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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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墨記緣——我的收藏三十年》 方繼孝著

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方先生所贈毛邊本,從自序中可知,本書講述的是25個作者親歷的故事,這些故事講述的都是作者收藏近現代名人手札、手稿和照片的過程。閱讀本書,讓我不但體味到了作者對於這些藏品之愛,同時也讓我瞭解到任何一份有價值的收藏都需要有多個元素的因緣際合,比如作者對某類專題的喜愛,作者所具有的知識素養,作者所必備的經濟實力,以及上天賜給作者的機會等等。


我有幸參觀過方繼孝先生的書房,在那裡看到了他所珍藏的名家手札,同時也聽到他講過一些藏品來源的故事,但畢竟時間有限,有些故事來不及一一詳述。而今讀到他的這本新作,書中的一些敘述,讓我瞭解到他所藏之品的來龍去脈以及相關的細節。


方先生的堂號名雙序齋,而本書中有一篇文章講述的就是雙序的來由,這個故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月壇郵市講起。那個時期以及之後的十幾年,月壇郵市乃是中國最大也是最有名的郵票市場,我曾經也有集郵之好,故去過月壇郵市許多回,在那裡見證了不少郵商是如何從擺地攤到發跡的全過程。那時的方先生也對郵品感興趣,但他的重點是收藏名人簽名封。


關於關先生藏簽名封之事,多年來我一直有個疑惑,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因偶然的原因,我認識了一位集郵愛好者,時間不長,他告訴我說,有一人藏了很多國家領導人的簽名封。某天晚上,此人帶我來到了那位朋友家,果然在那裡看到了大量的簽名封。然而那時我總覺得簽名的這些人名頭雖然很大,但是跟那些封的關係卻不大,可能是這個原因,我沒有跟這位朋友再去此人家看過藏品。匆匆一面,對於我這種臉盲的人而言,那位藏家也沒給我留下印象。


大約是2003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了首屆藏書家展,當時邀請了五位藏家參展,我也忝列其中。在這五位中有方繼孝先生,在魯博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感覺面熟,但是卻想不起於哪裡曾經謀面。過了幾年後,我恍惚想起那天晚上匆匆到某人家看名家簽名封,似乎去的就是方繼孝家,我試探地向他證實此事,他說隱約記得似乎有此事但不能確認當時去的是不是我。而我憑著記憶大約描述了那天晚上的情形,經方先生證實,那天晚上去的就是他家。


通過那次展覽,讓我瞭解到方先生在現代名人手札收藏方面可為大觀,與他在一起聊天,只要涉及到他的收藏領域,他能滔滔不絕地把故事本末講得清晰明瞭,同時他能旁徵博引,圍繞一件藏品來講出與之有關聯的方方面面,他口才果然了得。後來我忍不住問他為什麼這麼能講,他坦誠自己在年輕時曾做過語文教師,後來又到某機關任職,更加把口才練得很棒。


在魯博展覽時,因為意外的原因,發生了個小事件,可能是因為掛鉤不牢,方先生展示的一幅書法立軸掉了下來,當時我看到他顏色為之大變,激烈地與管理人員爭論此事。由此而讓我體味到,他對自己的藏品有著深深的愛意,而這也正是區別於收藏家與經營者的最基本特徵。


方先生跟朋友第一次前往潘家園就輕易地撿到了一批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發稿單,其中有茅盾的《鼓吹續集》,以及茅盾為此所寫的後記,他同時在這批發稿單中還發現了巴金的《新聲集序》。他以300元的價格買下了一尿素袋的故紙,其中就包含這兩件珍品。因他得到的這兩篇序言,於是就誕生了手札界有名的雙序齋。


從本書內能夠看到方先生撿漏的故事有不少都發生在潘家園,看來那裡是他的福地。然我卻沒這個運氣,雖然去過數次潘家園,我在那裡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斬獲,但這個說法嚴格論起來也不盡然,因為潘家園舊貨市場開辦初期我就去過那裡,當時是天津方誌辦的焦從海先生帶我去的,並且他介紹我認識了那裡的賈俊學先生,後來賈先生帶我到他的住處買到了幾幅名人書法作品。


