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紙貴
《長安十二時辰》裡面有這麼一個橋段——大反派書令吏徐賓，傾盡家財，精研造紙之術。
按照他的說法，當時的紙張大多為麻紙、楮皮紙、桑皮紙、藤紙，而龐大的帝國、遼闊的疆域、億萬的子民以及隨著產生出來的萬千信息，需要用紙張去記錄的東西太多了，以至於造紙的原材料越用越少，越用越缺。
洛陽紙貴——紙張的開支已經成為了壓在大唐帝國肩膀上，不堪的重負。
這個故事在歷史上無從遍尋，但是這絲毫不影響透過一張紙，我們可以窺探從古至今，信息的收集、統計，對於決策者是多麼的重要。
消失的人口
無論信息的分析多麼詳盡，也無論數據的算法多麼先進，缺失了信息與數據的收集、統計的決策者們，就像是在棋盤前蒙著眼睛落子對弈。
比如同樣是在唐朝中期，國家的稅收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為土地稅，按照土地畝數收取；另一種是人頭稅，按照每家每戶人口數量收取。
這種收稅的方法在太平年月是沒問題的，田有所產，人有所業，國家有穩定的"稅基"。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唐朝中期，從安史之亂開始，前前後後幾十年的光景，讓帝國的"稅基"不復存在。很多田地因為戰亂大多變成了荒地，曾經被統計為"應稅土地"的田籍成了廢紙一張。很多大地主一邊藉機巧取豪奪，另一邊藉著買賣各種可以免稅的爵位，甚至藉助寺廟的免稅特權，讓自己逃避帝國的徵稅系統（而這也是唐武宗"滅佛"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土地稅收不上來，人頭稅就更加難以徵收了。據記載，"安史之亂"前，帝國統計在冊的總人口一共有890萬戶，包含人口5,300萬人，這些人頭都是可以給帝國貢獻稅收的"稅基"。
但是隨著"安史之亂"的開始，大量人口奔走逃亡，成為了所謂的"流民"。比如：河北的張三因為躲避戰亂，舉家逃往到了安徽，在那裡討生活。而因為統計手段的制約，在帝國的戶籍記載裡，這個人就跟憑空消失了一樣，成為了稅收意義上的"死人"。
這讓帝國可以控制的人口數量迅速下滑，"安史之亂"開始後僅僅幾年，帝國能夠控制的人口數量就只剩下193萬戶，1,300萬人，不到戰亂前的四分之一。
而且，我們可以再想一想，這些沒有被戰爭禍及的，都會是什麼樣的人呢？無外乎兩種人最多。
一是老弱病殘等沒有能力逃跑的。
二是在當地有自己關係網，甚至私人武裝力量，可以免受戰亂波及的特權階級，而這些人往往也根本就不在帝國的徵稅人群範圍之內。
所以根據《中央帝國財政密碼》這本書裡引用的數據來看，當時的唐帝國，可以徵收人頭稅的對象只有可憐巴巴的76萬戶，237萬人。
在消失的土地和消失的人口共同作用下，深陷戰亂的帝國從此陷入了：被打——收不上來稅——沒錢——接著被打的死循環裡。
"盛唐之說"就此，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傳說。
富可敵國的十三行
1793年夏天，來自的英國的喬治·馬戛爾尼被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來到中國，名義上是給當時的乾隆皇帝祝壽，慶祝他老人家八十三歲生日快樂。
其實，這並不是馬戛爾尼伯爵的真實來意。他此行的真實目的有兩個，一是替萬里之外的大英帝國全方位瞭解、評估中國——這個東方帝國；另一個目的，則是希望用貿易，敲開龐大的中國市場。
但是他失敗了，在受納了伯爵帶來的那輛精美的馬車之後，乾隆皇帝一句"不合體制"，就當面拒絕了兩國貿易往來的請求，並且進一步壓縮了從明朝就已經開始萎縮的貿易規模。
早在康熙年間，清朝就批准了四個口岸作為通商之地，粵海關（廣州）、閩海關（廈門福州）、浙海關（寧波）、江海關（松江，今上海）。
