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68708500
1
西夏崛起與北宋的放任態度！
北宋仁宗朝，西北的党項族突然不安分起來，給北宋帶來嚴重危機。党項族本是西羌的一支，北朝時期就在今甘青地區活動。唐太宗時，党項族歸順唐朝。唐末平定黃巢之亂時，党項族立了大功，因此唐賜其李姓，其封地擴大到今甘肅、寧夏大部。五代時期，党項接受歷代中原王朝冊封。宋朝建立時，也無力兼併西夏，於是同樣對其籠絡。
西夏問題不能看做傳統中原王朝與北部遊牧民族的爭鬥，實際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殘留，該政權世代相襲。在唐末五代百年間，党項安心在西部發展，勢力已經十分雄厚。北宋建立之初，也多次對党項動兵，但始終沒有太大進展。真宗時，党項首領李繼遷在進攻宋西涼府時，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李德明轉變策略，向宋臣服，集中精力同西部的吐蕃作戰，而北宋也無心再戰。北宋放棄靈州，換來與西夏的和平。北宋的消極政策，終於使西夏在解決後顧之憂吐蕃後，將矛頭對準北宋。
仁宗繼位後，仍維持真宗與李德明的協議，雙方互不侵犯。但在李德明去世後，其子元昊即位，元昊素來對北宋有不臣之心。元昊即位後，以各種藉口屢次襲入北宋境內，試探北宋的虛實。同時，他還以去五臺山拜佛為名，刺探情報。北宋的邊防官員早有察覺。慶州通判曾上疏“元昊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心，特未發爾。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實際上就是提醒朝堂警惕。
但北宋朝堂對此毫不警戒，覺得不足為懼。一些大臣一直將防禦重心放在北邊，而一些大臣則認為北宋內憂大於外患。韓琦曾上奏仁宗：“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為國家之患哉！”
於是，元昊崛起之時，北宋西北邊境可謂放任自流，毫不警戒。
2
西夏危機的應對
1038年，元昊覺得時機成熟，稱帝建立大夏國。元昊稱帝后，最初想通過外交手段獲得宋王朝的承認。但北宋朝野十分震驚，斷絕了與西夏的互市貿易。之後，怎麼應對西夏成為北宋的當務之急。
最早到西夏前線的是夏竦。夏竦認為北宋多年沒有大戰，軍隊戰鬥力和戰鬥經驗都比不上前朝，出兵討伐西夏沒有絕對的勝算。因此他主張堅壁清野、練兵實邊，同時聯合西番壓制西夏。朝廷內部也有許多人紙上談兵，主張迅速出兵，“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丑可即誅滅”，很多文臣認為李元昊只是跳樑小醜，不堪一擊。樞密使陳執中甚至主張派刺客刺殺元昊，認為元昊一死，西夏之患便可除。
雖然北宋進行避戰，但元昊還是找到了進攻機會，於1040年向北宋延州進攻，但延州求援的信息卻被宰輔扣留，沒有上達。然後元昊以假投降迷惑延州主帥範雍，之後伺機出動，宋軍大敗。再之後，元昊又不斷製造摩擦，引起很多小戰鬥。
三川口慘敗之後，仁宗命朝臣上攻、守之策。韓琦指出，宋朝目前採取的堅壁清野的守策，有很大弊端。宋軍四處防守，兵力無法集中。如果集中兵力必能破敵。范仲淹卻認為目前還應該防守，他說現在宋夏邊防雖已經有守備，但內地卻守備空虛，如果元昊打探清虛實，繞過邊境城池直接進攻關內，將面臨大危機，當務之急應該加強各地的守備力量。仁宗經過思慮，覺得防禦為主的持久戰，屯兵運糧造成的經濟負擔也很重，於是採納韓琦建議對夏作戰。
於是北宋朝堂大變，為振西北軍威，罷黜主和派宰相張士遜、樞密使陳執中，重新啟用主戰派呂夷簡為相。以夏竦為山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但實際以韓琦為核心。韓琦招募兵馬，力圖與西夏進行一場大戰。但韓琦及其任用的主將任福過於貪功冒進，在好水川遇伏，宋軍大敗。戰後，宋廷又採用偏保守的戰略。韓琦也轉變策略，採用偏防守的穩重戰略。之後，西夏在韓琦、范仲淹一線進展困難，於是轉向涇原方向，於定川寨又取得一次大勝。
北宋雖然三次大戰均敗，但也取得不少勝利。北宋政策不斷調整積極備戰，如任用狄青等一批優秀的將領，訓練出一隻善戰的軍隊。所謂“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西北邊防也得到了有力加強，在防守中漸漸掌握戰爭主動權。
西夏始終是個小政權，多年戰事也使其國內民不聊生、矛盾重重。遼國也不希望西夏強大，對其進行警告。同時，韓琦、范仲淹等人意識到，如果持續戰爭，只會兩敗俱傷，並使遼坐大。在雙方都厭戰的情況下，宋、夏於慶曆四年簽定和議，西夏向宋稱臣，而宋賜予其歲幣，雙方開始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3
北宋軍事不振之原因
宋朝立國後，因為汲取唐末五代武將專權的歷史教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一直都在致力於軍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政軍分離，政事歸於中書門下，而軍事機務歸樞密使，相互掣肘。且軍事決策上，中書、樞密院分別提出決策建議，之後再由皇帝決策。同時，調兵權與統兵權相分離。樞密院雖掌管調兵權，統兵權卻在三衙（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手中。宋人範祖禹評價道：“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同時，將帥身邊要設監軍，多有宦官擔任，報告將官和軍隊的動態。