賈先生對近現代名人手跡頗為熟悉,我從他手裡買他熟悉之物,當然沒漏可撿。今天看來,只能說是物有所值吧,但方繼孝先生卻以很便宜的價格買到了馬相伯的書法作品,因為賣主不知馬良就是馬相伯,而方先生為了能夠拿到此件作品,他也只能說回去查查馬良是誰。後來方先生與此書商再次見面時,對方也知道了馬相伯是位名人,故方先生很大度地買下了另外的十幾幅扇面和國畫。但這些物品並非方先生的收藏專題,後來他將此轉讓給了一個畫商,而這些原本不帶款之物,都被畫商請人補題上名頭不小的款,而後陸續出現在拍場上。方先生正是借這個故事,來提醒初入道者:有錢沒眼,買東西要慎重。


《箋墨記緣》中最長的一篇文章應當是《一次不等價的藏品交換》,該文寫的是方先生意外地得到江紹原在文革時期的手稿,同時他又拿此稿與江紹原的女兒江小蕙換藏品的故事。從這個故事也讓我瞭解到方先生雖然酷愛這些藏品,然而他為人大度,他依然以不等價人的方式把江紹原的特殊之物換給了江小蕙。


前些年,我在琉璃廠古籍書店看到了一批江紹原舊藏的線裝書,其中有不少都有他的批語,書店經理當然不會告訴我這批書的來源,而我也很守規矩的從不打聽,而今讀到方先生的這篇文章,方讓我得知江紹原的藏書是何時流散出來的。


本書中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有不少,而方先生之所寫書都是他的親歷,喜好收藏的人,從中能夠了解到一些故事本末,喜歡文史的人則從中能讀出歷史塵灰下的真實。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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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道史之旅》


此為王燕來先生所贈。王兄說在日本看到了這本圖冊,想起我有藏碑之好,於是特意買回送給我,而我得到該書的確很驚喜,因為近幾年我也有訪碑之好。王兄贈的這本書,是一些日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到中國各地尋訪古碑之旅的全記錄。從書前所附的地圖來看,他們跑了那麼多的地點,很多遺蹟點我都沒有去過。


遺憾我不懂日語,本書全部是用日語寫成,但好在中間夾雜了一些漢字,我能連猜帶蒙的,再加上圖片,大約能知道文中所講的內容。近兩年來,我試圖努力提高自己的攝影水平,雖然進展很慢,但漸漸會從攝影者的角度來猜測拍攝者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拍出的照片。從本書的圖片中,我感受到了拍攝者的辛苦,因為有些地方我去實地探訪過,能夠明白攝影者要走很遠的路,才能拍出那個角度的照片。去年我剛去了雲峰山,在那裡看到了名氣極大的《鄭文公下碑》,但《上碑》我卻未能看到,原因就是該碑所處的位置太陡峭了。也許是這個緣故,近幾十年來我看到的《鄭文公碑》,基本都是不同時代所拓的《下碑》,而《上碑》難得一見。


有些事情的巧合也讓人有奇幻之感,我得到燕來兄的這本贈書後,在尚未翻閱時,某天我的公微號中發出了孟廟一文,匡時公司的劉鵬先生跟貼說,他從小在孟廟一帶玩耍,於是微信問之,原來他就是鄒城人。我與劉鵬兄相識有年,幾年前經朋友之介我的幾部藏書參加了上海龍美術館的展覽,當時的取書人和送書人都是劉鵬兄,以往我只知道他在繪畫研究方面頗有成就,但從未問起過他的郡望,而今因為這個話題,在微信中跟他聊了起來。劉兄熱情地說,我下次再到鄒城尋訪時,他將陪同前往,因為當地的鐵山、葛山摩崖很容易看,山不高,但崗山刻經位置比較陡峭,他認為必須有人陪同上山才比較安全。當天晚上,我在翻閱燕來兄的這本贈書時,無意間就看到本書內有日本人拍攝的此山情況,其中有一張乃是有人在陡峭的山崖上搭起了腳手架,正在椎拓,看上去果然有危險,但卻激起了我的腎上腺素,於是我就跟劉鵬說,下次一定要帶我到那裡去看一看。