而八十三歲的乾隆，一紙命令就關閉了其餘三家，只留下了粵海關一家。也就是從那之後，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就被限制在了廣州西關一片狹窄的地帶之上。
這也造就了河岸邊，處於東西方貿易鏈條壟斷地位，廣州十三行的傳奇。
十三行，其實並不是只有13家，這個稱呼來源於第一批申請在冊商家的數量。而之後，它指代了所有官方允許其壟斷貿易的商號。
在清朝，貿易的開展是不允許直接進入到國內的，簡單來說，所有的貿易貨物必須賣給十三行的商家，然後由他們負責再銷售到中國各地。
十三行商家外表看上去只是貿易經銷商，其實他們是擁有多重身份的，比如他們還擔當了海關官員（負責關稅的釐定徵收）、外交官（負責與洋人接洽一切事務）、保險公司、擔保公司等等。
這讓他們擁有了製造所有不對稱信息的巨大優勢，也讓他們從一兩兩的茶葉、一套套瓷器、一匹匹絲綢中謀得了巨大的利益。
比如當時十三行裡貿易量最大的怡和洋行，它的主人名叫伍秉鑑，有兩個細節可以讓我們一窺這個商人的富有程度。
珠江南岸他的住所——伍氏花園，據說中庭可擺筵席數十桌，能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還有水路直通珠江河，其規模堪比《紅樓夢》中的大觀園。
另外，根據他自己的商號，在1834年一次對內的審計統計，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總計共約二千六百萬墨西哥銀元，而當時的美國首富，身價也僅僅為七百萬墨西哥銀元。也正是因此，當代很多學者稱伍秉鑑為當時"很可能的世界首富"。
不同於當代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十三行的財富積累並不是通過企業家精神創造出來的，而是完全來源於清廷的壟斷授權，因為高高在上的清朝不屑於與洋人做貿易。但是，尤其是到了後期，又看到了貿易帶來的種種好處，所以讓十三行的商人們替代出面，一方面落下好處，一方面也沒失了體面。
而十三行也沒有辜負聖恩，在向上供奉關稅稅收、繳納各種捐供俸祿的同時，也沒忘了在賬目上、價差上、損耗上、甚至貨品上極盡所能的追逐利潤。
我們歷史課裡反覆被提及的鴉片，也是那個時期，十三行為了利潤與英國人暗通款曲的產物之一。
所以，除了數據、信息的統計問題，決策者們也時常受困於執行者的欺上瞞下、刻意掩蓋。
區塊鏈
2019年10月25日，中國大小媒體都在關注同一條新聞：
區塊鏈技術的集成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我們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確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
隨後，A股市場上涉及到區塊鏈概念的股票集體雞犬升天。就連沉淪已久的比特幣，也跟著重現了小陽春，開始了新一輪的上漲。
中國要發展比特幣了！謠言因此而生。
但是當我們回顧了從唐朝開始的，決策者們面對著的"統計困境"，又當我們瞭解了區塊鏈的最大特點：不可篡改之後。
我們是否還會依然覺得這是對於比特幣的利好消息嗎？
比特幣之所以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未受到官方的承認，就是因為它把不可篡改的技術應用到灰色經濟、黑色經濟以及其他不受監管的經濟地帶，它讓"價值"存在於官方之外。這會是任何一個官方可以接受的嗎？
顯然不是，中國的區塊鏈之路，是要像徐賓說的那樣，用低成本的"紙張"，源源不斷地統計著唐宋元明清——歷史上任誰也無法統計清楚的數字，避免任何類似"十三行"的商家篡改、隱瞞、虛報，讓最真實的信息、數據，展現在決策者眼前。
區塊鏈技術，是決策者們的明牌，而絕非盲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