在這種制度下，北宋軍務決策系統滯後，軍隊系統設置繁雜，將領受到掣肘過多，作戰指揮僵化。同時，北宋軍隊主要駐紮在京城附近，稱禁軍，禁軍經常輪換部隊長官，目的使將帥難以專其兵，造成“兵不認將，將不識兵”的局面。
北宋西部邊境党項族作為唐代藩鎮割據的殘留，宋初勢力就很大，宋廷在嘗試戰爭手段後沒有解決這一問題。隨後党項的暫時屈服使宋廷放鬆警惕。仁宗時，党項首領李元昊建夏稱帝，在北宋朝堂之上，進攻和防禦也成為朝臣反覆爭論的話題。
宋仁宗開始主和，在西夏咄咄逼人之勢下轉向對西夏作戰。然而，接二連三的失敗，宋朝只能以防禦為主。北宋對夏戰爭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最終還是無法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實質性勝利。這恐怕要歸結於北宋自建立以來重文輕武導致的局面。
理川拉沙
宋仁宗時，慶曆三年，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執政，歐陽修、王素、餘靖、蔡襄同為諫官。宋仁宋便責成他們在政給上改革，稱，興致太平。
這年，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等十項整頓政事的主張，大部分被任總採納，頒詔推行，號稱，新政，不過新政觸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實行時遭到強烈反對，改革僅僅持續一年更作罷了，為此，范仲淹也遭到誣陷被貶。
韓騎的改革方案中主要是以邊事為主，因他本人長期在邊境率軍和西夏、遼國對峙以及作戰，故而對邊事更關心。韓琦提出的方案全是要花錢出去，使宋仁宗很不滿。
後來改革失敗，主導改革的范仲淹被流放，從此他在也沒有回過朝中，宋仁宗和執政的保守派的大臣們都不願范仲淹再回來，之後的范仲淹一直都在外任職，在外鬱鬱而終！🐴🌺🌺
飛天ZY漫雪
幫助宋仁宗改革的範仲俺和韓琦為何有著截然不同的結局？
范仲淹和韓琦一直在陝西前線抗擊西夏，兩人互相配合，打了許多勝仗，成為北宋王朝西北邊陲的倚重，天下人以“韓範”並稱。
《宋史.列傳第七十一》：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範"。西夏李元昊與大宋和談後，慶曆三年，范仲淹、韓琦先後被調回東京，范仲淹任參知政事、韓琦任樞密院副使。
宋仁宗當時有銳意進取之心，多次詢問范仲淹、韓琦當世之事，有意實行改革。
慶曆三年7月，韓琦先上書提出“七大舉措”，得到了宋仁宗的“嘉納”。
慶曆三年9月，宋仁宗召輔臣一起參謁天章閣，瞻仰太祖太宗御容，同時又問邊防大事，並且問了很久。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御邊大略，久之，乃罷。范仲淹認為朝政積弊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因此並沒有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親自手寫詔書賜范仲淹，並再次把范仲淹、富弼約到天章閣內，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寫出方案：
《宋史.列傳七十三》：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宋仁宗親賜手詔，並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書寫奏章，其實是趕鴨子上架，逼范仲淹拿出改革方案，范仲淹惶恐異常，緊鑼密鼓拿出十大改革措施，“慶曆新政”拉開帷幕。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減輕國家負擔。
宋仁宗急於改革，是因為“三冗”問題負擔太重！所謂“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三冗”產生的根子在“冗官”，而“冗官”的產生原因大概有：
一是機構重複設置，機構多。
宋朝自立國以來，為了防止臣子權力過大，就增設機構來分權。如中書門下相當於宰相，但權力只限行政；中書門下又設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范仲淹就是參知政事；軍事由樞密院管理，樞密院有樞密使、副樞密使，韓琦就是副樞密使。官多了，行政交率就下降。
同時宋朝由於重文抑武，實行“兵將分離”制度，兵不識將，將不識官，武官准備了一大堆，文官也準備了一大堆，更離奇的是，為了限制武將，竟然讓文官帶兵。
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也是在州府的基礎上，增設可以向皇帝直接報告的通判，並且官、職分離，官與權力分離，官多了還不做事，自然就造成了“冗官”。
二是科考取仕多。因為機構多，需要當官的人就多，所以宋朝的科舉考試，取仕名額比任何一個朝代都多。5倍於唐、30倍於元、4倍於明、3.4倍於清。科舉錄取率這麼高，感覺只有現在的高考錄取率才能超過宋，但高考只是受教育，不直接當官啊!
三是“恩蔭”氾濫。恩蔭又稱門蔭、蔭補、任子，是古代官僚世襲制的變種，就是官員退休了，給子孫一個當官的機會。恩蔭制度在唐朝，只是個例。到了宋朝宋真宗以後就開始氾濫。不僅官員退休以後子弟襲職成為常態，而且官員的親屬、門客也能得到“恩蔭”。更奇葩的是，宋真宗過生日、三年祭祀一次天地也要開個“恩蔭”。清人趙翼形容宋朝的恩蔭制度是“一人得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真懷疑宋朝的皇帝是專門批發烏紗帽的？
四是“買官”成制度。當然，宋朝規範的名字叫“納粟”，也就是政府因為修堤啊、用兵啊、救災啊、向遼西夏繳納歲幣啊，缺錢的時候，會鼓勵一些富人繳錢納糧，幫政府擺平這些事，作為獎賞，政府就會封這些“納粟”的富人一官半職，這就是變相賣官買官，後來隨著國庫虧空越來越大，這種“買官”行為竟然演變成了制度。
