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源於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數據資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全要素的數字化轉型為最重要的推動力。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字產業化為基礎，以產業數字化為主導，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當前，數字產業化發展較為成熟，產業數字化則處於快速上升階段，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流方向。南京大學商學院吳福象教授認為，解析數字經濟的現狀、特徵及功能，揭示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化治理的聯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中，長三角數字經濟的經驗，源於頂層設計和科學規劃，源於統籌謀劃和整體佈局，不僅重視數字經濟生態圈的建設，而且重視“以人為本、信息共享”的數字化治理。
核心觀點
·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什麼？
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作為基本傳播載體，同時以數字化的技術創新作為核心驅動力，再通過信息網絡技術的有效鏈接和貫通，最終藉助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進技術效率的提升，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最終使得社會治理模式得到重構的新型經濟形態。
· 長三角園區合作的數字經濟成功經驗和遵循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重視數字經濟生態圈建設，重視“以人為本、信息共享”的數字化治理模式，並使其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一是貫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動的發展理念。堅持以國家政策為指導，以加快培育園區合作為載體，企業積極主動參與園區合作共建。
二是嚴格遵循產城融合發展的基本原則。充分考慮到園區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稟賦結構，通過建設不可替代的產業園區，實現產城融合發展。
三是利用輸出區域和目標區域的推拉力。一方面，過剩產能借助“飛地經濟”向外地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實現轉移產業與目標區域的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稟賦狀況的匹配與耦合。
更多精彩觀點
01 數字經濟現狀及發展階段劃分
自2017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數字經濟”以來，圍繞數字經濟的討論和研究成為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區域一體化、實體經濟發展等實踐領域的熱門。2020年4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佈了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系統全面地揭示了當前我國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網民規模及結構、互聯網應用發展、互聯網政務發展、產業與技術發展和互聯網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長態勢。實踐中，全國不少城市尤其是長三角區域城市，都在圍繞“兩化”深度融合國家示範區和信息經濟示範區建設，探索如何讓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優勢。
數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1993年至2010年為初創期，即1.0階段，以互聯網應用為主，主要形態為電子商務；
2010年至2016年為成長期，即2.0階段，以移動互聯網應用為主，同時以各類平臺為載體，以數據為基本驅動力，主要表現為“互聯網+”形式；
2016年起為成熟期，即3.0階段，以雲網端等新一代基礎設施為基礎，正逐步走向萬物互通、萬物互聯的發展階段，同時開始全面進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製造為主流方向的數字化轉型。
不過，就全國範圍來講，當前數字經濟發展仍然存在數字產業化總體水平不高、規模偏小、比例偏低、傳統產業數字化主體動力不足、產業間發展不平衡、賦能平臺經濟不足等方面的問題。
02 數字經濟溯源及作用路徑分析
從源頭上講，數字經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在1996年撰寫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威脅》中的相關論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預見性地提出，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後，將會出現新的經濟體制，這一論斷宣告了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
進入21世紀之後，數字經濟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接受和使用。比如，2016年9月在浙江杭州召開的G20峰會公佈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對數字經濟進行了規範化的定義，即“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正是基於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形態，從2017年開始，國內將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為構建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基本分析框架。當前，圍繞數字經濟的內涵又延伸出兩條研究路徑：一是數字產業化，二是產業數字化。
前者通常被稱為數字經濟的基礎和核心部分，屬於信息通信產業的基礎領域，具體業態包括：基礎電信業、電子製造業、軟件及服務業和互聯網業等；後者比較複雜，通常被稱為數字經濟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現為傳統產業由於信息技術的改造，藉助應用數字技術所衍生出來的生產數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
當前，數字產業化的發展較為成熟，產業數字化則處於快速上升期，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流方向。而數字化治理，即數字化的社會管理與服務，則是前二者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和重要保障。
數字經濟不僅是牽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之所在。數字經濟所強調的不僅是數據信息，而且通過所傳送的技術手段，融入到傳統經濟，實現經濟“質”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託數字經濟可以培育出新的產業生態，形成新經濟、新動能；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改造傳統工業及服務業的生產方式、銷售渠道和消費模式，能夠促進產業升級。
