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增强农业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分工视角分析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总结归纳了现行产业链延伸型、高新技术融合型、农业多功能拓展型和农业产业集聚型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并从作用机理和利益联结机制的角度,探讨了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受到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经营主体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影响,要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多种形式农村新业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政府政策支持。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自从提出以后,以“农村产业融合”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从产业融合的概念演变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提出了产业融合的思想,欧洲委员会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2];日本学者植草益从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定义产业融合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3]。产业融合概念早期是发生在信息产业和传媒之间的融合,没有涉及农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提出了“六次产业”发展理念,被认为是农村产业融合的早期概念。21世纪后,我国学者逐渐开始探讨农业产业融合。姜长云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通过农业社会化生产各个环节,实现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在农村融合渗透与交叉重组,能够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并且必须是至少具备“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其中一种特征[4]。苏毅清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定义为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进行融合,所诞生的新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和产业形态[5]。马晓河则认为是农村产业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农产品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有效整合、实现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产业融合[6]。(2)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类型和路径。依据产业融合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类型和路径也不尽相同。郭军从产业链视角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包括产业整合型、产业延伸型、产业交叉型和技术渗透型等类型[7]。陈学云从六次产业概念中的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得到启示,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分为“工序性融合”和“结构性融合”两大类型[8]。在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的路径上,孔祥智认为应通过培育经营主体,来推进农工商融合协调发展[9]。姜长云认为通过延长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等方式,着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和农村服务业发展质量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点[10]。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发展类型与路径的理论论证上。一方面,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提出和发展时间不长,在产业融合理论和联动机制上尚缺乏统一认识,不能系统地指导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践。另一方面,在农村产业发展中,农业产业结构失衡、经营主体组织带动力不强、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等现象还较为突出。此外,对目前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需要进行总结,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了哪些模式?这些模式为何能成功?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地怎么根据当地农业资源、区位条件选择合适的融合模式?这些都是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从社会分工的视角探讨农村一、二、三产业理论基础、基于发展实践来分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实现模式,探讨融合模式的作用机理和利益联动机制,解决农村一、二、三融合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和“为什么”能顺利推进的问题。以期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动力。
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
(一)理论基础:基于社会分工视角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生产出现了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从经济发展中分化而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又不断促进细化的专业分工出现。现代产业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基础,社会分工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
社会分工与产业发展。社会分工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是如何产生的,认为“分工只要在每一种工艺上能够被采用,就可以按比例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增加”[11],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由于分工能够促进利润增加,因此对利润追求的结果就是促进产业的分立发展。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交换需求导致了分工的出现,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农业生产中正是因为不能采用完全分工制度,导致农业较低的生产力[12]。分工往往受限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大小又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分工与产业相互融合促进,产业发展能够扩大市场交易规模,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13]。
社会分工与产业融合。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发展,认为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合作,并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4]。“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协作,他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14] 协作能节约非生产费用,即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的分工合作理论为产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产业融合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原有产业边界发生部分重叠和交叉基础上进行重新分工。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产业之间的边界和分工逐渐消失,产业融合后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在新的产业内部,分工进行了扩大增加[15]。产业融合是产业分工模式的一种,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
