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是一個與人類社會相生相伴的話題，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由疾病書寫的醫療史，它構築著人類社會的集體記憶，是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跡。邁入新世紀以來，物質水平的進步使人類愈發關注健康問題，同時也帶來醫療題材文藝作品的繁興，其中，紀錄片由於具備表達社會現實的透視功能與承載集體記憶的文獻功能，格外適合作為醫療這一話題的敘事載體。國內醫療紀錄片在近五年內經歷了興起到興盛的蓬勃發展期，數量與質量都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不乏精品。那麼在醫療場景下，當前醫療題材紀錄片主要表達了哪些訴求？其中又有哪些傾向值得我們警惕呢？
原文 ：《醫療紀錄片：生命經驗與情感體驗的影像書寫》
作者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羅鋒/教授 王巖/博士生
圖片 |網絡
從個體敘事出發的感性價值訴求
紀錄片呈現的主體向來是“人”與“關係”，“人”的主體性意味著其註定無法與情感剝離開來，醫療紀錄片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情感符號化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存在。在情緒價值已然成為這個社會最具“煽動性”的價值屬性時，文藝作品訴諸情感便成為了一種有效的加強與觀眾之間聯繫的手段。而這種關於情感美學的考量，在醫療題材中往往是通過個體敘事實現的。
醫療話題向上關乎人類社會的發展，向下則涉及每個個體的命運，對其討論可以從或大或小的維度展開，但事實上相較於宏大敘事，個體敘事更受醫療紀錄片的歡迎。這是由於宏大敘事容易忽略對個人的故事與情感的關注，而這些都是更能帶來情緒價值的內容。作為一門關於真實的藝術，紀錄片在真實的底色上更強調對“人”的關注，在敘事進程中融入對個體的講述，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即將其置於多維的社會關係之下，多向度的個體敘事不僅建構了豐富立體的人物形象，而且更易形成引發共情的集體記憶。紀錄片的吸引力與強烈的情感體驗亦由此產生，這在《生門》和《人間世》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人間世》在情感維度上的勾畫堪稱當前醫療題材紀錄片中的典型。這檔以醫院為拍攝地點，通過展現醫患雙方面臨生死、病痛時的抉擇與行動，表現人世百態的紀錄片，在第二季第五集《抗癌之路：癌症的黑匣裡仍有微光》中，以一整集的篇幅記錄一位乳腺癌患者閆宏微的心路歷程。影像以沉穩的敘事基調，講述了她和家人、醫護以及每個支持者之間的故事，力圖呈現一個與疾病、命運不懈抗爭的女性形象。貫穿在閆宏微故事當中的是她的信念和意志，是她對於生命的理解和感悟。這些飽含深刻情感的內容更能抵達觀眾的心靈，也更能與觀眾內心產生呼應。
醫療紀錄片以影像的手段記錄著患者獨特的生命故事與生命回憶，這些回憶飽含著他們對人間煙火的眷戀。這些書寫生命密碼的紀錄片也使得每個觀眾成為敘事的潛在參與者。藉由影像，觀眾得以感受故事中的人物情緒並反思自己的人生。在這種從個體故事出發、訴諸情感價值的敘事模式下，敘事進程的每個參與者都緊密連結，這成為醫療紀錄片構築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手段。
從技術維度出發的理性價值訴求
以真實為原則的紀錄片儘管需要創作者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但當影像講述人物、時間和歷史時，非虛構敘事手法使其尤為適合講述理性內容，與生俱來的文獻價值是其它任何劇情片都無法比擬的。由BBC出品的《地球脈動》《生命的故事》與《行星》等科技紀錄片備受好評便可見一斑。
雖然醫療紀錄片突出醫學的情感屬性，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更廣闊範圍內，醫學是一個更偏向理性的話題。因為，一定程度上，醫學是一門強調絕對技術理性的學科，對工具的依賴使得“技術”在醫學的演進中起到了決定作用。但醫學本身極高的專業性造成大眾對醫學領域的疏離感與陌生感，而醫療紀錄片則以形象生動的影像手法呈現極為專業且又略顯晦澀的醫學知識，這不僅深化了觀眾對醫學的認知，還促發了整個社會關於疾病診斷與醫療救助的深層思考。對全人類的醫學事業發展而言，醫療紀錄片無疑是一份極為珍貴的影像檔案。