燕來兄贈送的這本圖冊,讓我從中看到了30餘年前那些古碑保護的狀況,同時也看到了照片中的時人裝束,短短几十年,就有了不小的變化,這正是用影相記錄歷史的魅力所在,看來我要苦練攝影本領,儘可能的拍下一些讓人慘可忍睹的照片,也算我為這些遺蹟作出了些許的貢獻。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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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誘惑》黃仕忠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1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有些事情的巧合令人又驚又喜,大概二十天前,因疫情我在家裡整理書架,翻出了前些年黃仕忠先生送我的大作。再次拜讀之後,將讀後感寫入了上月的《師友贈書錄》中,而今又收到了他的這部新作,本次乃是該書責編魯朝陽先生寄來者。我給魯先生回微信表示感謝之時,也談到了這件巧合之事。


本書乃是黃先生專談書的一本文集,其中有訪書集、品書集、論學集、懷人集等等,這類文章最令佞書人所喜。而書名本自該書的第一篇文章,從書後所記日期看,本文寫於1985年,想來這是黃先生所寫第一篇談書之文。


這篇文章講述的內容乃是黃先生在年輕時的愛書經歷,他兒時喜歡翻連環畫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從小學五年級開始,他就喜歡讀繁體豎排之書,雖然他家中藏書不多,但是他二舅家卻有不少有趣的書。正因為這段經歷,使得黃先生只要去別人家做客就首先找書看,只要有書,他就在那裡自顧自翻看,根本不在乎飯菜豐盛與否。這段經歷使他知道,其實很多人家連一本年曆都找不到,更別說其他的書了。


從此文中瞭解到,黃先生姐弟四人都酷愛讀書,只要誰借來一本書,姐弟四人就會圍著油燈一同翻看,因為每個人讀書速度不同,到翻頁時總要引起爭吵,想要輪著看,但因為有些書借期太短,故只能定下君子協定:誰借來的書,誰就有翻書權,旁邊的人必須按照這個速度來讀書。因為讀書太入迷,有些時油燈會燒的頭髮滋滋作響。從這種形象的描述,可以看到黃家四姐弟都是標準的讀書種子。


正因有這樣的經歷,使得黃仕忠練出了倒著讀書的本領,別人正著讀書,他可以坐到對面反著讀。同時為了趕上別人的讀書速度,又讓他養成了一目十行的習慣,以至於他在上大學時,別人看報紙時,他可以站在對面反著看,他的這個舉措被人視為怪異,以至於他後來不敢再用這種倒讀法。


接下來的幾篇文章乃是黃先生講述他在大學時的讀書情形,我雖然與黃先生在一起開過幾天會,但並無過多的瞭解,正是讀這幾篇文章,才讓我瞭解到他的問學之路。上個月我所讀的黃先生的專著乃是《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當時僅是佩服他研究問題之專深,然而從本書中我卻瞭解到他在杭州大學時是跟隨徐朔方先生研究戲曲史,而本書中也有多篇文章談到他在日本訪書淘書的經歷。


2008年所寫的《東京淘書記》中,黃先生談到他在慶應斯道文庫遇到了復旦大學教授陳正宏先生的經歷,其中有不少的細節描寫乃是陳先生如何在日本訪書,以及陳先生買書的著眼點等等。


雖然我與陳先生相識有年,也在他的辦公室看到過他所珍藏的東亞文獻,但是其買書方式我卻並不瞭解,從本文中讓我得知了陳正宏先生買書撿漏的方式。


雖然黃仕忠先生酷愛讀書,但從其文中描述的情況看,他的著眼點基本是在書的內容方面。這樣的學者大多對收藏版本沒有濃厚的興趣,而黃先生在文中也明確地表達了他買書主要是為了讀,而非收藏的心態。但從他所寫之文中,我還是瞭解到他對戲曲版本之稔熟。本書中有一篇文章談的乃是清代詞人顧太清的稿本《桃園記》,此本藏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這是顧太清的手稿,正是黃先生的考證,方將此書的作者落實了下來。


我無緣得到這位女詞人的手稿,這些年來僅買到民國活字本的《東海漁歌》,因我所得之本乃是用羅紋紙所印,用此紙所印的該書我僅見過這一部。故能有幸得此書頗為自喜,為此也查了一些史料,由此而對顧太清與奕繪之間的故事有所瞭解,同時也好奇於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的曖昧故事,雖然讀完相關文章,還是覺得這個故事實乃捕風捉影,結果不免讓人失望,但故事情節卻令人遐思。


