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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最近，關於性侵的消息有些多：韓國N號房事件、禽獸養父性侵未成年養女、北京國貿地鐵站出口性侵未遂……
網絡上大多數的聲音是聲討，希望懲罰犯錯的人，對受害者是安撫的態度，不過也有人認為，受害者本身存在被侵害的“瑕疵”。比如，有人質疑，被養父性侵的李星星，明明在經濟上，甚至精神上依賴鮑毓明，她真的不是鮑豢養的小情人嗎？
幾年前，我差點被騙子通過電話詐騙，所幸我警覺性高，騙子沒能得逞。
當我“驚魂未定”地跟我一個朋友說起這個事，他反問我：“怎麼騙子就單單給你打電話？”言外之意是，在這個“騙子太多，傻子明顯不夠用”的時代裡，我是專門給“傻子”湊數用的。
我承認，我這個人比較“傻實誠”，潛意識裡我覺得人心險惡離我太遙遠了。
閨蜜的爸爸有次“數落”我和閨蜜：“你們兩，讀書都讀傻了，空有高學歷，太幼稚了……”——學歷高我是沾了閨蜜的光，幼稚估計閨蜜是被我拖累了。
可這根本不是我成為騙子目標的理由好嗎？騙子打電話行騙明明就是隨機的，騙到一個是一個。
為什麼受害者已經深受其害，還要被人們質疑？這種將受侵害的責任歸到受害人身上的想法究竟是何道理？
02
去年12月18日，對女記者伊藤詩織遭山口敬之性侵的訴訟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作出裁決：伊藤詩織勝訴，山口敬之需賠償伊藤詩織330萬日元；同時，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權的反訴被駁回。
2015年，伊藤詩織由於工作關係接觸山口敬之，結果遭到性侵。在後來的四年多時間裡，伊藤詩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與心理折磨。
山口敬之是前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局長、被稱為“安倍的御用記者”，在日本政界和警界的人脈都非常廣，他在日本的地位和知名度豈是伊藤一名初出茅廬的年輕記者所能比擬？身份與位置的懸殊差距，使得伊藤詩織維權困難重重——曾經有人警告過伊藤詩織，如果繼續維權，她在日本就無法工作了。
日本警方在處理伊藤詩織的報案時，要求伊藤用真人大小的娃娃模擬強姦案的過程，伊藤詩織強忍著屈辱與傷害積極地配合警方的調查、取證，但案件還是在一年後莫名地被撤銷。
伊藤詩織沒有就此放棄，她決定公開自己的遭遇及對山口的指控。2018年10月，伊藤詩織出版了講述自己遭遇的書：《Black Box》，同年，由BBC拍成的紀錄片《日本之恥》與公眾見面。
由於伊藤詩織公開了自己的名字和長相，成了日本歷史上首位實名指控職場性侵的女性，她和她的家人遭到了公開的羞辱和仇視。人們甚至稱，伊藤才是真正的“日本之恥”，連婦聯都不肯幫她，很長一段時間，她沒有辦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時甚至不能出門。
好在伊藤詩織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又是媒體工作者，她懂得如何運用法律和媒體幫助自己維權；她一口流利的英語，以及面對媒體時不卑不亢、神情自若……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這才在日本國內獲得幫助。
經過長達四年的努力，伊藤終於等來了勝訴的判決。
在2017年，日本修改了強姦法，在此之前的110年間，強姦罪比盜竊罪的刑期還短，修改後是兩者的刑期都變成了5年，並將男性受害者納入性侵受害者之列。
03
不光日本，我們國家（尤其是對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的缺乏，社會（法律）的救助體系不完善……使得遭遇性侵後維權困難重重。
2017年4月27日，被學者李銀河評價為“老天賞飯”的著名小說家林奕含在臺灣住處上吊自殺，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6歲。
林奕含曾出版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映射的是自己年少時曾被性侵的經歷。這個天賦異稟的天才美女小說家，即使成年後功成名就、結婚擁有家庭，依然無法接受信仰的坍塌，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小說裡面有一句話，“所有有關於性的暴力，都是以全社會的方式來共同完成的，所以這裡面一定包括法律的缺失”。
我們國家類似的案件在調查取證時，是否也像日本那樣，要被害人痛苦“模擬”、重現被害場景？韓國N號房事件發生後，為了防止受害者受到二次傷害，韓國政府及時為受害者變更身份證；斯德哥爾摩有全年24小時營業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幫助被害人收集並在一定時間內保留證據……這些做法我們國家其實是可以借鑑一下的。
在我們國家，性侵案件的舉證責任一直都在被害人身上。可是性侵一般發生在私密空間，舉證相當困難。
靠“激烈反抗”留下的線索來佐證事發時被害人的“不同意”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如果沒有“激烈反抗”並且留下證據，被害人根本拿不出實質的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
就如高管性侵養女這個事件，證據對李星星很不利，不少專業人士說過，這個養父，很可能輕而易舉地躲過法律的制裁……
伊藤詩織在她的演講中曾提到過一個概念，叫性同意。很多被誤會為“同意”的場景，其實根本不代表同意，換句話說，很多大家平常覺得司空見慣的場景發生的性行為，其實質就是性侵。
伊藤詩織提出的概念，對於法律上存在的缺失既是一個方向，也是一個警醒。
04
除了教育、司法體系的完善，其實，最難改變的是人們的觀念。
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有這樣一段：補習班老師李國華決定誘姦房思琪。“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
全球MeToo運動激勵全世界的女性勇敢地指控性侵犯，但是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女性絕大多數面對性侵還是選擇沉默。
在傳統的貞操觀面前、在男權社會與女性被物化的文化薰陶下，被性侵的女性會被貼上恥辱的標籤，不公開可能要承受內心的自責與煎熬，公開後還要加上週遭輿論的攻擊，而沉默也只是被害人出於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自我保護罷了。
我以前是個超級電視劇迷，所以在那個電視劇並不多產、網絡也不是很發達的年代，很多電視劇我都記得。
大概十幾年前，我國有部電視劇《女人不再沉默》，講的就是被性侵的女性反抗性暴力的過程。
裡面的代表人物蘇靜，和伊藤詩織一樣，是一名記者。蘇靜曾有一個觀點：男人失去貞操，叫長大成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結婚，甚至可以當成一種資本到處去炫耀；憑什麼女人如果失去貞操就只能默默忍受，甚至不被未來伴侶接受？
現而今，女性的思想意識已經開始覺醒，不再做沉默的羔羊。雖然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東南亞國家女性的覺醒還是以高知女性為主，但這是一個進步，一個還將會持續下去的進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