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康澤、沈醉、王耀武及子王耀。
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人所共知蔣介石有兩個“寵兒”：一個是戴笠，另一個是康澤，在國民黨內被稱“康戴二公”。為什麼有如此“封尊”呢?蓋因康戴二人是蔣介石的情報耳目。戴笠主要是搞外部情報，而康澤專事國民黨內部情報，二人都要及時向蔣介石密告。
當時，任何人要見蔣介石都必須先在侍從室登記，然後再由侍從室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想見才見,不想見就不見。但“康戴二公”例外，他們見蔣介石不受限制，隨時可見。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單獨在一起時，他們二人也可以闖入。
作為國民黨的情報頭目，戴笠早已是廣為人知，但康澤的情況世人卻知之甚少。
蔣介石心目中的“好學生”
康澤1904年農曆7月出生在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今來鳳鄉)一個普通農家，原名康代賓。7歲時，父病故，與弟妹靠母親常年手工紡織維持生活。康代賓幼時讀書頗為刻苦，中學時學習成績更是連年名列前茅。因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慘景，讀書時便立志救國救民。
中學畢業後，康代賓在進步教師李恆生、劉卓安和族人康紀鴻的幫助和接濟下，遠赴廣州，於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因對曾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的革命黨人汪精衛(字兆銘)十分敬仰，入學後遂改名兆名，號康澤。後以號代名,以“康澤”聞世。不僅如此，其後言談舉止一概模仿汪精衛。
康澤長於演講，記憶力強，在各種場合講話從不用講稿，且言辭簡練，有條不紊。經長期模仿演練，確有汪氏派頭。
在黃埔期間，康澤學習勤奮，性格剛強，態度樸實。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區農民那種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傳統美德，從不貪圖玩樂，甚至節假日也不外出遊逛，就在教室裡潛心攻讀《三民主義》，鑽研政治和軍事理論。
一個星期天，康澤正獨自在教室裡聚精會神地整理校長蔣介石的訓話筆記，突然聽到有腳步聲，轉頭一看，見校長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進了教室。康澤趕忙放下筆起身立正。蔣介石徑直來到他身邊,一邊翻閱他的筆記，一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何不休息?”
教官連忙介紹道：“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
蔣介石點點頭。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是個“好學生”。半年後畢業時,經蔣介石推薦,康澤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
在中山大學,康澤與賀衷寒、鄧文儀、鄭介民、谷正鋼、谷正鼎等成為同期同學。他們意趣相投，欲在政治聯合中形成自己的勢力，看到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有三四百名國民黨員,就想把這些人結成派系,作為日後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
於是，他們推舉賀衷寒領銜康澤協助，以留法學生中有國民黨、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由，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但這一活動因遭校方堅決制止，加上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批准，鬧騰了一陣子便沒有了動靜。
組建“別動隊”屢建“殊勳”
1927年10月，康澤由莫斯科學成歸國，任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後改任總司令部江西“剿共”宣傳大隊大隊長，在反共宣傳中顯示“才華”，贏得蔣介石特別信任。