黃先生在文中還談到了他歷時十八年終於完成《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的經歷,經黃先生考證,這位車王全名是車登巴咱爾,此人是漠北外蒙古部落的王爺,然而少有人知他是顧太清的女婿,生長於北京,並長年做道光帝御前侍衛。他經常以蒙古扎薩克親王的身份陪皇帝看戲,可能是這個原因吧,使得他喜歡蒐集曲本。這位車王在十八歲時娶了奕繪的長女,他會作詩也會畫畫,顧太清曾為他的畫作題詞,而這是我以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


關於車王府舊藏鈔本戲曲,現在主要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首圖所藏的那一批我曾在善本庫內翻看過,但黃仕忠說其實首圖善本庫內另外還有數千冊來自車王府的刻本、鈔本戲曲文獻。他是如何知道這些細節的呢?這正是我好奇之處,同時也讓我感佩黃先生搞研究之精專。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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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飛光武:劉秀和他的二十八將》雷雨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10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王振羽先生所贈,雷雨乃是他的筆名。大約三年前,蘇州王稼句先生在南京先鋒書店總店給陳子善、薛冰兩位先生舉辦了祝壽會。恰巧此前的一段時間,海豚出版社在先鋒書店給我安排了一場新書分享會,後來雙方商議,決定將分享會與祝壽會合在一起辦。正是此會期間,我得以見到了王振羽先生,他在現場講話時,思維之縝密,語調之鏗鏘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與王先生相識後,只是通過微信交往,從他所發之文中,我得以瞭解到他對很多現實問題的態度,他對很多事情都有冷靜的分析,也正因為如此,當我收到他這本60萬字的小學時,令我頗有吃驚之感,原來這麼冷靜的人也能寫出這麼大部頭的小說。


本書前有二月河所寫序言,二月河稱在資訊發達、網絡便捷的當下,很容易蒐集到與劉秀相關的各方面史料,但雷雨先生寫劉秀,即使題材是小說,也不會信馬遊疆,因為雷雨先生立足於翔實的史實,進行精心的求證爬梳,再加上合理的虛構,寫出了亂世紛爭中的劉秀神采。


八年前,我在河南省尋訪時,於洛陽地區前去探訪龍馬負圖寺,無意間路過劉秀墳,但我卻想不出應該把劉秀寫入我的哪個題目中,於是站在神道邊遠遠地景仰了一下他的陵墓,卻並未走入觀覽一番。對於這位著名的帝王,王先生能寫出這麼大部頭的小說,可見他對劉秀是何等之熟悉。


我好奇於王先生為什麼要寫劉秀,從本書的後跋中,得知了其中的原因,原來王先生是葉縣人,葉縣古稱昆陽。漢更始元年,這裡曾發生過昆陽之戰,為此,當地有很多與劉秀有關的傳說故事,這使得王先生在中學時代就對劉秀逐漸產生了興趣。史料記載劉秀與王尋、王邑戰於昆陽,劉秀於此被打敗了,他的士卒爭著渡滍水淹死了不少人,故滍水為之不流。


王先生說葉縣縣城北邊的沙河就是古代的滍水,而縣城南邊的蕭王城,《葉縣志》記載乃是劉秀在昆陽之戰時所住。另外城內還有蕭王臺,此乃劉秀髮號施令之處。當地傳說劉秀率十三騎準備雞鳴突圍,王尋、王邑伏兵準備雞鳴截殺,但蕭王城三更雞鳴,莽軍大營五更雞鳴,等到王尋、王邑出兵追殺時,劉秀十三人已經走出很遠了。當地傳說舊縣城內至今仍然是東邊三更雞鳴,西邊五更雞鳴,王先生稱此事真假難考,但這些傳說故事使得他對劉秀產生了濃厚興趣。


因本書是小說題材,其中並無引文,所有典故都進行了化用,但還是很想了解王先生怎麼評價劉秀這個人,他在後跋中說道:“劉秀高瞻遠矚,有勇有謀,攻必克,戰必勝,十數年間,蕩平群雄。”


