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舊文重讀:本文系賈康先生在財政部黨校學習黨史和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體會(1992年)。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我們黨歷史上的興衰與成敗,勝利和挫折,與“左”、右傾兩種錯誤的不斷產生和不斷被克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黨史正是一部幫助我們深刻認識兩種錯誤傾向、以求較好地把握今後奮鬥方向的活生生的教材。小平同志“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克服兩種錯誤傾向,搞好改革開放的指針。

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要強調“主要是防止左”呢?為認清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一看黨史,二看現狀。

一看黨史。在建國之後出現的失誤中,“左”是主導的方面,次數最多,傷人最多,損失最大,為害最烈。

“左”的錯誤:1、在政治路線方面,一味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從“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直到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概莫能外。另外,總想超越階段,黨內先後批判過的當時認為“右”的東西,如薄一波、吳波等同志“公私一律納稅”,鄧子恢同志的合作化工作方針,周恩來、陳雲同志“反冒進”,彭德懷、張聞天等同志糾正“大躍進”失誤的主張等,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而與之對立、併成為主流的“左”,都是錯誤的教訓。

2、在思想路線方面,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猖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忽視人類社會文明成果,一直搞到文革的愚民政策,教育斷代,“知識越多越反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淪為反智主義。

3、在組織路線方面,歷次運動整人幾乎整遍了:從知識分子到基層幹部、老幹部、老一輩革命家和開國元勳;“地富反壞右、資本家”株連到親屬和幾代子女;開始當打手的紅衛兵變成後來捱打的“聯動”,造反派變成“五一六分子”,到處清查“叛徒特務”和“裡通外國”的海外關係……涉及多人的冤假錯案至少數以百萬計,被批鬥的人數以千萬計,受衝擊牽連、株連的人要以億計。

4、在經濟方面,其一是忽視、否認經濟建設根本性的重大意義,一再使建設讓位於政治鬥爭,搞“階級鬥爭為綱”的“窮過渡”;其二是急於求成,盲目蠻幹,高指標瞎指揮。如陳雲同志所說:“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1958年以後‘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66頁)

“左”的危害:錯過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尤其是60-70年代,顯著落後於世界發展局面);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大躍進”直接損失1500億元,文革直接損失5000億元以上);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如“大躍進”後全國人口減少,某些地區人口銳減;文革“十年浩劫”中的“全面內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百姓缺吃少穿)。一句話,“左”使黨、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得到的是慘痛的教訓。

當然,儘管如此,我們黨建國以來數十年間領導建設形成工業體系取得的成就,總體上講仍然是十分偉大的。但這也從反面說明,如我們如能少犯些左傾錯誤,成就本應該更宏偉得多。

“左”的欺騙性及其淵源:“左”傾在思想上說,屬於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違反無產階級長遠目標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機會主義錯誤傾向,和右一樣,足以葬送革命事業。但它表面上卻有“革命”色彩,似乎搞過火了,還是“無產階級感情的表現”,頂多是個方法問題,不像右了馬上可以被認明是路線問題。所以“左”傾不易識別,不易根除。從淵源上說,中國作為一個“小生產汪洋大海”的落後國家,小生產者的低素質、農民意識的狹隘限界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左派幼稚病”,都是“左”傾的土壤;數千年專制社會傳統反映到黨內的消極影響,如家長制,個人迷信,一哄而起競表忠心,缺乏民主生活,又形成了“左”傾得勢的重要環境和條件;再加上國際共運中和建國前鬥爭歷史上“左”的錯誤的久遠影響,往往使思想意識上的僵化和組織上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被視為黨內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態,更使“左”根深蒂固,聞風即起。

二看現狀。“左”的積習甚深,稍有氣候就易舊病復發,一些同志的頭腦被束縛,“左”傾而不知其左,貫徹落實“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中央路線,阻力不小。“左”的表現,比如有小平同志指出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又如李瑞環同志講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調動人的積極性,被指責為講抽象的人,“沒有區分好人與壞人,自己人與敵人”;還有田紀雲同志列舉的,以偏概全地認為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瓦解集體經濟的私有化潛行,等等,不一而足。見什麼都要貼“姓社姓資”的標籤,動輒劃線站隊、上綱上線,把運行機制當根本制度,只知個性不知共性,這樣的偏差傾向幾乎隨處可見。此外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實際權衡是:大話、空話、假話、套話、官話說得再多,一般也“無傷大雅”,照樣是“好乾部”,但往往剛要說一句實事求是的真話,就得發揚“五不怕”精神,就成了“問題人物”;如果充當一個只在嘴上說“四個堅持”而不做實事的空談家,毫無風險,但想要真幹事情,稍一涉及改革開放中的探索和開拓,就要擔很大風險,很可能“吃不了兜著走”。這種狀態,當然普遍地助長了“寧左勿右”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不良心態。

因此,警惕右而主要防止“左”,在新時期成為十分重大而複雜的任務。小平同志的概括可說是言簡意賅,語重心長。我認為,領會其中精神實質時,必然要涉及到理清如下一個關係,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

反和平演變具有毫無疑義的重要性,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終在人類歷史上“誰戰勝誰”的問題,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不是“運動”,而是發展經濟。列寧早就十分清晰地說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關鍵就在這裡。”(《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6頁)這已經異常鮮明地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命運的關鍵性問題之所在:首先在落後國家建立起來的這個制度,必須依靠創造出更高的生產率來戰勝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有最終戰而勝之的希望。列寧的論述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

從實踐經驗看,經濟發展了,生產率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主義優越性體現出來了,才能有力地反和平演變,才能真正做到四個堅持。十餘年間深圳和廣東沿海那邊老百姓先偷渡、後迴流的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改革十年後,在蘇東鉅變中社會主義的中國巋然不動,繁榮穩定,更雄辯地證實了這一點。

如果要從理論分析的角度多講幾句,那麼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扭住不放,既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也符合在落後國家趕超世界發達水平的歷史客觀規定性。搞好經濟建設,一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最基本的途徑;二是團結、教育、激勵廣大群眾的最有凝聚力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三是趕超發達國家,最終解決“誰戰勝誰”問題的最實質性的法寶;一句話,是反和平演變的根本保證和最主要手段,所以它是中心,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以它為中心。

如果反過來,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要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麼我們在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必然又是落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軌道,日趨被動;天天務虛,無心務實,實際上是落後捱打、自取失敗之道。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要通過改革來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革除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弊端,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通過開放來吸收借鑑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科學管理經驗,以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踏步地跟上時代。“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對改革開放是一條精闢的戰略層面的指導方針。

同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還要全面準確理解小平南方談話精神,在加快發展速度的同時,防止在經濟建設上出現新的一哄而起的“左”的盲動傾向,堅持在效益前提下提高速度。這才是真正貫徹了實事求是方針,也應成為“防止左”的一項內容。

(科研所賈康)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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