以上四大因素，必然導致宋朝官場出現了空前的“冗官”現象。
由於“兵將分離”，造成了兵的素質下降，因為將與兵很少結合，必然導致將對兵的訓練、管理不到位，從而造成兵員素質下降。而為了彌補弱兵的缺陷，就從增加兵的數量上去解決；增兵如果解決不了問題，就再增兵，形成惡性循環，最後兵過百萬，照樣吃敗仗。水滸裡說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也是有根據的。兵多了，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官多、兵多，自然各種開支費用就大；另外，宋朝實行募兵制，募來的兵就得養著，光軍餉就是天文數字。再加上澶淵之盟後，每年要貢給遼國大量的歲幣、絹匹；西夏李元昊求和以後，也向宋朝要錢要布，更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就造成了“冗費”。
而“三冗”又導致兩積：積貧、積弱！
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劉娥太后死後，宋仁宗親政了才知道國家財稅負擔那麼重，宋仁宗畢竟還算是明君，很想有所作為一番，所以一旦西夏邊患緩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韓琦調回東京，一個擔任副宰相、一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希望他們就拿出一些措施來解決“三冗”問題。
二、改革舉措——以范仲淹十大舉措為主，韓琦“七+八”舉措為輔。
從時間上來說，韓琦的改革方案是先提出來的。他根據當時西夏和契丹對西、北邊境造成的威脅，提出了應該先行開展的七項措施：
《宋史.列傳七十一》：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清政本。就是希望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要研究大事，小事交給具體職能部門做就行了。兩府不要大事小事都管，也不要眉毛鬍子一把抓，要分清主次。
——念邊計。就是針對西夏請和，索要無度，晏殊等重臣一味滿足而提的。意思對邊防大事要慎重，不要對方提出什麼就立即答應，要好好研究研究再做出決定。
——擢材賢。就是要仿照宋太祖時的一些舊制，對武學中的一些奇才打破常規予以提拔。
——備河北。就是提醒澶淵之盟之後，北部邊境武備鬆懈，但北遼契丹對大宋依然虎視眈眈，黃河以北廣大地區不能陶醉在和平的幼像中，而要提高警惕，未雨綢繆，選派轉運使去河北整頓武備，以防不測。
——固河東。河套一帶黃河以東地區，由於李元昊的侵略，破壞較大，需要加強防禦，建立要塞，作長久打算。
——收民心。由於國庫枯竭，希望皇帝從內庫中取出部分財帛支援邊事，而不是加重民眾負擔。
——營洛邑。開封無險可守，應該有序而又不大張旗鼓地營建洛邑，並且注意貯存糧秣，以備不時之需。（韓琦不愧是久駐邊關，非常清楚開封城的危險性，如果早聽他的，即使發生金兵南侵，也不至於有“靖康之恥”那麼慘。）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五》：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御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才午即出，匆遽僉署；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仿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形勢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代邊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遽議興築，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庚。”帝嘉納之。韓琦提出了這7條需要急辦的事務後，又提出了拯救時弊的8條對策，這八策基本包含在後來的范仲淹“十策”裡了：
《宋史.列傳七十一》：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韓琦的這“八+七”改革方案，宋仁宗還是基本認可的，所以“帝悉嘉納”！
但是也許覺得韓琦的改革力度不足，也許想看看范仲淹有什麼良策，所以在接到韓琦的改革方案後，宋仁宗兩次打開天章閣，逼范仲淹、富弼真刀真槍拿出方案來。
宋仁宗的“趕鴨子上架”，讓本來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只能迎難而上！范仲淹根據自己接近30年的從政經驗，以及在地方上主政時時瞭解的民情，加班加點很快就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詔條陳十事》，即改革十大方案（以下引用均來自《宋史.列傳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就是明確官員的升降問題，沒有大功勞大善舉不能升遷。二府內外在職人員至少要幹滿三年才能考慮升遷；在京各衙門的官員如果不是推選或科舉而任職的，至少要幹滿五年，才能進行升遷考核……這是針對宋朝當官滿三年，不管有沒有業績，一般都要升遷的舊習慣而提出的改革舉措。范仲淹希望在一個職位上要幹出成績來才能升遷，而要幹出成績，三年太短了……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這一條是針對“恩蔭”制度的弊端而發的。所謂乾元節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這天，是要開恩蔭的，范仲淹建議少卿、監以上的職位乾元節恩補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須幹滿兩年以上的才能讓子孫“接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館閣，大臣們不得推薦自己的子弟擔任。
