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歐洲大國被特朗普激怒了,公開鼓吹“打造核威懾能力”!

作為二戰主要發起國,德國在吸取歷史教訓方面一直為世界所稱道——德國在歐洲安全領域生動演繹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活劇,歐洲及至世界各國也接受了德國“浪子回頭”的角色。可以說,戰後德國以剋制性的安全政策與合作的姿態,成為讓歐洲放心和世界安心的角色。然而,近期的德國卻似乎在安全領域開啟了某種轉變的苗頭,德國媒體甚至公開鼓吹“要打造自身核威懾能力”。這,恐怕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這個歐洲大國被特朗普激怒了,公開鼓吹“打造核威懾能力”!

德國需要核威懾能力嗎?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德國似乎沒有發展核武的必要性,也缺少發展核威懾能力的條件。二戰之後,歐洲之所以能夠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與繁榮,得益於歐洲各國消除了對德國軍事實力的恐懼,並在合作的基礎上走上了一體化道路,歐洲的安全主要靠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這個龐大的軍事聯盟提供保護。德國如果擁有“核威懾能力”,恐怕會再次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歐洲也將會再次陷入軍事安全上相互猜忌防範甚至敵對的境地。

既然如此,為何德媒近期竟然明確發出德國要“打造自身核威懾能力”的論調呢?

據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誌網站剛剛刊發的該報時事評論員安斯加•格勞撰寫的題為《“人們依舊以懷疑的目光看待德國”》的文章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視德國為頭號國家公敵——政治學家克里斯蒂安•哈克要求說,因此聯邦共和國“必須思考如何保護自己”。

文章提到,克里斯蒂安•哈克認為,德國未來的國防需要自己的核威懾能力。哈克要求說,在特朗普參加北約峰會並對德國進行口頭攻擊後,德國已經不可以再將自身的安全繫於美國。哈克在供《星期日世界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德國作為美國總統頭號敵人的新角色迫使德國對自身安全政策進行新的根本性思考。”

哈克主張德國部署核武器,“為了讓美國再次認識到,無論是北約,還是其成員國德國都是值得捍衛的,德國也必須將目光投向核威懾,進行前瞻性的思考和行動”;最理想的結果是,“每個潛在的侵略者都必須受到核威懾”。

這個歐洲大國被特朗普激怒了,公開鼓吹“打造核威懾能力”!

德國的核能力基礎雄厚

儘管德國政界、軍界對“打造自身核威懾能力”普遍持謹慎或否定的態度,但德國媒體的公開呼籲還是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德國曆史學家和時事評論員米夏埃爾•沃爾夫松認為,無論如何都必須解決核武器的問題,“否則德國就會成為世界政治的玩物,而不是玩家。這最終關乎德國的生存。”德國前外交官、現任自由民主黨議會黨團副主席的亞歷山大•拉姆斯多夫則認為:“對核武器的議題進行公開討論很重要。因為核武器的時代絕不會伴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終結。人們可能會感到遺憾,但現在事實就是這樣。”

無疑,這些人的態度代表了德國國內對核武器的一種思潮,然而,這顯然不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以德國雄厚的工業基礎和軍事能力,如果再擁有“核威懾力”,歐洲和世界的安全形勢將會徹底改變。

歷史上,德國在核武器研製方面曾經領先於世界,納粹德國曾於二戰期間研製核武器。德國曆史學家卡爾施和記者彼得曼經過長期潛心研究,曾於2005年在德國推出《希特勒的“原子彈”》一書,向人們披露了一些細節——

1938年聖誕節前夕,奧托·哈恩在德國柏林達勒姆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發現了原子裂變過程中蘊藏著驚人的破壞力。1939年4月,漢堡大學教授保羅·哈特克上書第三帝國軍事部,提出關於開發核爆炸物的可行性問題,他說:“第一個利用這種核爆炸物的國家,將擁有其他國家無法超越的優勢。”

書中披露,二戰最後階段的1944年10月-1945年3月,納粹德國在北方波羅的海沿岸島嶼和中東部圖林根地區,先後進行過三次核武器試爆,科學家使用相對簡易的方法成功觸發了核反應。

核試爆的成功一度讓納粹欣喜若狂,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在1945年初坦言,希望寄託於“將會產生令人無法想象效果”的“超級炸彈”,在聽到“圖林根測試”消息後,他的反應簡直陷入了興奮的癲狂;軍備部長施佩爾1945年1月也說過“我們只要再堅持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將會贏得戰爭”這樣的話。

二戰的迅速結束,粉碎了納粹的核武夢想,德國有關核研究資料也多為當時的美國和蘇聯所佔有,為兩國的核武器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但是,德國曾經無限接近成功的核武器研製計劃,以及差點擁有改變二戰進程的“終極武器”的歷史,還是不能不讓人們感到毛骨悚然。以當前德國雄厚的工業和科技基礎,如果德國決定開發“核威懾力”,恐怕沒有人會懷疑會短期內就取得突破。

這個歐洲大國被特朗普激怒了,公開鼓吹“打造核威懾能力”!

誰刺激了德國的核武夢?

眾所周知,德國二戰後已經被改造成為國際社會的“好學生”,它也長期致力於融入歐洲,與鄰國相安為伴,心甘情願接受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與領導,那麼,為什麼德國媒體現在突然提出“要打造自身核威懾能力”呢?答案,就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刺激。

正如前文所示,特朗普曾提出德國是美國“頭號國家公敵”,那麼,“德國作為美國總統頭號敵人的新角色,迫使德國對其安全政策進行新的根本性思考”。

德國人顯然是在擔心,如果美國真的不再為德國的國家安全作擔保,德國就應該採用“根本性解決方式”。德國前駐美國、法國和英國大使彼得•阿蒙說:“今天乍看上去也許激進得驚人的類似計劃,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出現過。我們在外交政策上也需要有向新方向思考的勇氣。”這樣一番話,似乎說得再也清楚不過了。

可以說,正是特朗普上臺後四處揮舞的大棒政策,極大造成了當今世界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而在這一不穩定、不確定性的世界中,進一步刺激了各國增強自身安全防衛能力的決心。作為美國軍事盟友和重要安全夥伴的德國尚且被美國刺激到了“要打造自身核威懾能力”的地步,其他被美國排除在軍事安全同盟體系之外的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特朗普誓言“讓美國再次偉大”,因此,他不顧一切地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同時也把一個充滿混亂和不確定性的世界留給了世人。然而,如果真把整個世界都搞亂套了,美國不要到哪兒“再偉大”去,難道要乘坐特朗普正建立的“太空軍”去火星去實現再次偉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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