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瓦爾達那部溫情動人的紀錄片《臉龐，村莊》上映時，她就說這是“最後一部院線片”。話音剛落2019年又拍出《阿涅斯論瓦爾達》，一部自我總結式的紀錄片，對後輩電影人來說，也是堂十足的大師課。今天消息傳來，90歲的
“法國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爾達，在她位於巴黎14區的家中離世。這是一棟粉房子，她在這裡住了七十年，從前有他的導演丈夫雅克·德米陪他。德米1990年就已去世，如今她也走了。這是去年《臉龐，村莊》上映前後寫的文章，即便是從未聽過瓦爾達的觀眾，也會喜歡上她的，因為這可能是全世界最萌的老太太。
阿涅斯·瓦爾達（1928.5~2019.3）
旅途如何開始
老太太，89歲，頂著一個撞色蘑菇頭行走江湖，個兒小，但人們遠遠就知道是她；小夥兒，34歲，標配是紳士帽和墨鏡，個兒高，走在巴黎街頭回頭率百分之七十五。
一老一少第一次見面，老太太就想給小夥兒拍照，但後者拒絕摘掉墨鏡。這讓她想起了老友戈達爾，對，就是你頭腦裡立刻浮現出來那位，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這位法國電影新浪潮奠基者，整個60年代都戴著墨鏡，唯有一次，藉著一個輕鬆愉悅的好友聚會時機，他摘掉了墨鏡，讓她拍了幾張肖像，鏡頭裡還帶上了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e），戈達爾當時的愛侶。
老太太是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人稱“法國新浪潮祖母”。她第一部敘事長篇《短角情事》（La Pointe-courte）拍於1954年，這部改編自福克納《野棕櫚》的片子直接影響了左岸電影作者們的敘事風格。5年後，特呂弗和戈達爾先後有了《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和《筋疲力盡》（A bout de Souffle）。所以阿涅斯·瓦爾達這個名字無論如何都跟新浪潮緊密聯繫，直到今天都是——今天的瓦爾達有三條藝術生命線，除了電影，還有攝影和裝置藝術，但“新浪潮”三個大字是人們在羅列她各類身份時一定會反覆強調的元素。
瓦爾達和JR在攝影小卡車上
小夥子JR則是半匿名街頭藝術家。他出生於1983年，十幾歲開始街頭塗鴉，篤信“街道是最大的美術館”，如今以將巨幅人物肖像張貼於建築外牆聞名，被法國《美術》主編法布斯·布斯托（Fabrice Bousteau）稱為“21世紀的佈列松”，27歲那年獲得了TED2010年度大獎後，他曾帶著作品“城市廢墟”（The Wrinkles of the City）到過上海。
這二位年齡相差了50多歲，卻是這部收穫眾多關注的紀錄片《臉龐，村莊》（Visages，Villages）的共同創作者。
一部作品倘若由兩位藝術家共同完成，他們之間如何互相適配？這可能是個跟“愛情裡雙方如何相互吸引”類似的哲學命題，要看“氣場合不合”。這二位恰好就是合拍的那一對。怎麼個合拍法？他們認識後明顯都感到，“為什麼我們竟然沒有在很多場合偶遇？”80年代，瓦爾達就對“牆”產生過濃烈興趣，1981的紀錄片《牆的呢喃》（Mur murs）就是她對洛杉磯塗鴉藝術家們的一次展示，當然，那時候JR還未出生。
對於年齡差引起的關注，他們的回應是“年齡為什麼會成為問題呢”，或者“我都沒意識到年齡這件事”。
阿涅斯·瓦爾達和JR，一老一少頗具反差萌，所到之處總是很引人注意
