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
《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这么一个桥段——大反派书令吏徐宾，倾尽家财，精研造纸之术。
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纸张大多为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而庞大的帝国、辽阔的疆域、亿万的子民以及随着产生出来的万千信息，需要用纸张去记录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造纸的原材料越用越少，越用越缺。
洛阳纸贵——纸张的开支已经成为了压在大唐帝国肩膀上，不堪的重负。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无从遍寻，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透过一张纸，我们可以窥探从古至今，信息的收集、统计，对于决策者是多么的重要。
消失的人口
无论信息的分析多么详尽，也无论数据的算法多么先进，缺失了信息与数据的收集、统计的决策者们，就像是在棋盘前蒙着眼睛落子对弈。
比如同样是在唐朝中期，国家的税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为土地税，按照土地亩数收取；另一种是人头税，按照每家每户人口数量收取。
这种收税的方法在太平年月是没问题的，田有所产，人有所业，国家有稳定的"税基"。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唐朝中期，从安史之乱开始，前前后后几十年的光景，让帝国的"税基"不复存在。很多田地因为战乱大多变成了荒地，曾经被统计为"应税土地"的田籍成了废纸一张。很多大地主一边借机巧取豪夺，另一边借着买卖各种可以免税的爵位，甚至借助寺庙的免税特权，让自己逃避帝国的征税系统（而这也是唐武宗"灭佛"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土地税收不上来，人头税就更加难以征收了。据记载，"安史之乱"前，帝国统计在册的总人口一共有890万户，包含人口5,300万人，这些人头都是可以给帝国贡献税收的"税基"。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开始，大量人口奔走逃亡，成为了所谓的"流民"。比如：河北的张三因为躲避战乱，举家逃往到了安徽，在那里讨生活。而因为统计手段的制约，在帝国的户籍记载里，这个人就跟凭空消失了一样，成为了税收意义上的"死人"。
这让帝国可以控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滑，"安史之乱"开始后仅仅几年，帝国能够控制的人口数量就只剩下193万户，1,300万人，不到战乱前的四分之一。
而且，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这些没有被战争祸及的，都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无外乎两种人最多。
一是老弱病残等没有能力逃跑的。
二是在当地有自己关系网，甚至私人武装力量，可以免受战乱波及的特权阶级，而这些人往往也根本就不在帝国的征税人群范围之内。
所以根据《中央帝国财政密码》这本书里引用的数据来看，当时的唐帝国，可以征收人头税的对象只有可怜巴巴的76万户，237万人。
在消失的土地和消失的人口共同作用下，深陷战乱的帝国从此陷入了：被打——收不上来税——没钱——接着被打的死循环里。
"盛唐之说"就此，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富可敌国的十三行
1793年夏天，来自的英国的乔治·马戛尔尼被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到中国，名义上是给当时的乾隆皇帝祝寿，庆祝他老人家八十三岁生日快乐。
其实，这并不是马戛尔尼伯爵的真实来意。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替万里之外的大英帝国全方位了解、评估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另一个目的，则是希望用贸易，敲开庞大的中国市场。
但是他失败了，在受纳了伯爵带来的那辆精美的马车之后，乾隆皇帝一句"不合体制"，就当面拒绝了两国贸易往来的请求，并且进一步压缩了从明朝就已经开始萎缩的贸易规模。
早在康熙年间，清朝就批准了四个口岸作为通商之地，粤海关（广州）、闽海关（厦门福州）、浙海关（宁波）、江海关（松江，今上海）。
而八十三岁的乾隆，一纸命令就关闭了其余三家，只留下了粤海关一家。也就是从那之后，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被限制在了广州西关一片狭窄的地带之上。
这也造就了河岸边，处于东西方贸易链条垄断地位，广州十三行的传奇。
十三行，其实并不是只有13家，这个称呼来源于第一批申请在册商家的数量。而之后，它指代了所有官方允许其垄断贸易的商号。
在清朝，贸易的开展是不允许直接进入到国内的，简单来说，所有的贸易货物必须卖给十三行的商家，然后由他们负责再销售到中国各地。
十三行商家外表看上去只是贸易经销商，其实他们是拥有多重身份的，比如他们还担当了海关官员（负责关税的厘定征收）、外交官（负责与洋人接洽一切事务）、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等。
这让他们拥有了制造所有不对称信息的巨大优势，也让他们从一两两的茶叶、一套套瓷器、一匹匹丝绸中谋得了巨大的利益。
比如当时十三行里贸易量最大的怡和洋行，它的主人名叫伍秉鉴，有两个细节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个商人的富有程度。
珠江南岸他的住所——伍氏花园，据说中庭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河，其规模堪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另外，根据他自己的商号，在1834年一次对内的审计统计，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总计共约二千六百万墨西哥银元，而当时的美国首富，身价也仅仅为七百万墨西哥银元。也正是因此，当代很多学者称伍秉鉴为当时"很可能的世界首富"。
不同于当代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十三行的财富积累并不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而是完全来源于清廷的垄断授权，因为高高在上的清朝不屑于与洋人做贸易。但是，尤其是到了后期，又看到了贸易带来的种种好处，所以让十三行的商人们替代出面，一方面落下好处，一方面也没失了体面。
而十三行也没有辜负圣恩，在向上供奉关税税收、缴纳各种捐供俸禄的同时，也没忘了在账目上、价差上、损耗上、甚至货品上极尽所能的追逐利润。
我们历史课里反复被提及的鸦片，也是那个时期，十三行为了利润与英国人暗通款曲的产物之一。
所以，除了数据、信息的统计问题，决策者们也时常受困于执行者的欺上瞒下、刻意掩盖。
区块链
2019年10月25日，中国大小媒体都在关注同一条新闻：
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随后，A股市场上涉及到区块链概念的股票集体鸡犬升天。就连沉沦已久的比特币，也跟着重现了小阳春，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
中国要发展比特币了！谣言因此而生。
但是当我们回顾了从唐朝开始的，决策者们面对着的"统计困境"，又当我们了解了区块链的最大特点：不可篡改之后。
我们是否还会依然觉得这是对于比特币的利好消息吗？
比特币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未受到官方的承认，就是因为它把不可篡改的技术应用到灰色经济、黑色经济以及其他不受监管的经济地带，它让"价值"存在于官方之外。这会是任何一个官方可以接受的吗？
显然不是，中国的区块链之路，是要像徐宾说的那样，用低成本的"纸张"，源源不断地统计着唐宋元明清——历史上任谁也无法统计清楚的数字，避免任何类似"十三行"的商家篡改、隐瞒、虚报，让最真实的信息、数据，展现在决策者眼前。
区块链技术，是决策者们的明牌，而绝非盲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