(二)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
从产业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不同产业之间具有层次递进的关系,而连接这些产业间的纽带就是技术创新。从历史上看,每次技术革命都将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阶段,打破原有边界,与不同产业进行融合,出现了新的产业形态,产生了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主体[16]。同时,政府会进行制度创新来减轻原有产业发展的制度约束,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变革,保障新业态与农业的融合发展。由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市场、经营主体、制度4个方面。
首先,产业融合的前提是技术创新。近些年尤其是以5G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创新,成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生驱动力。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农业功能和农业产业体系的领域范畴,突破了产业的边界,使得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成为可能[17]。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推动农业生产分工细化,产生出新的经营组织形式,与其他组织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促进农村产业之间的融合[18]。例如,农业栽培技术的创新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科技与农业生产的融合。现代自动化科技与农业相结合,可以控制农产品的生长环境,促进设施农业发展。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将原本没有价值的龙虾外壳提取具有医药价值的原料,生产一系列衍生产品,并推动农业与医疗、保健、卫生等多个产业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仅是体现在产品生产方面,将信息化管理应用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整个社会化生产服务过程,运用数字信息化来建设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也是农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的突出表现。
其次,市场需求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外部引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农产品和服务也上升到更高层次、多元化的需求。这要求农业不再是单纯提供初级农产品,还要提供复合型农产品,来不断满足市场需求[19]。例如,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愿意去购买加工精美、符合自己快节奏生活的农产品,并愿意为此支付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对农产品的要求也从注重数量转变到注重质量、口感、外形等。一方面,这种转变促使农村一产与二产相融合,种植养殖业与加工制造业相融合,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另一方面,现代都市人们工作压力的增大,对休闲娱乐、健康养生提出了较高要求。这类市场需求要求农村一产与三产相结合,推进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再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新型经营主体。一方面,农场主、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发展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分享农业产业融合带来的收益。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联结市场和农民,通过构建农业合作组织来对抗农业自然风险、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产品和服务商品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中的经营主体通过合作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达到规模生产,获取范围经济。同时,经营主体通过产业融合进行多元化、多产品经营,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在我国农村,经营主体从传统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中获取规模效益比较困难,而通过产业融合,经营主体能够直接得到规模效益。例如,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中将传统农业种植养殖业与旅游服务业相结合,农产品直接从田头到餐桌,减少产业链中附加值的损失,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农民直接获取内部化收益。另外,现代先进技术引入农业生产,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现规模化种植养殖,从而获取规模效益。
最后,制度创新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外部保障。产业融合出现的主要原因除了技术创新,另一个就是经济管制放松。传统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投资时间长收益慢的特征,导致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较低。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转变,农业上附着的原有社会属性和制度框架逐渐被打破,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驱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实现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分工内部化,才会持续地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20]。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财政、法律、税收等政策,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推进如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等农村改革。这些制度解除了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束缚,促进农村土地的经营权顺利流转,推动农村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资源配置,与其他要素资源整合重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三、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
(一)形成多元融合模式
在实际农村工作中,各地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进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主要形成以下4种模式。
1.产业链延伸融合模式
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中心,根据企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向产业链前后延伸,形成产业链较为齐全的现代农业产业,实现产业内部协作和循环。该模式主要适用于传统农业主产区,即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传统的农业种养殖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提升产品质量[21]。