所以紀錄片就以二人“在哪些地方曾有過未相遇”開始。他們沒有相遇的地點，有些是在城市，例如麵包店、舞廳，有些是在鄉間，比如田野小路。一老一少，一個走得慢，一個大步往前；一個樓梯能爬到一半就聲稱“完成了本週運動配額”，一個遙遙領先末了還得往下折返一半將就老太太。這些場景都讓這部紀錄片有股家常的生活氣息。
瓦爾達說她要拍的就是“混亂世界裡帶給人平和感覺的東西，而村莊裡的人們默默但湧動著的生活裡，就有這種關切”。生活中二人最終真正相遇，是在瓦爾達女兒的安排下。JR到瓦爾達位於14區Daguerre街的家——一幢粉色房子拜訪，女主人在這裡住了快70年，從前是跟她的丈夫雅克·德米，《瑟堡的雨傘》（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和《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的導演一起住在這裡，雅克去世後，這裡也成了工作室。2017年，奧斯卡新晉最佳導演達米恩·查澤雷（Damien Chazelle）受雅克·德米啟發，拍攝了令他享受巨大榮耀的《愛樂之城》，宣傳到巴黎時，查澤雷特地去拜訪阿爾達，當時JR也在場，他與老太太已認識一年多。
這部紀錄片實際上拍攝了18個月，每個月裡有三五天，JR捎上瓦爾達，開著被他改造成Photomaton（自動攝影機）的小卡車上路。Photomaton很有法國特色，許多影迷一眼看出這就是《天使艾美麗》最重要的靈感來源和道具，直到今天，部分法國人還是會習慣鑽進地鐵站的photomaton裡拍證件照。而在JR的小卡車車廂裡，鑽進去拍完照片，五分鐘就可以打印出巨幅照片來。JR和瓦爾達將去往法國田野和鄉村，尋找人物和建築，再用JR的方式將二者貼合。用老太太的話說，“只要是去往村莊，去往簡單的風景，去尋找臉龐，我總是準備好出發的”。
1981年瓦爾達在洛杉磯拍攝的塗鴉紀錄片《牆的呢喃》劇照
“沒有權力的普通人”
表面上，JR在這部紀錄片裡佔據更重要的位置。例如，攝影小卡車是他一貫使用的武器；拍攝之外，在牆體搭建腳手架、攀爬、粘貼這些活兒都由JR和他的團隊完成，甚至內容也同這位藝術家過去幾個重要作品異曲同工：選擇好一面合適的牆，再思索能往上粘貼些什麼。但這部紀錄片的肌理仍然是阿涅斯·瓦爾達式的。
從處女作開始，阿涅斯·瓦爾達作品主體就遠離城市，她關照“沒有權力的普通人”。JR慣用的“視覺上的巨大”天然具有衝擊力，瓦爾達則想要給普通人以英雄式禮遇，所以他們總是從巴黎出發，駛過鄉間風景，進入一些被遺忘的角落。
他們跟人聊天，聽說有位礦工之女，年歲已高，但仍不願離開幾乎荒廢了的礦工街區。所以他們給他拍了照片，將臉放大數倍貼到她家外牆，待一切就緒，她開門走到街對面，第一眼看到自己的臉就哽咽了。
小鎮咖啡館裡有位季節工女服務生，瓦爾達從小鎮居民那裡借到一條連衣裙、一把1973年的白色蕾絲陽傘，為她拍下了照片。牆上的她成了鎮上的明星。
一位農場主，擁有很多現代化種植設備，“這挺反社交的，因為以前到農忙季總需要僱三四個人，現在我一人就能幹所有的活兒”。他們把他的全身照就貼在他看守農場時的木屋上，這一幕結束時瓦爾達唸叨了一句：“一個人和幾千畝地，多孤獨的一個畫面。”
尋常人對自己生活的確總感到溫情脈脈。村莊裡的郵差，幹了幾十年，少年時代騎自行車，今天開著明黃色麵包車。他不只送信，還給年長居民捎肉、蔬菜和液化氣，“從前，我會在自行車上別一個小收音機，村民們一聽就知道是郵差來了。送完一趟信，我的牛皮郵差包裡就塞滿了農民們送我的甜瓜和西紅柿”。最後，郵差先生四五米高的人像就貼在路邊一幢房子上，臉上徒然有了英雄氣概。
