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住唐太宗的财政问题頭條網

2020-12-02 22:48:07 佚名

历史研习社作者/三水小牍

一、钱袋

大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唐帝国的朝堂之上，此时端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太宗李世民，不再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反倒看起来更多的是无所适从，六神无主。

令他如此纠结忧虑的，正是一群特别的群体，这些人遍布于京城七十多个衙门，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的名字叫“捉钱令史”。不同于其他的官员，他们的 KPI 指标只有一个：放高利贷。

谏议大夫褚遂良终于坐不住了，告诉皇帝，反对设置“捉钱令史”。

褚遂良说：“京师有七十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六百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捉钱令史’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精英分子，优中选优地，选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如何得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们官职!"。

他们的出现，使得传统正途出身的官员感到恐慌、愤怒。

事情还要追溯到隋末唐初那段战乱纷争的岁月······

从隋朝末年李渊起兵，至贞观时期的对内，对外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因战争所费钱财无数，财税枯竭。为了解决官员的俸禄和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问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制度，政府放贷和出租，即公廨钱和公廨田。

所谓“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分配一些土地和钱，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就充作办公经费和俸禄。也就是政府各级部门，不再需要政府每年拨给的办公经费，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笔财产，再利用这笔财产去经营盈利，获得的利润就足以维持部门的运转。简而言之，政府就像个企业，每一级政府都负有赚钱的使命。

官员的俸禄也具有某种自我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官员职位授予一部分职分田。官员调任的时候，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保留并传给子孙。如此看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的俸禄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

最早爆发问题的就是官员的俸禄。因为官员们发现，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一方面固然由于官员的生活奢侈，开支较大；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土地的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会大打折扣了。其次，随着官员职分田的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民间怨声载道。

唐中央政府设立的公廨钱分散在每一个部门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及六部，每个部门除了有一定的官员编制之外，还有若干的吏员，称为“令史”。譬如：门下、中书省各有令史八十多人，而尚书省，仅户部一个部门，就有令史一百七十余人。他们平日主要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于是，唐太宗让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

放贷本来是一个专业技术型的工作，由非专业人员掌管操作，不仅赚不到利息，甚至连本金都可能赔进去。

而且，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市面上又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也无法对贷款的风险进行评估。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每个衙门都会面临停摆关门，官员吃不上饭的尴尬境地。

起初太宗想了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精准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这种新办法实行了三年，由于扰民过度，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太宗皇帝只得下令废除。于是又得回到发放公廨钱的老路上来。

不过这次，太宗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捉钱令史”。专门来管理公廨钱事宜。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通过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以及激发“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

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连续十二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

为了能够得到实缺官职，“捉钱令史”们借贷兴趣大涨，争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唐太宗发放高利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赚些钱花，更重要的是当时文武百官没有俸料钱，各级官府衙门行政开支不足，朝廷发放高利贷所得的利息，就用于给百官发放俸料钱，以及各级官府衙门的日常开支。

贞观之世，令史“大率人捉五十贯以下，四十贯以上，每月纳利四千，一岁凡输五万”，则年利率为100%。政府通过公廨钱制度，确实牟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唐会要》载：国库支出五万本钱，经捉钱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内翻一番，成为十万。所以，公廨本钱成为唐代财政重要收入。

但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由政府挑选部分有经验的富贾，担任捉钱令史之职，中央每司可用九人，由朝廷设置公廨本钱，每位令史可捉钱“五万”，任其“市肆贩易，月纳息四千文，岁满授官”，国家用此息钱以补官员俸禄之缺。

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贞观长歌》唐太宗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们背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交换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捉钱令史”们借助朝廷政策的东风，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

同时，也逐渐造成官员的冗

滥。譬如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员，虽然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编外官，但是捉钱令史的编制还是过于庞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九个捉钱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的话，官僚系统如何能承受？因此，便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

再有就是经营公廨本钱的官钱户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由所属诸司诸使给碟，免去杂差遣，徭役，如有过失犯罪，府县不敢劾治，须送本司本使科责，而本司本使则往往对他们包庇纵容，开脱罪责。

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 ，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使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

在群臣的抗议下，唐太宗废除了公廨钱，改由政府财政接管办公经费，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之后，直到太宗去世，政府在公廨钱存在与否的问题上，一直左右摇摆。时而恢复，时而废止，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解决，并且始终折磨着这位一代明君。

二、饭碗

唐代，作为曾经首善之区的关中地区，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已经逐渐恶化。人稠地狭，官僚队伍大为增加，粮食产量已不足以满足都城的消费，但由于它在政治上还是首都，所以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

中央政府每年都要调运大量漕米进京。粮食运输的费用相当大。而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如此，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便与日俱增。太宗朝，人们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即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再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唐朝漕运

譬如，每年的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由于此时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等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叉口处，可偏偏这时恰逢黄河的汛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位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大半年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的水文地质状况，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会加大运输的成本。

粮食运到洛阳后，整个运输工程也才只完成一半。从洛阳转运至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需要从洛阳用车辆把粮食先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再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重新进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送至长安。

之所以要绕过陕州，因为此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中，河水中多立有砥柱，水流湍急，经过的船只十有七八都会倾覆，且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

然而走陆路的成本也很昂贵，山峦重叠，沟壑纵横，车摧牛毙也时常发生。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

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旧唐书》中有记载，仅从洛阳含嘉仓用大车陆运至陕，１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那么以早期每年运粮20万石记，需运费10万贯；到后期每年233万石记，需运费116万贯，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