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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修志
1942年5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對人民文藝創作提出了四個重要問題。第一個講的是創作立場問題，人民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明白為哪個社會階層創作服務。第二個講的是態度問題，針對不同立場，對敵人、自己人、同盟者，應該分別採取什麼創作態度。第三個講的是工作對象問題，創作的文藝作品最終給誰看、起什麼效果。第四個講的是工作和學習問題，文藝工作者要熟悉群眾、瞭解群眾、學習群眾，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觀點方法，學習研究社會各個階級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文藝創作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回顧這段經典，並不是反對現代文學作品揭批問題，關鍵看揭批問題意圖是什麼，或者說目的效果是什麼？如果是為了促進當前問題解決，推動凝聚更大共識，推進社會更好進步，這樣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如果是誘導產生片面認知，撕裂社會積極共識，對推動社會進步產生反作用，那方向可能就跑偏了。方方的封城日記，側重記錄的是悲慘武漢、失誤武漢，引發不少身處困境中的人們消極共鳴，對黨中央果斷決策部署，對武漢人民積極努力自救，對全國軍民傾力馳援幫助，卻鮮有著墨或視若不見，這就必然引發社會爭議。武漢抗疫，本是一副完整畫卷，有可悲可恨，更有可圈可點，如果只是有選擇性的放大其中一段而忽視全景，這種創作目的，必然令人生疑。
方方是湖北省作協前主席，領導過當地人民作家團隊，應該懂得作家是有立場的，作品是有靈魂的。作為拿著人民俸祿的作家，應該明白這樣的創作導向是有問題的，除非是站在另外一個立場說話。如果不再把自己當做人民作家，甚至反對曾經信仰的價值體系和服務對象，那就不該繼續留在體制內領取俸祿，何必做政治上的兩面人呢？
現實社會中，類似情況其實不少。有些人，一方面享受著體制內的俸祿和紅利，一方面背棄體制內所信仰的價值體系，甚至激烈地反體制。這到底是政治上不成熟，還是人格上分裂，或是其他什麼意圖，就不得而知了。這個問題應當引起重視，需要及時解決。
庚子清明，寫於北京。
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