《臉龐，村莊》中出現的郵差，在印著自己人像的牆邊走過
紀錄片中的主人公們大部分就是這樣隨機遇到的人，瓦爾達在片中告訴JR，“偶然性是我的最佳助手”。一直以來她都信奉這條理念，她後來在一堂“大師課”裡又跟在場年輕人講起這一點，“偶然性在創作者生命裡總是積極的，它是我跟時間的聯絡者。尤其是拍紀錄片，常常對偶然性有所依賴，並且要時刻準備著應付這些，因為人們講出來的話會出人意料，這有時候對作品幫助很大。偶然性依賴於時間、風，還有好多東西，拍電影就得有能力承接這些偶然，它們並不總是理性的，但它們是神奇的”。
瓦爾達隨後又舉了個例子。她曾在拍攝中問一些丈夫去世了的女人們，落單後是怎麼睡覺的。大部分人都會說，仍然睡在自己這一邊，但其中一位卻告訴她，“他睡在有窗那頭，窗邊有一棵小樹，以前我看不到，現在這樹歸到我啦”。
雖然她以《短角情事》和《五點到七點的克萊奧》等長篇敘事電影為人所熟知，但在電影這個藝術領域，瓦爾達更喜歡紀錄片這個形式，因為“它與真實的人產生關聯”，“拍電影也跟演員們有關聯，但他們大部分時候是虛構角色佔主導，而真實生活中的人是獨一無二，又出人意料的，他們對生活的感知讓我覺得他們都多少有點兒藝術家特質”。
《臉龐，村莊》中，他們還到了碼頭。鏡頭對準碼頭工的妻子們。三位妻子的全身像最後印在高高摞起幾十米的集裝箱上，中間掏空一節，她們仨分別坐了進去，坐在各自心臟的位置。一個說，“我不喜歡高處，我不喜歡孤獨，現在我正同時感受這兩種感受，我感到不安”，另一位則“感覺能主宰一切”。這幾個畫面都在敘述一種平和底下湧動的力量，格外感人。
作為符號的戈達爾
有時候，他們也會將瓦爾達故友作為創作主體，導演本人樂意用這種方式“進入”紀錄片。自我體驗與外部世界形成互文，是她許多紀錄片都在使用的手法。2008年的《阿涅斯的海灘》（Les plages d'Agnès）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這部明亮流暢的紀錄片裡，導演重構自己生活的軌跡，是自傳，追憶過去，也在探尋邊界。
《阿涅斯的海灘》，2008
《臉龐，村莊》中仍有瓦爾達自我探尋式的追憶路徑。比如他們去到一個特別小的墓園，不到10座墓碑，其中並列的兩座是偉大攝影師佈列松和他的妻子。另一位追憶對象是著名時尚攝影師蓋·伯丁（Guy Bourdin），跟瓦爾達同齡，只不過在90年代便早早過世。二人年輕時經常一起玩耍，他也為瓦爾達當過不少次模特，其中一張照片中他席地而坐，背靠海灘小屋。這個海灘位於法國北部諾曼底地區一個名為Sainte-Marguerite-sur-Mer的小鎮外，就在這片海灘上，佇立著一塊巨大的從懸崖墜落於此的四方掩體，一角落地。他們把這張年輕的蓋·伯丁安置於此，遠遠看去，就像坐在搖籃裡。第二天，它就被海水沖刷殆盡。這件作品只存在了一天。
當然，更重要的舊友是戈達爾，他仍在世，卻翩然活在世外，彷彿見首不見尾的俠士。他以特別的方式出現在該紀錄片的開頭和結尾處，既是片子一條隱形的線索，又是無處不在的符號。
年輕人大概很難想象擁有一個認識50年以上的朋友是什麼樣的體驗。年輕時，雅克·德米夫婦和戈達爾夫婦幾乎每天見面，兩對夫妻會相約去度假。等到幾十年後，雅克·德米和安娜相繼去世，在世的兩位很少再見面，“每四五年能見上一次敘敘舊”。有時候，如果戈達爾從現在定居的瑞士回到巴黎，瓦爾達說她沒準兒會去見他說上五分鐘的話。
瓦爾達跟JR成為朋友後，就想如果他們也能見上一面該多好。戈達爾的助手說戈達爾答應他們去拜訪。起先說是上午11點半，後來又改到9點半，所以他們提前一天到了瑞士，先找個酒店住下。他們在戈達爾家附近的咖啡館等著約定時間到來。