從這個角度來說,劉秀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但王先生又認為劉秀最會用人。更為難得的是,當其功成名就之後,沒有像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那樣卸磨殺驢,因為劉秀當了皇帝后,沒殺一個功臣,他的做法只是“退功臣,進文吏”,偃武修文,讓功臣們交出兵權,歸第養老。後來趙匡胤也是杯酒釋兵權,不知道他是否是效仿了光武帝。


光武中興,一個重要的舉措乃是輕徭薄賦,劉秀整頓吏治,裁減冗員,提倡節約,民生得以大大改善,國力也得以加強。他將稅制改為“三十稅一”,王振羽認為:“稅率僅僅百分之四,老百姓的負擔較之前代大大減輕。”所以“對這樣一位允冠百代的帝王,不能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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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間文化研究》2019總第2期,主編:田國福,執行主編:李泗

人民日報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田國福先生所贈,大約六年前,經梁振剛先生介紹,我得以認識田國福先生,從聊天中得知,田先生曾任河間市文化局局長,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於弘揚河間傳統文化。我曾到河間尋訪過漢代詩經大家毛萇的墓,那個墓處在一個學校的院內,幾經周折,我方得以進入校園。田先生聞聽我的經歷後,笑著告訴我說,毛萇的墓就是他組織人修復起來的。如果能早點與田先生相識,我不僅能看到更多的遺蹟,同時也會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後來我到滄州圖書館開會時,又幾次見到了田先生,從他那裡瞭解到,他藏有許多《詩經》的版本,並且有些版本頗為罕見。他在河間還建起了詩經齋,我下次再到河間時,一定要去欣賞他的專藏。


本書的封二有執行主編李泗先生的照片,由此而讓我印證了他就是在三十多年前我曾見過的那位李泗,當時的李泗以收藏紙幣為人所熟知,他曾帶來大量紙幣與眾人交流,數量之多乃是以麻袋來計算。當時我就好奇他從哪裡能夠找來成千上萬的紙鈔,幾十年過去了,這位傳奇人物還在為普及河間文化奔忙,這份堅持足令人敬佩。


本期的主題除了不同的人研究詩經文化外,也有與河間有關的史地探索、人物春秋、歷史記憶等等,總之所有研究都圍繞河間文化來作文章。其中有一組文章談論的是2007年公祭毛萇的全過程。這些詳細記錄讓我瞭解到田國福和李泗為推廣河間文化所付出的辛勞。


本書中收錄有李泗所撰多篇文章,其中《九吉鄉民告御狀》一文最令我感興趣,由此也讓我瞭解到李泗的收藏範圍以及他的行文風格。他還寫過一篇《河間曾有龍嗎》的文章,此文的配圖中有他所收藏的紙幣,而龍是否存在,或者說龍究竟是何種動物,文中當然不會給出答案,但是這樣的文章卻能讓人有興趣瞭解其中的細節。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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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竹刻技藝》葉瑜蓀著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書乃葉瑜蓀先生所贈,此書分五編,系統地梳理了傳統刻竹的歷史,其第一編為竹刻史話,讓我從中瞭解到了不少的相關知識,比如中國有四百多種竹子。竹子究竟屬於草本還是木本,學者有過長期的爭論,戴凱之在《竹譜》中說:“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植物。


我對竹子的偏愛不僅僅是蘇東坡所說的“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更多的原因,乃是竹子曾經是文字的載體,三千多少年前人們就開始削竹為簡字,它成為了一個時段文字最重要的載體。近些年來,地不愛寶出土了大量的竹簡,有時一出就有數萬根之多,但出土文物一律屬於國家所有,我的藏書中始終沒有竹簡,於我而言,當然是件遺憾事,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我對竹子多了一份偏愛。


其實竹子對於書籍史的貢獻還有一條,那就是毛筆大多是用竹子做筆管,中國書籍史無論是寫本時代還是刻本時代都離不開毛筆,近年所發掘的漢墓中,出土了多支毛筆。葉瑜蓀說,最遲在東漢已經有了在筆管上鐫刻制筆工匠名稱的習慣,那麼最早是何時呢?只能等待古墓的進一步發掘了。


葉瑜蓀在書中講到了竹刻發展簡史,他提到日本正倉院藏有唐代時我國帶去的雕竹尺八一管,此物為傳世最早的竹器,馬王堆漢墓也發掘有竹刻件,但那屬於出土物。在馬王堆發掘之前,人們一直以為竹刻藝術始於唐代,這又是地不愛寶的一條重要註腳。