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這一條是針對科舉弊端而言的，認為糊名法純粹考的是辭賦，缺乏鄉里考核推薦一環，無法看出錄取者的品行，應該改革。而進士應該先考策論，然後再考詩賦。策論寫得好、詩賦寫得差一點的為優等生，策論寫得一般、詩賦寫得好的為次等生。優等生直接給出擬授官職，次等生等待進一步選拔。范仲淹建議讓進士名實相符。
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范仲淹認為刺史、縣令這些職位與百姓休慼與共。宋朝的做法是憑資歷提拔人員充當這些要職，這樣那些有資歷但無能力的人上任不但不能幫助天子分憂，還會傷害百姓。所以他建議重要崗位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名推舉，然後幹部部門考察這些被推舉的人歷任業績，根據舉薦的多少和業績考核結果，擇優錄用。
因此，他建議：中書門下、樞密院各推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推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推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推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推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各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現代有個詞叫“高薪養廉”，范仲淹則認為應該“厚祿養賢”，其實是一個意思。宋真宗時，為了保證外任官員有足夠的俸祿，實行職田制，用職田的田租來補充俸祿，這相當於長年在外出差人員的工資補貼。仁宗時，朝中有許多京官可能是眼紅原因，多次上書要求取消職田。范仲淹對此據理力爭，認為職田不應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比如，刺史州有20頃職田，那麼刺史拿多少？刺史下面的其它官吏拿多少？只需要定出個相對合理的比例出來就行。范仲淹認為，只有厚祿養賢，才能減少外任官員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
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范仲淹認為，善政之要，在於養民，要養民根本的是要重視農業。而宋朝因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國人民都熱衷於當官和當兵，所以對立國之本的農業反而輕視了。因為輕視農業，農田產出不足，導致糧價和布價都飛漲。范仲淹還舉出了江南浙西一帶的因為農桑不力而出現了許多荒田，“魚米之鄉”名不符實。希望朝廷下大力氣發展農業，派專人興修水利，使江南重新變成真正的“魚米之鄉”。
這一條是針對“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唐朝實行的府兵制，所謂府兵制，就是類似於屯田制的一種兵役制度，軍隊駐紮地周圍拔給一定量的農田，駐軍戰時打仗、閒時種田，自給自足解決軍糧問題。改成“募兵制”以後，軍隊不用種田，只拿軍晌，糧草由朝廷調配供給，增加了朝廷負擔。所以范仲淹建議，恢復府兵制，招募壯丁，作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時間種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並建議先在京畿的軍隊中試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宋朝每三年要舉行一次盛大的京郊祭祀天地儀式，然後頒佈一系列恩澤百姓的命令，如大赦天下、發放錢糧等。但這些皇帝的“恩澤”往往被地方官員“打折”，比如“大赦”的時候向被赦人員索要錢財，發放錢糧時剋扣等等，使皇帝的“恩澤”不能落實。因此，范仲淹建議對“貪汙”恩澤的官員要嚴懲，並且每次恩信下去時，同時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動皇恩落實。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這一條是針對法律而言的。宋仁宗時候的法律，制定與頒佈的時候都很草率，經常是某個大臣根據個人的意見頒佈一項法律，結果因為有問題，頒佈了沒法執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同時，法律條款很多，許多也沒法一一落實。故此，范仲淹建議，對法律條款數量要少而精，容易執行。法律制訂時要反覆協商，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確保不會出現朝令夕改現象，避免有損皇帝尊嚴的事情發生。