所謂數字經濟，本質上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作為基本傳播載體，同時以數字化的技術創新作為核心驅動力，再通過信息網絡技術的有效鏈接和貫通，最終藉助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進技術效率的提升，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最終使得社會治理模式得到重構的新型經濟形態。
03 數字經濟本質及產業升級功能
從本質上講，數字經濟發揮作用的前提和關鍵是科技。數字經濟的產生，不僅源於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時以數據資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全要素的數字化轉型為最重要的推動力。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字產業化為基礎，以產業數字化為主導，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競爭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數字科技革命為主要載體的技術變革，驅動了全球經濟社會由當初的人類社會和物理世界所組成的二元結構，逐漸向由人類社會、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間共同組成的三元結構進行轉變。數字科技同時也是“數字中國”的重要驅動力量。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科技通過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傳導，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正如區域經濟理論所揭示的，在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過程中，科技創新一體化的空間和主要載體是城市。而依照區域和城市稟賦結構的差異和特點，不同類型的科技創新發展模式應當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級。從理論上講，高等級的城市由於具備相對完善的各類高級生產要素，因而，能夠定位和匹配科學層面上的研究活動。相反，那些等級較低的城市，由於資源和要素稟賦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術層面上的實踐活動。而處於同一等級的城市層面上，則可以匹配對應層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圍技術溢出和輻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術產業，中等城市匹配中技術產業，大城市匹配高技術產業。
比如，在長三角三省一市省會城市層面上，科技創新的戰略選擇優先考慮的自然是該城市應當承擔和如何承擔國家重大科技戰略層面上的內容。結合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區域實際，在現有的41個核心城市中，那些處在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和平臺，作為區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應當首要考慮如何充分利用自身優越的科教資源和技術優勢，在將其被塑造成為以中國為主的全球價值鏈的鏈主角色的同時，更要打造產業和技術創新的高地，肩負起引領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戰略的國家使命。相反，對於那些處在地市級層面的城市，更多應考慮在應用產業領域，如何承載更多技術職能和應用技術創新的產業化基地。
此外，
數字科技通過從離線的“記錄過去”，開始向在線的“預測未來”的戰略轉變。尤其是要在對產業數據進行在線化、標準化、結構化改造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對相關生產要素和對運營流程的數字化技術改造，並通過對關鍵的生產和經營環節進行精準預測，優化功能佈局，實現精細化運營，並通過實時反饋信息和動態技術進行修正，進而突破傳統產業增長的既有模式和邊界，促進產業升級。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的跨界融合，也推進了產業的質量提升。
另外，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於喆的相關研究，數字經濟通過個性化服務，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豐富了數字經濟的內涵，開啟了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商業範式、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生產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統為載體的新基礎設施的產業空間。
04 長三角兩翼產業帶的數字經濟
當前，“數字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的驅動力”已經成為廣泛共識。全國各地都把數字經濟作為區域經濟增長新引擎來培育，最為典型的是浙江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來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等數字經濟企業、經濟基地和平臺，正引領浙江省成為長三角甚至是全國的互聯網產業，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轉變、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拓展，打造數字經濟產業化的示範區。
事實上，除了浙江之外，長三角在數字經濟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據《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的數據，在2019年全國113個城市數字經濟綜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杭州第五，寧波第八，無錫第九，蘇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長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進入第一梯隊。
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重要議題中，園區開發、產業合作、科技創新，尤其是長三角南北兩翼產業帶的數字經濟，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熱門話題。比如，2018年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剛剛上升為國家戰略之際，一條覆蓋長三角三省一市九個城市（區）的G60科創走廊便呼之欲出。在這條覆蓋“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興、杭州、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的“人字形”南北兩翼產業帶中，處在“人”字形“捺”筆畫的南翼產業帶，覆蓋了上海松江區，途經浙江的嘉興、杭州和金華。處在“撇”筆畫的北翼產業帶，從上海松江區出發，途經江蘇蘇州，與浙江湖州相連，最後經安徽宣城、蕪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會合肥。
而在數字經濟語境下，南翼產業帶的一個的突出特點是，在阿里雲大數據平臺支撐下，整合了浙江眾多的中小企業集群。在這些中小企業集群當中，聚集了各類輕工、紡織和小家電等輕資產的中小微企業。與之相對比，長三角北翼產業帶則聚集了大量的電子信息、機械裝備等重資產的產業。