以2019年央視播出的國內首部全景展現人類與疾病抗爭的紀錄片《手術兩百年》為例，該片並非面面俱到，而是從醫學外科發展史來透視醫學發展的整體脈絡。影像在對歷史進行回溯的基礎上，深刻展示醫學的艱難前行和醫者的不斷求索。敘事上，《手術兩百年》的典型特徵表現為兩點：其一，影像的敘事聚焦在醫學發展史上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外科案例；其二，以生動形象的視覺修辭對深奧的醫學理論進行轉化，從而拉近與觀眾的距離。相較於之前的醫療題材紀錄片，《手術兩百年》呈現出更為寬闊的國際化視野，在文字之外，極好地詮釋了紀實影像是如何成為有效的關於歷史和集體記憶的書寫工具，又是如何成為承擔起觀照全人類使命的視覺載體。
如果說《人間世》《生門》等作品讓我們看到了醫療題材紀錄片訴諸感性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勾連，那麼，《手術兩百年》則讓我們看到了醫療題材紀錄片訴諸理性而帶來的在敘事視野上擴展的可能性。這種國際化視野的踐行，不僅有利於增強紀錄片的視覺表現力，也是中國紀錄片參與國際競爭時的重要基礎。
醫療影像中潛在的敘事陷阱
文藝作品領域常年存在著一個問題，即某一題材的繁興背後往往隱藏著危機和困局。醫療題材紀錄片也是如此，在近五年的迅猛發展情勢下，已然累積了不少矛盾，除了突出的數量與質量發展不均衡、同質化傾向嚴重之外，最值得警惕的則是，醫療影像因過度沉溺於後現代敘事陷阱而導致紀錄片本質屬性的迷失。
無限的賦予情景再現合法性、追求戲劇性為目的的後現代敘事邏輯，一直強調紀錄片對直接電影手法的超越。這種追求不僅僅是理念使然，很大程度上更是出於對觀眾口味的迎合，正是這種迎合導致了劇情片敘事手法對紀錄片敘事造成干擾和影響。情景再現手段頻繁使用，紀錄片大片化、奇觀化、景觀化現象愈演愈烈，然而真實本應是紀錄片永恆的底色，而這種對後現代敘事手法的無限推崇，帶來的往往是影像與事實的割裂。騰訊視頻出品的紀錄片《風雲戰國之列國》飽受爭議的原因便在於此，通篇使用情景再現的手法已然掉入敘事陷阱，已經對紀錄片的合法性構成挑戰。
在這樣的語境下，尤其是醫療題材紀錄片更在乎對個體生命經驗和情感體驗的強調，這種訴諸情感價值的敘事邏輯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這種傾向，因而更容易陷入過度追求“故事化”的敘事陷阱。這種故事鋪陳手法往往帶有強烈的“再建構”意味，難以做到對現實的還原，通過前期拍攝的有意選擇與後期有意識的剪輯以達到引導情緒之目的。於是，創作者對真實的“闖入”最終令紀錄片鏡頭感、刻意感十足，進而喚起了觀眾劇情片般的觀感。
愛奇藝2020年初推出的紀錄片《中國醫生》便遭到了類似的質疑。過於柔和的濾鏡、電影化的鏡頭處理以及突出人物的選取，使得其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與現實的距離感，而這正是沉溺於後現代追尋的敘事陷阱所帶來的後果。
1949年國慶大典前夕，中方與蘇聯攝影隊聯合攝製了兩部紀錄電影《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在其基礎上重新制作的《彩色新中國》於2019年國慶期間播出，引發輿論的強烈關注。
這樣一部尊崇紀錄片古典敘事手法的紀錄片，能在時隔70年後仍舊激起大眾的觀看興趣，不僅在於它記錄的是新中國的偉大時刻，更在於其對現實的介入與記錄真正做到了對現實的客觀記錄，而非刻意地以劇情片的敘事來迎合受眾的審美取向。
紀錄片的價值在於同社會現實建立一種索引關係，脫離現實、片面追求敘事手法的創新，掉入後現代敘事陷阱中，會使得紀錄片迷失本質。無論之於紀錄片本身還是這個時代，這都是值得警惕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項目《新世紀以來中國題材紀錄片國際傳播的國家形象構建及效果研究》（17CXW034）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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