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情，西方各國表現各異，引發爭議不斷，這讓我想起加繆在《鼠疫》中的描寫和他鮮明的態度。
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城，即使確定了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應該與之鬥爭也仍然充滿爭議。
面對鼠疫
“本市中許多新派倫理學家，當時竟然說，無論做什麼都無濟於事，只能跪下求饒。”
面對新冠疫情的蔓延，西方有些國家提出的所謂“群體免疫”理論，甚至還有一些國家首領說“抱歉，一些人會死去，他們確實會死去，這就是人生。”這不就是小說中所說的這種人嗎？面對病毒束手就擒甚至“跪下求饒”。
加繆在小說中鮮明地表明瞭態度：
“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鬥爭，決不能跪下求饒。問題全在於控制局面，儘量少死人，少造成親人永別。為此也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同鼠疫搏鬥。這個真理並不值得讚揚，這只是順理成章的事。”
小說主人公里厄和塔魯及其朋友都是這種態度。
我想起加繆的另一部名作《局外人》，對於主人公默爾索，不管認為他是特立獨行的英雄，還是認為他其實是一個在內心衝突中失去自我的人，有一點都是不可否認的，就是他對什麼都無所謂，他是冷眼旁觀著這個荒謬的世界（我認為這其實也包括他自身）。
在《鼠疫》裡，鼠疫蔓延的世界無疑更加荒謬，主人公里厄卻不再冷眼旁觀，而是積極投身其中進行反抗。
如何反抗呢？
裡厄是名醫生，最早發現鼠疫並多方努力，爭取到政府的重視與支持，之後一直奮戰在抗疫第一線，無疑是名英雄。但他不這麼認為，他認為這與英雄主義無關，而是一種誠摯，誠摯是什麼？誠摯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他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盡他的職責，都是在努力做好他的本職工作，而同鼠疫搏鬥“這個真理並不值得讚揚，這只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這次面對新冠疫情的鬥爭中，無數醫護人員都是像裡厄這樣盡職盡責的英雄。可敬的鐘南山院士尤其如此，他的冷靜果斷、謙遜質樸都和裡厄極為相似。日前在迎接8名廣東援鄂醫護人員隔離休整結束返回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時，鍾南山激動地說我們“挺過來了”，同時表示國際疫情依然嚴峻“我們醫護人員要盡好我們的職責，回來以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繼續總結資料，為世界共同戰‘疫’提供經驗。”
另一名反抗者的代表則是塔魯。他只是奧蘭城的一名旅客，在此短暫居住，但當鼠疫蔓延時，他立刻主動與裡厄聯繫，組建了由志願者組成的衛生防疫隊，彌補了當時抗疫人力的嚴重不足，成為裡厄的得力助手，也是一直奮戰在抗疫一線。
如果說裡厄還可以說是在努力盡職，那麼塔魯就可以說是真正的英雄了，因為他並非醫生甚至都不是這裡的居民，但他義無反顧，在與鼠疫的鬥爭中衝鋒陷陣。
當裡厄告訴他此項工作的危險性時，他回答：
“一百年前，一場鼠疫大流行，奪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體居民的性命，唯獨一人得以倖免，恰恰是一直忠於職守的那個洗屍體的人。”
但，塔魯還是倒在了黎明到來之際，當疫情已經明顯好轉減退時，塔魯卻不幸染上鼠疫，健壯的身體被病魔一點點吞噬……
我想到了到在回家之前的山東援鄂醫療隊員張靜靜，想到了不辭辛苦，冒險接送金銀潭醫院醫護人員上下班，並想方設法為他們籌集物質和食品的快遞小哥汪勇。也想起了活躍在社區值班值守、協助排查、送菜上門、團購生活物資的廣大黨員幹部和志願者，捐款捐物的明星和眾多普通志願者——從社區防控、生活服務到物質運輸、心理疏導等方面都有勇敢志願者們的身影。
裡厄與塔魯一見如故，惺惺相惜，但是裡厄作為敘述者，卻認為“由塔魯倡導而組建起來的衛生防疫隊，應給以充分客觀的評價”，“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也就夠了”。
因為
“過分抬高義舉，最終會間接地大力頌揚罪惡。因為，這會讓人猜想，義舉十分罕見，才顯得如此可貴，而邪惡與冷漠則是人的行為更常見的動力。”
裡厄推舉的英雄人物是極其普通，甚至看上去還有些窩囊的格朗，雖然收入低微，生活清貧，仍然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加入志願隊後利用專長一絲不苟地做好統計數據的工作。
做出反抗行動的還有其他人。奧通法官，開始對鼠疫也並未太在意，甚至有些不屑，但在妻子尤其是兒子死於鼠疫之後 ，他在隔離期滿後出來又請求再回隔離營，成了一名志願者。
神父認為鼠疫是上帝對人類的集體懲罰，要人們接受並懺悔，裡厄當然無法認同，但當塔魯向神父發出邀請時，神父答應了加入衛生防疫隊，裡厄高興地說“他講道好，做得更好。”
在共同目睹一個無辜孩子飽受病魔折磨直至被奪去生命後，神父仍然低聲地說“也許我們就應該熱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裡厄憤慨地回答“我誓死也不會愛這個讓孩子受折磨的世界”，神父有些震驚，雖然他為無法說服裡厄而感傷，但他仍然一直與裡厄並肩戰鬥，並最終倒在了抗疫第一線。
甚至是科塔爾這個鼠疫發生前有案底並因此恐懼得上吊自殺的人，雖然並沒有成為志願者，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出了反抗的行動，塔魯認為：“這個人在成長。”
而一心想著出城與未婚妻團圓，指責裡厄和塔魯只在抽象概念裡打圈的朗貝爾，也加入了志願者隊伍，在終於找到出城機會時也依然選擇了留下。
他原以為自己是這場鼠疫的局外人
“可是現在，我親眼看到了，就知道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屬於這裡了。這場鼠疫關係到我們所有人。”
其實，朗貝爾之所以發生改變，並非來自抽象的概念，而是因為聽說裡厄的妻子也在城外且病得很重，受到了震動。
而其實，真正讓裡厄投身反抗行動的也並非只有抽象的概念，當他回顧歷史上死於鼠疫的人數大概有一億時，想到：
既然一個人喪命，只有目睹其死亡，才有一定分量，那麼，一億具屍體，排列在歷史的長河中，憑想象也無非是一縷青煙。裡厄大夫憶起了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那場鼠疫，據記載，當時一天工夫就有上萬人喪生。一萬名死者，就是一家大型影院觀眾的五倍。要搞搞清楚就應該這樣做。將五家這樣影院的觀眾集中在門口，帶到城裡的廣場上，全部屠殺，將屍體堆起來，這樣就能看得稍微清楚些。
在他的醫院裡，鼠疫平均每星期要奪走五百人的生命，這些難道都是抽象概念嗎？因此，當朗貝爾指責塔魯的英雄主義是一種“理念”時，裡厄毫不猶豫地站在塔魯一邊，反駁說“人並不是一種理念”。
許多人一方面反對疫情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死亡人數僅僅當成抽象的數字，面對慘烈的現實仍然以理性之名，對疫情不作反抗或只作出極消極的反抗。
日本著名導演北野武在日本地震後曾說過一段話：悲慟是一種非常私人的經驗。這次震災並不能籠統地概括為“死了2萬人”一件事，而是“死了1個人”的事情發生了兩萬件。兩萬例死亡，每一個死者都有人為之撕心裂肺，並且將這悲慟揹負至今。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每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生命，每一個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都是家庭之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