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並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范仲淹以河南舉例，唐朝時河南有19.4萬多戶人家，設置20個縣；現在，河南只有7.5萬多戶，仍然設置19個縣。人口減少60%，而縣幾乎沒有減少，也就是說縣級的各種官吏也沒減少，還增多，這樣勢必給底層的勞動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賦稅、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幾倍。沉重的賦稅、徭役令底層人民不堪重負，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因此，范仲淹建議，壓縮縣級編制，精減縣級辦事人員，多餘的人回去務農，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起來。
范仲淹這改革十策，前五條和最後一條都是和吏治有關，核心都是汰減“冗官”；一條是關於農業的，一條是關於軍事的，另外兩條是關於法令的。就是今天我們讀了，也覺得切中肯綮。何況是當時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滿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轉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執行。
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討論後，認為第七條軍隊改革從京畿試行，怕激起禁軍兵變，暫時不適宜執行，宋仁宗同意，讓另外九條制訂詳細實施細則，頒佈執行。
《宋史.列傳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客觀地說，韓琦的“8+7”方案和范仲淹的改革十策是互相補充和完善的，所以都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
韓琦提完方案，恰逢陝南暴發張海、郭邈山起義，韓琦趕緊去陝西鎮壓起義去了，留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繼續在京推行改革。
三、 改革實施——政治局面煥然一新
韓琦去陝南平叛以後，“慶曆新政”主要由范仲淹和富弼在京組織實施，樞密使杜衍和歐陽修也參與進來。
范仲淹雖然覺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根據韓琦的七策，儘快安排邊防官員到位。慶曆三年10月，經過范仲淹嚴格考核推薦，朝廷頒詔，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為河北、淮南、京東、河東都轉運按察使。“十策”中的“擇長官”率先實施。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案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案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二是下發磨勘新法。緊接著十月底，經過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頒詔下發磨勘新法，官吏升遷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諸於行動。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於舊。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詔》並請仁宗頒佈下發。對恩蔭的年限和範圍進行了限定，同時打擊了恩蔭制度的一些變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監安排的人長期佔據重要崗位的現象。並安排專人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對發現的人才予以提拔，對貪官庸才朝廷處置。朝廷還下詔：現任、前任兩府子弟、親戚不得進館閣。這樣，“抑僥倖”也開始了落實。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並讀書之類。”《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亥，詔更廕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殺矣。四是下詔限制職田，落實“均公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辰，詔限職田。五是頒佈貢舉新法。加強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同時，允許州縣辦學，把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慶曆四年三月）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六是韓琦在陝西前線推行變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礎上升降官吏外，還對軍隊中的老弱病殘予以淘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七是根據韓琦提議，對陝西前線的邊防機構朝廷調整。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議也。