该模式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产业链顺向延伸融合。以农业生产为源头,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方向延伸产业链的融合,连接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以及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实施主体,延伸立足于本土农业的产业链,挖掘当地农业产品的价值,扩大资源要素的整合,构建农业价值链,提升农业产业增值能力。例如,安徽黄山王光熙松萝茶业股份公司是集茶业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企业,是中国茶业行业百强企业。拥有6.5万余亩原料生产基地,1.6万吨产能。2010年,该公司联合黄山市松萝茶业专业合作社等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休宁县10家茶叶种植的家庭农场,组建茶业经济联合体。该公司投资组建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扶持合作社对茶业主要原料建设清洁化基地加工厂,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茶农”的运作方式,提升茶叶加工水平,保障产品质量。此外,该公司不断拓展茶叶的观赏和文化价值,对茶园基地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改造,将其打造为集生产、休闲、观光于一体的高效生态茶园,新建了松萝茶文化博览园,培育了休闲、观光农业新业态。近几年,在公司扶贫互助社的资助下,周边村也陆续发展了20余家休闲农业,休闲养生农家乐等新业态带动周边茶农增收,茶农人均收入年增2 000余元。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打造物联网信息平台,推动茶叶互联网化发展。
其二,产业链逆向延伸融合。农业生产中,从事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扩大生产加工规模,建立优质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原料基地,以保障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质量。农业龙头企业通过运用新技术,与农户进行密切合作,按照农产品生产加工的质量要求,应用先进的理念和农业科技来管理农产品原材料生产,提升种植、养殖农户生产和管理水平,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提高品牌效益。例如,强英鸭业集团成立于2004年,成立前期以繁育种苗、鸭禽加工为主,在农产品养殖加工的过程中不断向产业链条前端延伸。2012年集团联合养殖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成立联合体,不断扩展产业范围,延伸为鸭繁育、养殖、加工产业链,集团成立分队分别负责鸭舍建设、养殖技术服务、农产品回收等工作,为养殖户提供全程标准化服务,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的运作模式。集团通过合作社或直接组织农户养殖种鸭、肉鸭,通过“五统一”“三会”“二队”“一中心”1联合农户和家庭农场,提供技术服务,提高农产品质量,解决农户贷款困境,实行风险互助,抱团抵抗市场风险。联合体吸纳20个农民合作社和80多个家庭农场,带动了周边养殖户4 000余户,解决当地1万余劳动力就业。同时,加快发展了农村经纪人和运输专业户,带动养殖户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专业养殖户年均利润可达10万元。目前,该集团成长为全国最大的祖代鸭繁育基地,国内市场份额迅速达到1/3以上,集团已发展成为集种鸭繁育、孵化、养殖、销售、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牧企业,是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通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体验农业等形式,开发农业文化、教育等内涵,形成乡村旅游与康养、研学等结合的新业态,激发新的消费市场,提升农业产品的价值,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统一发展。这种模式也称为产业交叉融合模式,特点是利用社区管理的理念,培育特色化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融城镇化和现代服务农业为一体,着力于拓展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空间。该模式属于现代都市农业的范畴,主要适用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较好,交通便利的地区,一般选址在城郊,利用都市农业的发展特征,推进社区支持农业形成的新型业态,重新整合产业资源,重组农村产业之间的关系。
例如,三瓜公社于2015年9月开始规划建设,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设计理念,对农村原有村庄样貌、农业资源、人力进行整合,致力于发展体验农业,注重农村原汁原味的体验效果,重塑生态、重塑产业、重塑农民。打造了南瓜电商村、冬瓜民俗村、西瓜美食村,形成了民俗文化、农产品种养、生产加工、物流、餐饮住宿等产业集聚融合发展区,涵盖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多种业态,初步探索了一条农旅、商旅、文旅“三旅”融合的产业发展路径。2018年游客接待量达700万人次,年实现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通过项目对接广域市场,带动了周边12个村庄的发展建设,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近400余个,充分调动起农民就业创业的生产积极性,截至目前人均增收达到5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增长200%。利用京东、淘宝等全渠道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产镇结合、电商产业基地打造等多种措施捋顺电商全产业链。2019年,三瓜公社作为全国十大经典特色小镇向全国推广经验。
3.高新技术融合模式
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进行渗透、扩散,改造、升级现有农产品和经营机制,实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技术溢出的带动作用,增加农产品价值,促进现代农业发展[22]。这种模式也称为服务引领型融合,特点是利用先进技术产业属性,采取“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加强同电子商务等平台合作,形成“互联网+”“生物技术+”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含量,推动农村产业升级。该模式主要适用于生态资源丰富区,即农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但由于交通、区位因素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地区。例如,安徽绩溪县采取电子商务平台方式开发“聚土地—订制私家农场”(以下简称为“聚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组织土地规范运转。先将流转村、镇有意愿的农民土地集聚成规模,再将土地以一年为期限按面积在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有当地农民代为耕种,购买期内全部农作物邮寄到买家,并同时享受景区和住宿的优惠。这种“互联网+农业”的方式带动了当地休闲旅游业,拓宽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农业效益。在项目运行中,电商与专业合作社分工合作,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引进了一批电商和农业龙头企业参与项目,既延伸了产业链,又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聚土地”项目的实施,既盘活了当地土地和农村闲置资源,又带动了农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2018年,绩溪县乡村旅游接待旅客达到1 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亿元,有力地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4.农业产业集群型融合模式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以优势特色农产品种养基地为支撑,加工业、流通业和服务业等上下游产业集聚,空间叠加,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新的商业模式,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这种模式利用其独有的自然区位优势,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进一步融合发展休闲旅游和观光农业。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生态资源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其特点是具有产业集聚性,集约程度高,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能够有效地推进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推动农民就业增收[23]。该模式主要适用于生态资源脆弱区,即生态资源具有制约性短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高山、高寒地区等。例如,岳西县利用其高山地理优势,在高海拔的冷凉山区大力发展茭白产业,利用上市时间差进行反季节销售,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岳西县是中国最大的无公害高山茭白基地,2011年,岳西茭白被列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岳西县主簿镇(高山茭白)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如今岳西县茭白种植面积达6万亩,被称为“中国高山茭白之乡”,已有4.3万人通过发展茭白产业实现脱贫。2018年,当地1.67万户贫困户通过种植茭白,户均增收5 920元。当地合作社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按照“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带动农民规模化种植茭白,进行收购,保障了原料质量和农民收益。同时,当地合作社引进农业科技公司,在生态蔬菜品种筛选、栽培技术、品牌建设等方面深入协作,帮助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2017年,岳西县推动茭白产业与旅游相结合,举办茭白文化旅游节。在做大做强茭白产业的同时,不断向后延伸产业链,开发农业观光旅游资源,打造县域农业旅游、休闲农业,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二)现行模式经验总结