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各階層抗日愛國運動風起雲湧，蔣介石惶惶不安。為牢牢抓穩政權，他在南京官邸召集康澤與賀衷寒、桂永清、騰傑、鄭介民、戴笠、鄧文儀、曾擴情等十餘名心腹開會，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共產黨又這麼搗亂，我們黨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黨部被包圍的被包圍，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被包圍。我們的黨一點力量沒有，我們的革命一定要失敗……我想，我們要有像蘇聯的那種‘格柏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最機密的情報機構)的組織就好了。”
會後,中國的所謂“格柏烏”便按照蔣介石的旨意組織起來。賀衷寒負責起草章程,康澤負責起草紀律條例。關於組織的名稱,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康澤主張用“復興社”。蔣介石選用了“復興社”,並寫下“驅逐倭寇,復興中華,平均地權,完成革命”四句話作為“復興社”的政治綱領。
1932年3月，“復興社”在南京勵志社會議室正式成立，蔣介石兼任社長，其骨幹成員面對蔣介石舉手宣誓:“餘誓以至誠遵守本社社章，服從社長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違誓言，願受極刑。”一個月後，蔣介石為“復興社”擬定了宣傳口號:“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
“復興社”在蔣記特務系統中，是最重要的一支。該組織又分為三支，一支是賀衷寒的“政訓”系統,一支是康澤的“別動隊”系統，一支是戴笠的“特務處”系統。康澤的“別動隊”系統起源於“特訓班”。
1933年,蔣介石為了擴軍反共,決定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專門培訓反共下級軍官。蔣自兼校長,康澤任班主任。康澤辦班認真,成立了三個大隊,並很快形成了一支裝備精良的武裝特務組織。
當年10月,康澤又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所謂“別動隊”,是蔣介石從德國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那裡學來的、在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武裝特務組織。它以特訓班為基礎，受蔣介石直接指揮。其任務主要是，劃分為若干個小分隊，深入蘇區進行反共活動，並在那些紅軍暫時撤離的地區，組織並帶領地主還鄉團對革命群眾進行血腥鎮壓，反攻倒算；其隊員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
其人數雖不多,但武器裝備好,人員又都接受過新的反共理論教育和嚴格訓練,個個窮兇極惡,所以破壞性極大。其所到之處,大肆誣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並與蘇區的反動勢力相勾結,肆意逮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及至秘密刑訊、殺人,極力摧毀中共地下組織。
由於其屢建“殊勳”,所以屢屢得到蔣介石的褒獎。蔣介石曾下令:“為保證別動隊員執行緊急任務的需要,一切車輛均應予以方便。”
結怨甚多遭黨內要人忌恨
康澤平素表情嚴肅,不苟言笑,看人目不轉睛,一看就是幾十秒鐘,似要把你從骨子裡看透
蔣介石認為康澤這個學生“忠實可靠”，而康澤則視蔣介石為“至尊”。在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中曾流行這樣一首“頌歌”：“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
這首歌的歌詞，據傳就是出自康澤之手。可見康澤尊奉蔣介石到何等地步。以康澤為總頭目的別動隊得到蔣介石的寵信，自以為是蔣的“御林軍”，可以“見官大一級”，便到處耀武揚威，不可一世，搞得天怒人怨。由此，康澤在國民黨內結怨甚多，遭到不少黨內要人的忌恨。
一日，康澤在南昌住所收到一封信，信封上雖沒有寄信人地址，但從郵戳上看，信是發自南京。
康澤拆開一看,只見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工工整整寫著一副對聯:“屠兄屠弟手段何其殘忍;丟母丟妻心術硬是毒辣。”橫批是“屠夫世家”。
康澤氣得臉色發白,咬牙切齒地將信撕得粉碎。他明白,這副對聯是對他知根知底的國民黨內人寫的。
原來,這副對聯的橫批和上聯是揭露康澤的父親早年在鄉村是個殺豬的,而他本人則是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下聯是罵他六親不認,忤逆不孝。指他寡母何氏節衣縮食把他拉扯成人,供他念書,並在鄉下給他訂了一門親，誰知他飛黃騰達之後，竟將老母和原配妻子忘得一乾二淨，自己在南京、南昌都有豪宅，可是何氏婆媳如今仍在老家破舊的房子裡吃苦受罪，艱難度日。
康澤就是這樣“為國忘家”而得到蔣介石信任的。這副對聯對康澤的揭露、諷刺、鞭撻可謂入木三分。