八是根據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訂幹部管理的有關條例，不合適的刪除。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九是將部分縣降格為鎮，落實“減徭役”建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青五縣併為鎮，又析王層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慶曆新政實施僅短短的半年時間，北宋政治局面就開始煥然一新。汰冗官、精貢舉、辦教育、減恩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四、 改革結果——中途夭折
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是“精簡冗官”，這種吏治改革必然觸動了到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勢力必然會反撲，想方設法阻撓新政實施。他們用的卑劣招數有：
首先，輿論上貶低新政。宣揚新政規模太大，難以施行。詆譭《任子法》讓皇恩變薄了，磨勘法太繁瑣了，抑僥倖給官員行政帶來不便了……等等。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案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其次，監察彈劾。按察使對新政不時彈劾，不斷動搖仁宗的變革決心！
其三，打擊新政支持者。范仲淹變法，有許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諒（即滕子京）、張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擊這些新法的支持者，彈劾滕子京、張亢貪汙挪用機要素。幸虧范仲淹力保，兩人才沒下獄，但都被貶謫。而杜衍的女婿蘇舜欽等人直接被貶為庶民。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其四，用卑劣手段汙衊。老臣夏竦遭歐陽修彈劾被貶，就派人偽造石介與富弼的往來書信，指誣他們欲效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開始恐懼。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其五，指責范仲淹等結朋黨。宋朝生怕文臣武將結黨謀逆，所對朋黨非常忌憚。既得利益者就利用這點反覆彈劾范仲淹他們結黨，把持朝政。宋仁宗曾問過范仲淹如何看待朋黨，范仲淹坦蕩之人，對朋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歐陽修直接上書《朋黨論》，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相當於承認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觸及了宋仁宗的底線。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輔臣無所不用其極地彈劾與攻擊，終於動搖了宋仁宗變法的決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懼請求外放。宋仁宗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他們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無人再推行，漸漸地就恢復回了舊政。慶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五、 改革者結局——基本淡出權力中樞。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外放陝西、河東，富弼外放河北，但暫時保留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的職務。
慶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詔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富弼的樞密院副使職務。范仲淹外放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富弼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章得象又彈劾杜衍，只當了“百日宰相”的杜衍也被罷官，貶為尚書左丞，外放兗州。
韓琦對范仲淹、富弼、杜衍被貶官據理力爭，沒有結果。慶曆五年三月，也被罷樞密副使，貶為資政殿學士，外放揚州。
支持新政的歐陽修也被貶滁州。
自此，慶功新政的核心人物都淡出了權力中樞。
改革者被貶後情況：
——范仲淹於1046年到達鄧州，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散文《岳陽樓記》，體現了一代文宗的高風亮節。1049年調任杭州，在此期間，自己出資購田千畝，成立範氏義莊，幫助範氏後人。1052年調任潁州，上任路上病逝，享年64歲，宋仁宗追諡“文正”，這是中國古代文官的最高諡號。
——富弼先後外放鄆州、青州，任內救濟十萬災民。回京後於1055年被宋仁宗拜相。宋英宗即位後任樞密使。熙寧二年再度為相，反對王安石變法再次被貶亳州，1083年去世，諡號“文忠”。