通过调研分析,这4种模式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主要是做到了以下几点。
1.促进要素链接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以外,还包括技术、信息和管理。产业融合就是将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再整合,通过内部分工来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最终形成品牌效应,保障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优质优价和销量。在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经营主体是核心。龙头企业为农户和家庭农场提供技术和供销服务,开展技术培训,形成规模生产[24]。合作社等专业组织主要是专业化服务,提供市场、信息和金融知识培训,负责农业生产中的耕作管理、农产品疾病防控等方面,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获得规模效益。如,强英鸭业集团根据生产的目的和市场需求,通过建立产业联合体整合要素资源,统一配置资源。在产业联合体内部,通过专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鸭苗成活率;在产业联合体外部,建立统一销售渠道,形成统一市场价格,共享品牌效应,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产品效益。绩溪“聚土地”项目把互联网的多重要素,包括技术、基础设施、渠道、媒体与农业进行全面融合,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绩溪县政府引导电商与合作社、农民联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电商负责平台和营销,合作社负责订单生产和生产指导,农民专注于特色农产品种植的分工格局,推动项目高效运行。
2.推进产业联动
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紧密联结,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专业分工,农业生产向加工、运输、流通、休闲旅游等环节延伸,形成优势产业集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益。如,黄山王光熙松萝茶业股份公司通过联合农户、合作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建立了“B2C+C2C” 的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形成了一个茶园基地、生产加工、产品销售、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通过传统市场和互联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放大了新业态的发展空间。绩溪县在“聚土地”项目中,采用“互联网+休闲农业”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户从事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旅游服务等产业,拓宽了产业经营范围,延长了产业链。强英鸭业集团在打造全产业链过程中,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户发展肉鸭养殖、种鸭培育等产业,实现加工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反哺,促进农业发展。三瓜公社将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形成以服务为主的现代都市农业产业链。在这些融合模式下,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更为密集,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得更为紧密。
3.增进利益联结
随着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推进,参与其中的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由之前的带动、引领关系逐步转向相互融合、共赢发展的利益联结关系。各经营主体通过契约、合同等方式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营共同体。在产业链延伸融合模式和农业产业集群型融合模式中,以龙头企业为主导,通过合作、入股的方式把农户和经营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共同体。农户按照企业订单生产,接受企业技术和生产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并能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达到利益共享,风险同担。为保障农户利益,龙头企业跟农户签订长期合同,通过技术培训,免息贷款、带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黄山王光熙松萝茶业股份公司实施茶叶生产“五统一”2和二次返利,对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实施订单收购。同时,通过互助资金借贷(贫困户和社员的利率分别为基础利率的25%和50%)和龙头企业的特助措施,帮助贫困茶农脱贫,给予社员金融支持。联合体还制定了财务管理、收购营销、互助资金运行、订单收购、利润返还、互联网信息共享等规章制度,保障利益分配机制有效运行。在安徽绩溪“聚土地”项目中,农民从特色农产品种植、销售收入、农家乐经营中得到收益。此外,流转土地的农民除了获得土地流转费用,还可以获得50～70元/天的务工收入。
4.强化制度支持
农业产业集聚需要政府制度的保障,而相关制度支持也加速了产业融合进程。岳西县茭白产业具有明显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制度推进,进行优势产业的空间叠加,形成优势产业集聚,加速了产业融合。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一村一品”和特色小城镇的建设有力地增强了空间的集聚和产业关联,有效提升区域整体竞争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制定落实专门政策以促进茭白产业化集群的发展,政策涵盖了土地、金融、人才等方面。实施内容主要包括:一是金融支持。由政府出面协商,2004年,主薄镇信用社建立了茭白发展专项贷款,安排贷款指标,向发展茭白农户发放贷款。二是保险业务。2008年,岳西县将茭白列入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目录,由县政府承担主要保费。至2019年年底,县财政累计投入茭白保险补贴452万元,累计投保面积达18万亩。三是促进和规范土地流转。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土地大面积顺畅流转,扩大茭白的生产规模,强化茭白专业化生产。四是培育农业人才。在茭白产业发展初期,组织农民学习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培养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能人,为后期的“一村一品”发展茭白产业储备人才。
(三)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虽然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由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高新技术要素配置不当