9點25分，他們終於站在了戈達爾家門口，卻發現門上著鎖，敲門高喊“讓-呂克”也無人應答。當他們在窗玻璃上發現兩行字，“à la ville de Douarnenez，du coté de la coté”，瓦爾達終於面對現實，戈達爾是不打算見他們了。換句話說，他爽了約，遠道而來的訪客吃了個閉門羹。她落了淚，很激動。“douarnenez是巴黎蒙帕納斯大道上我們當年常去的一家小餐館，雅克去世時，戈達爾給我寫的就是這兩個詞，如果寫這是想讓我難受，那他成功了。”
JR帶著老太太到湖邊長椅上坐下，想法子讓她平靜。使用的理由聽上去矯情卻令人動容，但轉念一想，戈達爾的確高明。他不露臉，卻為這部以臉龐為主題的紀錄片添加了絕妙一筆，“比一次實打實的會面要意味深長得多”。從藝術角度，作為導演的瓦爾達平靜下來，但從情感角度，作為平凡人的瓦爾達的確無法迅速原諒這位老友。
片子完成後，瓦爾達給戈達爾郵寄去了一份DVD，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拍電影，擁有的是世界
但瓦爾達自己的作品是充滿溫情的，至少她拍攝的多部紀錄片格調總是明亮與流暢。《臉龐，村莊》之所以被那麼多人喜歡，就是因為這位老太太對過去的緬懷總是生機勃勃，就像她的髮型。
1996年，瓦爾達68歲，從一幅16世紀男子肖像畫中獲取了髮型靈感，一半白色，一半紅棕，這個撞色搭配這幾年流行於時髦女士揹包。瓦爾達將其應用於自己的頭髮顏色，已有20年。
1951年，瓦爾達二十出頭，在阿維尼翁戲劇節給舞臺劇作品拍照，開啟攝影師生涯。至於開始拍電影，她也完全不是狂熱影迷類型，恰恰相反，她拍處女作之前，只看過七八部電影，“所以我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根本沒什麼參照物，也沒有什麼大師給過我影響，我很自由，這種自由我一直保留了下來”。
不像她已故的丈夫雅克·德米在商業上的成功，瓦爾達的大部分電影都是人們印象中的“法國藝術片”，“不賺什麼錢，但拿過不少獎”。
半個多世紀後，沒想到她還在創作，還在拿獎。《臉龐，村莊》除了在戛納電影節非競賽單元首映，也在北美拿了4個獎，這對瓦爾達來說還是頭一次。並且，奧斯卡2017年確定的4位終身成就獎獲獎者名單中也有她，法國媒體很興奮，因為這是第一位獲得該獎的法國人，實際上也是該獎第一次出現女性獲獎人。
《阿涅斯論瓦爾達》，2019，一部自我總結式的紀錄片
去年，馬上90歲的瓦爾達說這可能是她最後一部院線片了，因為上院線意味著路演，“每宣傳一部片子，起碼得花掉我半年光景，到了我這個年紀，有點兒時間和精力，都要花在創作上”。她從前就不喜歡創作以外的事，比如拍電影前的“籌錢過程”。甚至還跟CNC（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提議過“按月發工資”，作為交換，她每兩年出一部中等製作的片子。對方沒有答應。
“在這部電影中我扮演一個小老太婆的角色。”她在《阿涅斯的海灘》裡如此開場。那是10年前，那時人們就已經在問同一個問題：“別人到了你這個年紀早就不做事了，而你怎麼還有一份工作？”她的回答是：“我覺得我有的不是工作，我拍電影，我擁有的是世界。”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期，原標題為《阿涅斯·瓦爾達，臉龐，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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