積極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全面抗戰爆發後，康澤兼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復興社總社書記。1938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立法委員等職。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抗戰勝利後，在全國一片反獨裁、反特務、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下，蔣介石不得不將聲名狼藉的康澤派往國外“考察”二戰後各同盟國家戰後復員工作。
1946年夏,蔣介石公開扯下“和平、民主”的面紗,全面發動內戰。康澤於1947年初返國,同年3月被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隨後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本來，蔣介石打算派康澤出任熱河省主席，但康澤不敢去。因為熱河是中共掌握的第一個全省解放的根據地，領導冀察熱遼邊區的是赫赫有名的中共名將程子華。
時程子華正以熱河為主戰場,配合林彪在東北全境開始戰略大反攻,康澤自知不是程子華的對手。同時,康澤更知道熱河前線是傅作義的勢力範圍,自己過去曾數次向蔣介石密告傅作義,如去傅作義必定要“禮尚往來”。所以他知道,去熱河絕沒有好下場。於是,1948年1月蔣介石委任他為襄樊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
康澤雖是黃埔畢業,也讀過不少兵書,但他一直搞情報工作,沒有直接帶過兵打過仗，作為一個獨當一面的綏靖區司令官,他缺乏實戰經驗和必要的軍事知識。而蔣介石之所以委康澤如此重任,是因為襄陽、樊城、老河口一帶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在不斷喪師失地敗象紛呈的景況下，委派別的人他實在不放心。
但康澤自抵達襄樊的那一天起，就一天也未安穩過，腦袋裡一直是咚咚作響。
1948年6月18日,華東野戰軍發起開封戰役,22日攻克河南省會開封,隨即又發起豫東戰役。康澤估計,共軍下一個作戰目標應是襄樊。
大戰迫在眉睫，康澤卻一籌莫展，他已被解放軍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弄得惶惶不可終日。部下為了讓他松馳一下過於緊張的神經，便提出為他提前過44歲生日，希望籍此使其精神振奮起來。
半推半就的康澤深知豫東戰場吃緊,祝壽之事不能太張揚,便同意在襄陽南門外遠離市井的涼亭裡備了一桌筵席,只邀請幾個心腹小聚。
這一天是1948年7月1日。但當晚，他抵擋不住各方面的奉承，又在襄陽古城司令部背後的一間大廳裡大擺酒席，並請樊城戲班的一名女角為他獻“萬壽”詞。
正當興高采烈之際，忽接來報，稱共軍攻打老河口，戰事激烈，“不像共軍小部隊”。晴空霹靂，康澤興致全無。他趕緊不露聲色地離席，找到副司令官郭勳祺和綏靖區作戰、情報處長商討對策。
副參謀長易謙和第三處處長鬍學熙皆是康澤的心腹，二人看出康澤不善指揮大戰，便婉言獻策，建議組織前敵指揮所，讓副司令官郭勳祺任前敵指揮,司令官可以相機隨時突圍。但康澤說:“我一切聽命於總統，決不擅離職守。”
為固守襄陽城，康澤下令化學炮連用美式迫擊炮發射黃磷彈，燒燬城垣外的所有民房。
襄樊戰役全軍覆沒束手被擒
就在華東野戰軍打下開封的當天，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司令員王近山與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聯名發出一份請戰電報:“為了分散敵人，積極配合北線作戰，建議以南線兵團先取老河口，後出襄樊，如敵南援，相機殲敵一部。”
中原野戰軍政委鄧小平看了電報後，對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第一副司令員陳毅說:“襄樊這一仗非打不可，問題是如何選好時機。拿下襄樊不活捉特務頭子康澤不算全勝，活捉康澤的政治影響不下於軍事勝利。所以在如何活捉康澤上，要多動動腦筋。”
7月2日，中原野戰軍為開闢漢水中段，建立戰略前進基地，命令王近山的第6縱隊、桐柏軍區主力和陝南第12旅發起襄樊戰役。
而在接到命令的頭一天晚上，早已按捺不住的王近山就下令前鋒偵察連對老河口守敵進行了火力偵察，這就是康澤在祝壽時所接到的“共軍攻打老河口”的情報由來。
在老河口首戰告捷後，7月6日，我各參戰部隊旋即按計劃完成對襄陽城的合圍。
襄樊城為襄陽、樊城的總稱。襄陽城北依漢水，與樊城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為萬山、真武山、琵琶山、鳳凰山、虎頭山、羊祜山等海拔160米到460米不等的山地,形成護衛襄陽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是又高又厚的城牆，城牆外有寬闊的水壕，城內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永備工事，易守難攻，所以當地老百姓有“鐵打的襄陽”的說法。