高新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需要人力、技术、资金的配置相匹配,而实际发展中要素配置往往不到位。一是我国农村人才流失严重,缺少技术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二是农业科技普及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地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不到位,技术推广效果不明显。三是企业技术装备整体水平不高,科技研发能力不强。企业普遍缺少科研创新经费支持和技术信息服务,获得政府资助的研发资金较少。安徽省约60%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装备较低,超过50%的企业缺乏产品研发能力,副产品加工利用比例更低。究其主要原因:首先,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缺少科技创新联盟的平台;其次,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政策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
2.农村三产融合程度较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一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模式主要是产业链前后延伸模式,而农业多功能拓展、高新技术融合和农业产业集群型模式数量较少。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一产发展数量较多,范围较广,“种植+加工”“种植+销售”的模式相对成熟,因此农业产业融合多发生在一、二产业之间和一、三产业之间。同时,这也导致了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不高,且多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二是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与农户的联结不够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参与形式较为单一。在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农民与企业地位不对等,常处于弱势地位,主要原因是各经营主体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经营主体之间的融合不够,产业内部分工不明确。
3.农业功能拓展不充分
当前农村休闲旅游业多集中在采摘观光、农家乐等形式,且存在数量多、规模小、层次低的问题。多数休闲农业经营项目单一,服务内容重复,缺少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农业与康养、教研、文化相结合的模式较少,农业价值挖掘不充分,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农业产品开发缺少创意,难以满足多元化、高品质的市场需求。
4.经营主体能力不强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但在实际中存在着融合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带动引领作用不突出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参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还较弱。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较松散,运行机制不健全,家庭农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其规模和组织能力还达不到引领带动的要求。
四、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以农业企业为依托,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集科研、推广、应用为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25]。加大农业科技研发,聚焦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化、食品农产品深加工等农业科技创新工程,进行科研攻关。健全农业科技推广平台,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建设,提高农业科技的普及率。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一方面增加资金投入总量,提高农业科技企业研发的财政支持比例,支持科技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优化投入结构,投入资金逐步向产前和产后倾斜,侧重于培育优质、高效农产品。培育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型人才,通过实施收入奖励、股份分红等激励政策支持个人参与农业科技经营活动。
(二)整合当地农村自然资源,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新业态和商业模式
有效集聚和整合农村的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充分激发各类要素和主体的活力,加大农业产业链延伸和横向拓展,发展多种模式的农业产业链。对于传统农业强大的地区,充分发挥企业引领、专业合作社的组织作用,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综合服务业;发展“互联网+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有效的产业融合模式。对于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注重将特色产业与生态资源相结合,传统地方特色文化与农村生产形式相结合,红色革命文化与当地旅游资源相结合,进行培育壮大,打造知名品牌。
(三)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产业融合主体多元化
通过强化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政策,培育技术领先、带动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积极参与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培植龙头企业技术和品牌优势,增强实力,使其发展成为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吸引外商、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入农村产业化领域,利用农村资源发展多种经营。鼓励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之间开展资产股份合作经营,通过引入协作资本、出售股权、租赁经营、转让技术等形式吸收外来资本和技术,拓宽合作、发展渠道。
探索不同模式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明确经营主体和农民的权益。加强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提高产业融合程度。依托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链等进行广泛的合作。建立多领域的农业联合体,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明确各经营主体的产业分工,进行产业合作。采取订单、利润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农民与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合同中明确农民利益的条款,增强农民的话语权,提升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的权益。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制度供给
完善财税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农产品流通等涉农领域扶持政策,建立统一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促进政策。设立农村三产融合财政专项奖补资金,推进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进品牌建设,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激励机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设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金,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资金和金融支持。加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地确权制度的执行力,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推动力。
作者简介： 许红(1975—),女,安徽宿州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机制创新研究”(18BJL087); 合肥市软科学项目“合肥市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研究”(2018030);
来源：开发研究. 2020年04期 第110-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