葉瑜蓀在文中提到宋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一段文字乃是竹刻最早的著錄,而元代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記載的宋代詹成刻竹,乃是見於著錄最早的一位竹刻家。這些都說明了葉先生在撰寫此書時對傳統竹刻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同時他提到,到明正德、嘉靖年間,竹刻方形成一門專門的藝術,而明代中後期,刻竹名手主要集中嘉定和金陵兩地,並且以嘉定為主。


我從書中瞭解到,嘉定筆刻的創始人是朱松鄰,他與金陵濮仲謙同被後世尊為竹藝術開山鼻祖。葉瑜蓀在文中有不少的配圖,能夠令人欣賞到竹刻之美。但我更偏重於與書有關之物,書中沒有竹簡配圖,想來竹簡的工藝太過簡單,夠不上藝術而被摒棄在此書之外了。


本書中系統講述了從伐竹開始全部的竹刻過程,以一製成,有很多的講究,沒有什麼是容易的事,讀到這本書讓我感慨於葉先生的專著。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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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工坊抗疫紀念封”雕刻:亞磊,設計:張斌


此紀念封為張毅強先生所贈,這套紀念封總計三枚,圖案分別是抗疫一線員工的形象、抗疫一線醫護人員、科研人員形象,還有一枚則是新冠病毒的顯微鏡下放大形象。而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已經有一百多萬例確診病人。刻意工坊出這套紀念封,記錄了人類一個重要時刻,這三種紀念封的背面均印有設計理念,而關於具體的印製工藝,說明中寫道:


印製工藝採用了專色疊印、無色熒光油墨、珠光油墨(特別版),無色熒光油墨在紫外燈下會呈現雙色圖案,珠光油墨前後轉動會有繽紛的光澤變化,結合鈔券專用的金屬線水印紙。水印採用“火紋”圖案,寓意消滅病毒,金屬線為熒光變色開窗安全線,快體驗一下吧!


可見刻意工坊為製作這套紀念封用了不少的心思,張先生在微信中告訴我,前一段時間他們給武漢進行了捐贈,最近想再搞一個網上愛心接力活動,所以他命我在紀念封上寫幾句話寄回去,於是我選了三枚信封,分別寫上: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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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房》聘書


這些年來接受到不少的聘書,而今我第一次將其寫入本欄目中,乃是因該聘書製作得太過用心,封面為織錦嵌紅木邊,內文為毛筆手書,以挖鑲裱的形式進行裱貼,整個聘書全部手工製作。這等用心的聘書,乃是我第一次得見。


大概兩年前,蒙許石如先生之邀,我前往《中國書房》編輯部。該編輯部位於北京東四五高碑店,那一帶建了多條仿古街,《中國書房》編輯部處在某個商鋪的一樓,裡面佈置得頗為雅氣。在此我與許先生第一次見面,未成想他如此年輕,之前故宮的王亞明院長在電話中告訴我許先生致力於文化開發,對古今書房特別感興趣。許先生知道我寫藏書樓,故約我前來聊天商談此事。


此後《中國書房》所出之刊均有所贈,從每一期我都能看出編輯部的人所下的功夫。短短几年時間,《中國書房》已然成為了業界有影響力的一本專刊,而今蒙該刊之聘,自然覺得歡喜。

書物:2020年4月師友贈書錄(中)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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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們》李輝著

大象出版社 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書不知何人所寄,版權頁上所列責編之一是司雯,想來是她寄給我的。此書奇特之處是版權頁後接著就是目錄,而後是正文,沒有序言,書後有李輝所寫《先生們》書後跋,他在此跋中回憶了自己剛剛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時,與陳思和開始研究巴金先生的起因,本書的第一篇講述的正是作者與巴金先生的交往細節。


本書總計三十多篇文章,各個都是鼎鼎大名,李輝先生因工作原因與這些人交往,由此而漸漸成為了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受到那麼多大家的浸染,真令我輩歎羨。我僅認識這些大家中的數位,餘外僅是讀到這些人的文章,同時也會從別人的介紹中瞭解到這些大家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但大多數人的文章,都具研究和轉述性質,少有像李輝這樣與他們有密切的交往,故其文章讀來最具親切感和過真實感。