長三角南翼產業帶的最突出特點，是以浙江溫州商人闖世界市場和義烏小商品城開發建設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模式。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之所以產生，源於眾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業對世界市場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寶等大型互聯網和電商網絡交易的平臺經濟。與之相對比，長三角北翼產業帶以“訂單經濟”為主，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企業大多來源於早期的鄉鎮企業改制，以及之後陸續被政府規劃入工業園和高新區的企業。
當前，長三角南北兩翼產業帶正處在全新的一體化窗口期。在數字經濟方面，南翼產業帶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點是浙江模式中“需求拉動”的電商平臺經濟，正在向製造經濟模式轉型和融合。以支撐南翼電商平臺經濟的核心元器件芯片為例，阿里、海康威視等以平臺為依託的運營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術支持主要依賴國外市場。大抵出於擺脫國外種種技術鎖定和產業安全的考量，目前，長三角尤其是浙江這些巨型網絡平臺企業，正迫切需要依託北翼產業帶，發揮長三角北翼產業帶在電子信息產業研發和製造等方面的優勢，並且緊緊圍繞“中國芯”的研發和生產，逐漸向產業鏈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發等環節，從而形成國際營銷→信息集成→電商平臺→芯片研發→芯片材料的切換，即完成從市場到技術的模式切換。
基於同樣的邏輯和思路，當前長三角北翼產業帶的代表性企業，由於早期在參與外資代工和配套生產時，嚴重依賴外資經濟模式，形成了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要特點的被動技術升級的路徑。目前，長三角北翼這條產業帶，正面臨著房價過高等因素導致商務成本攀升過快的倒逼，使得園區內的企業，必須依託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園區開發和園區共建，發揮園區飛地經濟優勢，開拓國內外市場空間，推動產業向外轉移，實現從技術到市場的模式切換。
05 長三角園區合作中的數字經濟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中的數字經濟，不僅僅體現在南北兩翼產業帶數字平臺的信息共享，更多還體現在園區的互動與協作中。數字經濟作為實現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和新動能優勢，正在重塑區域經濟主產業發展形態。而數字經濟一體化又將使得勞動力、資本、人才、技術等優勢資源，能夠得到最合理的調配和使用，使得數據最終成為最為核心的區域資源。
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區域內部的園區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經驗是能明晰區域內每個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城市依託現有的產業基礎和稟賦條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承擔符合其定位及發展狀況的經濟和產業職能，發揮不同城市的力量，實現總部經濟和工廠經濟的有機協調，推動長三角內部的區域一體化協作發展。其中，總部經濟可以分為綜合性總部、區域性總部和專業性總部三種類型。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園區經濟良好的發展基礎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為長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於發展綜合性總部經濟和數字中心建設，引領整個長三角的發展。南京、杭州和合肥作為省會城市，蘇州、無錫、寧波等作為製造業發展良好的城市，都重點發展區域性總部經濟，並輔以其區縣的專業性總部經濟發展；而周圍其他城市，專注發展與其自身稟賦情況相符的以製造業為中心的特色工廠經濟。通過數字經濟紐帶和清晰的區域職能分工，實現長三角內部的合理分工協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目前，長三角園區經濟呈現出多功能專業化的發展態勢，有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雙創示範基地、飛地經濟等多種靈活的形式。長三角園區合作的數字經濟成功經驗和遵循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貫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動的發展理念。
園區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統籌設計，需要企業自下而上的主動參與。長三角堅持以國家政策為指導，根據國家出臺的相關指導意見，有針對性地圍繞重點產業和重點領域開展園區共建。在操作層面則堅持以加快培育園區合作為載體，出臺相關文件保障區域聯動共建合作園區，圍繞產業鏈對專利分佈進行分類，實現對園區規劃建設的精準招商。同時，企業主要依託上海以及蘇南模式的成功經驗，積極主動參與園區合作共建。
二是嚴格遵循產城融合發展的基本原則。
這裡，“產”主要是指園區中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產業，“城”則是指產業發展當中所必須依託的城市空間和載體。園區建設的目的是實現當地經濟的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只有“產”沒有“城”的園區，不能實現其歷史使命，無法推動一體化進程。相反，利用合作園區內的數字共享，有助於將產業融入載體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態和城市功能。因此，長三角一體化中的園區建設，充分考慮到園區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稟賦結構，通過建設不可替代的產業園區，實現產城融合發展。
三是利用輸出區域和目標區域的推拉力。
一方面，由於現有區位產業集聚的經濟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動了相應的過剩產能必須藉助“飛地經濟”向外地產業轉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的壓縮，也包括環境及生態管制和強迫使耗能高、汙染大的長三角企業向外轉移生產環節。另一方面，充分考慮到目標區位低廉的成本優勢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等拉動力，主動實現轉移產業與目標區域的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稟賦狀況的匹配與耦合。比如，蘇州很早就選擇了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埃塞俄比亞以及政策寬鬆的東南亞等地進行投資。
總之，長三角數字經濟的經驗，源自頂層設計和科學規劃，源自統籌謀劃和整體佈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繼續重視數字經濟生態圈建設，重視“以人為本、信息共享”的數字化治理模式，並使其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區域研究”和江蘇省333第二層次人才支持計劃項目“供給側視角下江蘇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提升路徑與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4ZDA024、BRA2017358
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9月上（微信有刪節）
作者：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 吳福象
原文責編：郭丹
新媒體責編：李思琪
視覺：劉潔
（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