負責統一指揮攻打襄樊城重任的王近山,從當時敵我態勢出發,在對襄陽城南山區的攻擊屢屢受挫的情況下,斷然下令“撇山攻城,直搗西門”,避開敵人山頭陣地火力,採取猛虎掏心戰術,直接打擊康澤的要害。
7月9日,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電令康澤:“匪眾我寡,守備襄樊,則更單薄,著即放棄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陽待援……已令整編第7、第9師主力分道兼程來援,因抽調兵力需時,務須固守到7月22日。”
當日下午,樊城守敵在飛機掩護下棄城撤過漢水,縮回襄陽城內。
7月11日，6縱主力採用在城西狹長走廊上挖交通壕和梯次掩護的辦法，毅然楔入西關，激戰至13日將大部西關佔領。
西關告急，康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不得不向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乞援。蔣介石在覆電中給康澤打氣:“共軍必無遠程炮與重武器，棄山守城，固守待援。”
14日下午，白崇禧派飛機掩護城南山地敵軍全部撤回襄陽城內，準備憑堅固守待援。此時，康澤明知不能抵禦解放軍的進攻，但仍通過電臺向蔣介石表決心:“生決與城共存亡。”故作鎮靜地命令每天照例升降旗，每天照例給下屬講話打氣，可他又不得不向南京發出最後乞電:“職固守最後碉堡以待援軍。”
7月15日20時30分，解放軍對襄陽城發起總攻。激戰至16日拂曉，各參戰部隊經過巷戰，很快把敵人壓縮在康澤司令部所在地東街楊家祠堂和古樓一帶狹小區域。
直到這時，康澤仍繼續負隅頑抗，幻想蔣介石派援兵解圍。殊不知，援軍在途中遭到解放軍強大兵力阻擊，已無法會師襄陽。
7月16日晨,康澤司令部周圍槍聲、爆炸聲響成一片,到處是解放軍“繳槍不殺”的喊聲。胡學熙找來一套士兵服,勸康澤化裝逃走。康澤脖子一梗:“這不是我康澤的為人。”
不久,奉令指揮堅守碉堡和坑道的副官回來找康澤,可找遍司令部也不見康澤的影子。後來，好不容易才在坑道里發現司令官頭戴鋼盔,盤著雙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
副官這時才知道，一直跟司令官形影不離的易謙、胡學熙早已丟下司令官自己逃命去了，便和衛兵將康澤扶起來送到中心碉堡底層。
當日下午16時,王近山指揮部隊開始最後的攻擊。當解放軍戰士衝進碉堡底層時,只見康澤臥倒在地上,身體右側被火燒傷,但傷勢不重。
襄樊之戰,守敵2.1萬餘人被殲,康澤、郭勳祺等高中級主官被俘。
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賀電:祝賀你們在襄樊戰役中殲敵兩萬餘人,解放襄陽、樊城、老河口等7座城市,並活捉蔣系法西斯特務頭子康澤的偉大勝利。這一漢水中游的勝利,緊接著開封、睢杞兩大勝利之後,對於中原戰局的開展幫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澤更給全國青年受三青團特務迫害者以極大的興奮。尚望繼續努力,為徹底解放中原而戰!
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襄樊大捷當晚,李達參謀長根據領領導精神,擬就了幾條關於戰後事宜的指示,電告有關部隊遵照執行,其中提到:“康澤作為戰犯嚴加管押,防止其逃跑、自殺,但不要侮辱他,派得力幹部押解來野司,以防止路上被劫奪,擬送中央。”
康澤被俘次日，即1948年7月17日晚，新華廣播電臺向中外宣佈，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之役中被俘。
康澤未死被俘,令國民黨十分震驚。他並未象他向蔣介石保證的和國民黨所宣傳的“與城共存亡”。蔣介石狼狽不堪,不得不派人將康澤妻朱素懷,子康仲蒙、康亞蒙送往臺灣。
康澤被俘後，中共對這個反共20餘年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實行寬待政策，給他治傷治病。劉伯承還在戎馬倥傯中接見他，推心置腹地跟這位四川老鄉談了話。
1961年，康澤被批准監外就醫。1963年4月,康澤被特赦釋放,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先後撰寫了《復興社的緣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我在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中的一段》等文章和重要史料。
康澤於196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