——杜衍被貶兩年後就上表請求退休，1048年仁宗加恩授“太子太保”，1049年拜太子太傅，1053年授予太子太師、資政殿大學士，進封祁國公。1057年病逝，諡號“正獻”。
——歐陽修被貶滁州後，寫了著名的《醉翁亭記》，後又遷潁州、應天府。1049年回朝，任翰林學士。1057年任禮部主考，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1060年拜樞密副使、1061年任參知政事。1069年部分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主要是青苗法）。1072年逝世，諡號“文忠”。
——韓琦外放揚州後，1048年遷定州，大力整頓軍隊，使定州軍“精勁冠河朔”。1053年遷幷州，收回被契丹冒佔的地方。1055年力奏邊境軍隊墾荒。1056年回京，任三司使，後拜樞密使。1058年為宰相，並連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68年主動要求外任相州，1069年反對王安石《青苗法》，1075年病逝，諡號“忠獻”。
再來比較一下幾位改革者回京的時間：
——范仲淹1045被貶，1052年病逝，外放7年時間
——富弼1045年被貶，1055年回京，外放10年時間
——歐陽修1045年被貶，1049年回京
——杜衍1045年被貶，1047年退休，1057年病逝，閒居10年
——韓琦1045年被貶，1056年回京，外放11年
除了歐陽修外放時間只有四年外，韓琦、富弼的外放時間都超過范仲淹的7年。范仲淹之所以至死沒有回京，是因為范仲淹去世早，並且范仲淹去世後，諡號級別最高。
所以，范仲淹、韓琦不存在什麼截然不同的結局！只是因為范仲淹比杜衍以外的其它三人年經都大，所以去世早，沒等到回京的那一刻。
從范仲淹的諡號可以看出來，宋仁宗對范仲淹是非常肯定的，對范仲淹的認可度也是幾人中最高的。
六、 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簡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指責保守派太奸詐的，也有指責歐陽修《朋黨論》是豬隊友助攻的，也有指責范仲淹太過激進的……
這些都是導致新政失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個“無定志”的人。這是王夫之的評價。宋仁宗在位期間，兩府大臣30年換了40多，造成“吏無適從”，再賢明的能臣，走馬燈似的換，也無法做出業績。范仲淹心懷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慶曆新政受到點干擾就讓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誰來主持新政的推行？這是明擺著仁宗自己對改革“心無定志”，自己退縮了……
其次，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這是蔡東藩的評價。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為“三冗”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改革勢必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包括許多身邊的近臣，但是這些人一哭一鬧，仁宗心就軟，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徵性地對一部分官二代加個年齡限制，對高官還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兩端”。宋仁宗不是昏君，應該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幫人的，對改革遭遇阻力應有心理準備並有鋼鐵般的決心。但事實上他沒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傷害既得利益者。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新政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其四，“朋黨論”只是放棄改革的藉口。雖然歐陽修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范仲淹也不否認為了做事而結黨，但這個與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因為朋黨不是承認才存在，也不是否認就不承在，章得象、賈昌期、夏竦不是因為他們不承認是朋黨就不是“朋黨”。作為一代仁君，對這個應該有清醒判斷。
其五，人即使有錯，法無錯，人廢法不應該廢。秦惠文王就是這麼做的，商鞅變法得罪了貴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車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繼續不折不扣地執行。范仲淹十策和韓琦的“7+8”方案，有利於國家和百姓，有利於大宋朝的江山穩固，即使范仲淹有朋黨問題，也應該“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貶法廢”。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為什麼做不到？
簡單一句話：如果把宋仁宗換成秦孝公，那麼慶曆新政一定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