔領青海、甘肅和寧夏等省份，在那裡建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後方，以便今後進行國內戰爭。在內戰初期，必須避免同蔣介石軍隊進行陣地戰，而要集中一切力量從上述後方地區清除當地地主的反動力量，對地方政權進行革命改組，爭取廣大民眾階層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鬥爭。
林彪這裡提出佔領甘肅、青海、寧夏的戰略出發點，仍然是這裡同蘇聯比較近，容易接受蘇聯的武器援助思想為主。
當時，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個前景即內戰的觀點，而是認為有兩個前景。中共中央認為中共不能再作出讓步了，而只能要求蔣介石作出讓步。林彪主張可以進一步互相作出讓步。在換得另一個地區的條件下，新四軍可以放棄安徽南部地區，放棄“新四軍”番號，將它納入八路軍。與此同時，中共應該開展廣泛的群眾運動，爭取繼續實行統一戰線，反對分裂和投降。
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臨內戰前有一個過渡階段的判斷，建議為了恢復同國民黨的友好關係，應該經過這個過渡階段並全力爭取對問題的和平解決，同時不放棄對內戰的準備。
由於一些問題在信件中無法詳說，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認為需要，可以單獨報告這方面情況。
從今天業已形成的歷史真實狀況來回看，林彪的這封信，在政治謀略上還是顯得單薄了些。
首先，他提出的聯合其他武裝反蔣不可行的。放在當時歷史大環境下考量，蔣介石彼時還是國際國內公認的中國抗戰領導，只要蔣介石沒有明確投降日本，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反蔣可能性概率太小。
另外，他主張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調往西北。這似乎是忘記了西路軍的教訓，同樣也只是單一的考慮了和蘇聯地理關係上的遠近。
放棄新四軍番號更是有問題，這是一種變相的對國民黨潑來汙水的妥協及“承認”，事實證明，中共立刻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是正確的，也是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舉措。
當然，林彪這封信中，認為有兩個前景的判斷和提出爭取和平解決的主張是正確的，這不應被否認。
應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詳細交談了中國問題。。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7月21日，德國約有200架飛機對莫斯科進行了空襲。同一天，季米特洛夫與即將回國的林彪和軍事小組進行了最後的座談。會後，林彪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畫上了句號。
1942年1月5日，林彪返回國內，到達蘭州。隨後，又和胡宗南就國共問題進行了交流，並且說服了胡宗南暫時放下國共矛盾，以抗日民族團結大業為主。
如上的經歷，讓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對自己的這位老部下有了新的認識，認為林彪在談判方面還是很有作為的，不光是他有著多年戰場廝殺，指揮大部隊作戰的經驗，他還具備了統戰工作的口才，所以在以後，林彪曾作為周恩來副手參與了多次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