此書中有一文談到了範用先生,此文的副題是“出版家的七七八八”,這顯然是江南用語,其大致意思乃是談與範用有關的各類點滴。李輝從範用去世後的第六年談起,某天,範用之女範又給李輝發來微信,說父親生前留著一些好酒,好想送給李輝一瓶,讓其有空去取。由此而讓李輝為之感動,這讓他想起範又的女兒許雙在九歲時所寫的描寫外公的文章,她首先形容外公人很瘦個子不高,但做什麼事情都特別快,唯獨喝酒慢。


小女孩的描寫讓李輝先生深以為然,他說自己與範用交往多年,感受最深刻的就是範用的快。那時李輝在《北京晚報》副刊做編輯,後來又到《人民日報》副刊工作,他在編報期間都向範用約稿,而範先生是位認真的人,他交稿之後還會不斷地修改,有時為了修改一個字或一句話,都多次打電話給李輝。最要命的是老先生起得早,很多時候是早上六點多就打來電話,而那時的李輝還在夢中,時間久了,李輝忍不住提醒對方,建議老先生八點之後再來電話。


範用是否接受了這個建議,文中沒有提及,但李輝說老頭無論早打還是晚打,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快字,他直來直去,只說文章什麼地方要改怎麼改,還不等李輝回答一個“好的”,對方早就掛斷了電話。後來李輝用其道治其身,等對方說完,不等他掛,李輝提前掛機,他說看誰先掛機這件事成為了兩人之間有趣的遊戲。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範用的性格,用李輝的話來說,範用是一個率直、坦蕩的人。


範用喝酒慢的事情,李輝也深有體會,範用家中還藏了許多的好酒。十幾年前,我曾跟隨吳興文、謝其章等幾位先生前往範府拜訪老先生,在其家中我有兩樣東西印象深刻,一是很多形狀各異的酒瓶,二者則是他收藏的大量手札。當然老先生家中平裝書也很多,但他是位書人,家裡書多並不奇怪,而酒多則讓我略感意外。以往我讀到過一些他人描寫範用的文章,文中大多說這位老先生穿著講究不苟言笑。以我的理解,這樣的人應該對酒這種亂性之物興趣不大。而今讀到李輝在文中的描繪,範用慢悠悠地品酒,正說明了他懂得享受生活。


我在範用家看到的各式各樣的酒瓶,並不是什麼名酒,按照收藏者的眼光來看,這更像是有收藏癖的人之所為。我認識兩個喜歡收藏酒瓶的人,他們在意的不是酒的品質,更多者則是追求酒瓶造型的獨特性。記得有一次劉薔老師請日本版本目錄學家尾崎康先生吃飯,我叨陪末座,帶去了一瓶特製的酒,尾崎康先生喝後大讚此酒之佳,酒瓶見底後,他提出能不能將那個空酒瓶送給他,因為他喜歡這個瓶子的造型,那一刻讓我瞭解到喜愛酒瓶之人不分國界。


不少的編輯都有保存作者來信的習慣,李輝也有此好,餘外我在其他一些編輯家也看到過不少,但就數量論,我在範用家看到是最多的。李輝將他收到的來信都會做系統整理,但範用將這些信全部放在一個個的紙箱內,而那些紙箱都敞開著口堆在書架前排起長長的隊。當時我小心地在那裡翻了翻,看到不少大名頭的手札,我不知道範用平時就是放在這裡,還是找出來在做整理,但那批手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範用先生去世後,我聽聞到幾個單位都在打那批手札的主意。以前沒有手機,更沒有短信、微信,老先生們都是通過寫信來交往,如果那些編輯們都像範用這樣把手札一一留存下來,將是何等重要的現當代文人交往史料啊。


李輝先生不但有這樣的習慣,他還有超級檔案管理能力,這使得他在寫文章時隨手拈來,雖然我也趕上了寫信的尾巴,也藏了不少師友們的來信,但我卻將他們與一些雜物一同放在紙箱內,滿一箱就封一箱,而後堆到倉庫裡,要想找出來就變得很困難。李輝在文中摘引了不少名家的書信,他的這個好習慣多次讓我下決心痛改前非,可惜到今天還停留在想想而已的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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