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倭寇，大多數中國人都很熟悉，有明一代，倭寇成了危害中國東南沿海安全的重大隱患，而明朝也湧現了一批抗倭的著名人物，其中尤以戚繼光最為著名。那麼，這些倭寇從哪裡來？形成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思考。
倭寇真的都是日本人嗎？
倭寇幾乎貫穿整個明朝歷史，但是倭寇最為猖獗的時代恐怕非嘉靖年間莫屬，史稱“嘉靖大倭寇”，也有 “後期倭寇”之說。
在搞清楚倭寇的起因和對策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明白什麼叫做倭寇？根據《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倭寇”詞條，倭寇是指“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但是真的就是這麼簡單嗎？恐怕未必。
因為倭寇這個稱謂直指日本，所以日本方面對“倭寇”也有很多的研究，我們可以先看看作為“當事人”的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倭寇”的。
日本著名的明史專家山根幸夫在其著作《明帝國與日本》中就曾經談到“後期倭寇”這個問題，他提出了兩個主要觀點：一、後期倭寇並非全部是日本人， 而且甚至倭寇的主體都不是日本人，而是明朝的中小商人階層；二、倭寇的最高領導人並非日本人，而是一箇中國人——徽商出身的王直，他要求廢止“禁海令”，為了追求貿易自由化而進行海上走私貿易。
明《倭寇圖卷》
日本的倭寇問題專家田中健夫為《日本史大事典》撰寫的“倭寇”詞條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客觀地瞭解這個概念，他如此寫道：
“在朝鮮半島、中國大陸的沿岸與內陸、南洋的海域行動的、包括日本人在內的海盜集團，中國人和朝鮮人把他們稱為‘倭寇’。”
田中健夫的“倭寇”定義給出了三點信息：首先，倭寇的活動地點是“朝鮮半島、中國大陸的沿岸與內陸、南洋的海域”；其次，其主要人員組成是“包括日本人在內的海盜集團”，主體是海盜集團，而日本人只不過是“包括在內”而已，肯定還有很多其他國籍或者民族的人；最後，“倭寇”這個稱謂是中國人和朝鮮人特有的稱呼。其中，第一點和第三點，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沒有異議，關鍵的分歧在第二點。
那麼中國學者又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廈門大學教授林仁川在《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提出這樣一個結論——“倭寇”的首領及基本成員大部分是中國人，即海上走私貿易商人。王守稼在《嘉靖時期的倭患》中則說得更加直白——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團稱為“倭寇”，王直集團也故意披上“倭寇”的外衣，以讓明政府有所忌憚，實際上所謂的“真倭”才是真正的日本人，只不過他們是受僱於王直，相當於“僱傭兵”。
除了中國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外，在中國的史料和史籍中也有很多關於“倭寇真相”的記載，我們略摘錄一二，可以讓大家更加全面地瞭解倭寇這個概念。
《明史·日本傳》中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十之七。”所謂“真倭”是指日本人，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真倭”的數量的確是佔少數，與現代學者的研究吻合。但是，關於真倭和從倭的主從身份，卻似乎是日本人為主導。但是在《明史·日本傳》的另一處記載，卻又有著不同的表述：“海寇每船約二百人，首領大都為福建及浙江溫州、台州、寧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為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
所以，綜合古今中外歷史學者的研究，所謂“倭寇”基本上可以確定是以中國海盜為首、日本人為從的海盜集團，這和大多數人認為的“倭寇”特指日本人是不同的，當然，這裡所說的“倭寇”是指明朝時期的“倭寇”。
倭寇的形成原因和對策
那麼，既然倭寇是中國人為主的海盜集團，那麼這些所謂的海盜集團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朝時期的海盜，實際上是海盜和海商的集合體。
明朝嘉靖年間人唐樞在回答浙直總督胡宗憲的諮詢時，一語道破了當時海盜猖獗的原因：“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在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
而萬曆時期，福建長樂人謝傑對倭寇的分析則更加直觀，他認為“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因為這些地區人口眾多，但是土地卻大多以山地丘陵為主，所以物產不足以養活這麼多人口，他們只能夠以番舶為利，即通過海上貿易養活家庭，宋、元兩朝泉州、漳州等東南沿海港口海外貿易十分之發達。
宋泉州市舶司遺址
