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菊與刀》，只見裡面赫然的寫著這樣一段：
二戰日本宣佈投降後，美軍開始進駐日本。在最初的幾個月起，美國人就可單獨一人安然無恙地在擁擠不堪的列車上旅行到這個國家的偏僻角落裡去，並受到原先的國家主義官員的彬彬有禮的歡迎。至今還沒有發生過一件報復的事。
美軍回憶，當我們的吉普車駛過村莊時，孩子們夾道高呼“Hello(哈羅)”和“Good-bye(再見)”，還不會招手的嬰兒則由母親拿著他的手向美國士兵揮手致意。
這對於我們或者西方人來說，絕對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那日本人民怎麼就可以做到呢?
我們知道，對於日本人來說，永恆不變的目標是名譽。在他們骨子裡，“恥文化”更是排在首位。日本人為了使自己受人尊敬，一個日本人為達到這個目的可使用任何手段，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對於當時進駐日本的美國大兵來說，他們也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為他們在入駐前，想到的是日本誓必會以持續的拼死暴力來報復失敗的侮辱。
畢竟從日本的國民性來看，日本是不會接受任何媾和條件的。他們一心只效忠自己的天皇，據美軍回憶，在他們與許多的日本戰俘聊天中，曾有以下場景：
日本人A說：“假如有天皇的命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槍也會毫不躊躇地進行戰鬥。若投降那是天皇的命令，也會同樣迅速停止戰鬥。”
日本人B說：“如果天皇宣佈投降那樣命令的話，日本明天就會放下武器。即使是滿洲的關東軍——最好戰的強硬派——也會放下他們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話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失敗，並安於為重建而生存下去。”
是的，“投降”這對於從小接受“名譽”和“恥文化”的日本人來說，是十分矛盾的。對於投降來說，要效忠於天皇，就必須放棄“名譽”和“恥文化”。但令全世界都沒想到的是，日本人做到了。
原來，在日本文化中還有這樣一種原則:“一個人為達到某個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他根據情況需要既可拿起亦可放棄的工具。當情況改變時，日本人也能改變其態度，轉向新方向。”簡要的說，則是日本只要外部環境改變，他們可以放棄原有的一切準則，轉變速度之快可在人類社會中空前絕後。
當日本兵都放棄原有的一切準則,隨即都來個180度的大轉變後，著實，進駐的美軍一開始都有些無所適應，受寵若驚。
前不久，這些美軍在日軍的戰術手冊上還看到有這樣一句天皇的命令：“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就因為這樣一句話，日軍在緬甸北部會戰中被俘者同陣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
可到了他們進駐日本，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卻不斷有日本人在請求處死自己的同時表示：“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我們“自殺”，這樣的話，那麼我就做一名模範戰俘吧。”後來這些日本兵，他們的確做得都比模範戰俘還要好。
他們投降後，大都是軍隊老兵油子和長期的極端國家主義者，他們會詳細地把彈藥庫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備情況告訴美軍，併為美軍寫宣傳稿，與美軍轟炸機的駕駛員一起出航，為他們指點軍事目標。
對於日軍來說，他們現在的做法只是換了一種活法，這種活法與過去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卻以同樣忠實的態度實踐了自己新的人生。當然，有人也認同，這其實也是日本另一種“尚武”的精神——一種對於強者的崇拜。
日本人如此怪異的行為，在《菊與刀》裡，作者露絲•本尼迪克特做了詳盡的描述，不過，讓人吃驚的是，她從來沒去過日本，可在她的這本書出版之後一共售出過3000萬本。而根據社會學家Pauline Kent的數據，到1999年這本書在日本也一共售出了230萬冊。
對此，日本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指出：“儘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卻蒐集到了那麼多的重要事實，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驚訝。本尼迪克特依據這些事實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行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導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諸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