但是這一切在明朝時期卻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後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與海外各國交往，原本元朝非常發達的海上貿易便遭遇了滅頂之災。自從洪武初年頒佈禁海令之後，明代各朝都堅持執行禁海令，隨著時間的久遠，民間的海上貿易也有鬆動的跡象。
但是到了嘉靖年間，禁海令又重新嚴格起來，“嘉靖初，市舶既罷，流臣日嚴其禁，商市漸阻。”而無法通過海上貿易生活下去的海商們自然就轉變成了海盜，“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既然找到了倭患嚴重的原因是“海禁”，那麼其對策則迎刃而解，正如治理洪水一樣，不宜堵而宜疏，所謂“堵”就是繼續執行海禁令，而使用武力剿滅倭寇，而“疏”則是開放海禁，“市通則寇轉為商”。那麼明朝的統治者是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關於開放海禁的爭議
既然找到了“倭寇”的根本原因是海禁，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是否通過開放海禁徹底解決這一困擾明朝東南沿海多年的難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似乎顯而易見，但是在當時，要將這個問題想明白，並且完整地闡述出來並不容易。好在中國在任何時代都不缺乏這樣的有識之士，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總督胡宗憲的幕僚唐樞對此就有著一篇重要的論述，記載在《論處王直奏情復總督胡梅林公》，他主要闡述了一下幾點開放海禁的有利之處。
胡宗憲像
第一，招撫王直、開放海禁，可以利用王直在東南沿海的勢力對其他的海盜或者“倭寇”勢力起到“以夷攻夷”的功效，而且王直本人就是東南沿海最大的海盜勢力，如能招撫他，就已經解決了心頭之大患。
第二，“商道不通使商人轉而為寇”。中國與外國之間各有物產，而各自都需要對方的特產作為自己生活和商業的補充，所以自古以來，貿易很難斷絕。東南沿海人民自古以來有著海洋貿易的傳統，很多人以海上貿易為生，而明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為市”，使得百姓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貿易牟利，最終只能走私為生，成為了海盜，“海禁愈嚴，賊夥愈盛”。如果開放了海禁，百姓們可以自由貿易，自然沒有人會去鋌而走險做海盜了。
第三，開放海禁，有利於政府收稅創收，唐樞在文中寫道：“開市必有常稅。向來海上市貨暗通，而費歸私室。若立官收料，倍於廣福多甚。”唐樞認為一旦開放海禁，官辦海上貿易之後，官府可以從中抽稅，這將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否則這部分收入都歸私人所有，從財政上來說，於官府不利，而且又增加了海盜的額外風險。
第四，“使有力者得以從商，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世間百姓從事何種職業，原本並無定數，但是他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且他們總會追隨先行者，所以當有人因為海禁而不能靠海上貿易為生、最終鋌而走險從事走私貿易的時候，他們也必然會追隨前人，走上同樣的道路。如果能夠使那些有能力的人得以從事正常的海上貿易，那麼那些追隨之人也必定能夠安於本分，不至於冒險從事如此危險的事情。
此後，有不少其他的有識之士也提出了相近的見解。
嘉靖三十九年，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向朝廷提出關於海防的建議，其中第三條“圖海外”，便主張“招赦逋逃”及“宣諭日本”，所謂“招赦逋逃”是指對海盜實施招撫的政策，而“宣諭日本”則是指恢復日本的朝貢制度，使日本能夠通過正規途徑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物資，而不必通過海盜和走私等犯罪行為。唐順之還提出了另外一條——第六條“復舊制”，則是主張恢復明朝初年的市舶貿易的舊制，“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這一條比第三條更加前進一步，直接點出了開放海禁的必要性。
嘉靖四十三年，胡宗憲重要的合作伙伴、福建巡撫譚綸也給嘉靖皇帝上奏摺，其中有一條建議便是“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
可見，有識之士的意見基本一致，就是要開放海禁，讓沿海人民能夠通過正當方法謀生之後，那些“海盜”和“倭寇”就沒有後續的“兵源”了，也沒有存在的土壤和空間，這比耗時耗財的圍剿要經濟得多，也有效得多。
經過眾多有識之士的建議，明朝終於在隆慶年間開放了海禁，據《東西洋考》記載，“隆慶元年，福建巡撫徐澤民上疏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朝廷允准。”
伴隨著海禁的開放，以及王直等海島頭領的被殺（原本準備招撫），東南沿海的“倭寇”也逐漸式微，最終消失，到了明朝末年，倭寇已經幾乎不再被提及，明朝的外部危害從東南轉移到了東北。
參考文獻：《明帝國與日本》、《日本史大事典》、《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東西洋考》、《晚明大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