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美元這次不會出現流動性喪失，那麼持有更多的美元以及相關資產，乃是抵抗美國想讓世界分工體系去中國化的重要途徑
資料圖 新華社 沈霆攝
讓中國購買農產品、對中國產品加關稅、不許中國貨幣貶值……其背後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限制中國未來進一步通過貿易順差獲取並儲蓄世界貨幣的能力
建立獨立的清算系統是中國不被美國排除出世界分工的關鍵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曾經強大的全球產業鏈暴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脆弱。經濟全球化下，一國經濟對外部的高度依賴讓各國政府如芒在背。不少人開始擔心外資企業在疫後會大規模撤離中國，甚至出現全球經濟分工的解體，有人將其稱為-全球化2.0。
這些擔心會變成事實嗎？
危機會導致全球化解體嗎
全球化就是全球分工。人類分工的模式有兩種：計劃和市場。採用市場經濟進行分工所需要的最主要工具，就是貨幣：若貨幣少，則分工範圍小，此時最優的分工模式就是計劃經濟；若貨幣多，則分工範圍大，這種情形下最優的分工模式就是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前，國內的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由於無法在全世界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也就不能通過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參與全球分工的前提，就是使用全球的貨幣。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前，世界貨幣（美元）同黃金掛鉤，黃金數量的有限性，決定了只有少數國家能夠進入採用貨幣的市場分工體系。1970～198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牙買加體系的建立，使得美元取代黃金成為真正的世界貨幣。巨大的貨幣數量，為全世界的生產要素提供了統一的比較工具。計劃經濟式微、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空前規模的全球化，都與這一貨幣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按照這一邏輯，我們只要對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在疫情結束之後會收縮還是會擴張做出判斷，就可以大致對全球化的前途做出判斷——如果美元繼續擴張，全球化就會進一步深化，如此一來那些企圖在一國之內重建完整產業鏈的設想就會落空；而如果美元開始收縮，全球化就會坍塌，很多國家都會回到依靠本國貨幣展開分工的狀態。目前美聯儲向經濟無底線注入流動性的做法，對任何一個靠“財政-稅收”提供信用來驅動主權貨幣的國家而言，都有可能因此令貨幣失去一般等價物的功能。但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在出現替代貨幣之前，在全球進一步氾濫是大概率事件。
很多人認為這次美元瘋狂救市會導致美元徹底失去信用。若果真如此，我們持有的所有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就會像當年蘇聯解體時以盧布計價的資產一樣變得一文不值。但如果美元沒有崩潰，缺少美元的國家將會無法參與世界分工。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相當於美元違約）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讓人寧願選擇相信疫情之後美元依然會是未來的世界貨幣，而不是相反。美元的天量釋放相當於在大航海時代南美突然發現的巨量白銀，這不僅沒有讓白銀貶值，反而因為全球的分工和貿易提供了巨量的貨幣而帶來商品經濟的繁榮。除非美元被其他競爭性的貨幣取代，否則美元擴張不僅不會終結全球化，反而會使未來的全球化進一步加深。
中國會退出全球化嗎
全球化的加深，未必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工也會加深。美國鷹派遏制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試圖把中國排除在世界分工體系之外。他們想要中美脫鉤，並非是美國要重歸孤立，而是要在中國與世界間建立一道“隔離牆”。正如白宮國家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對美國企業所言，回不回美國不重要，只要離開中國，哪裡都行。但美國企業明白，只要中國貨幣能繼續與世界貨幣美元掛鉤，離開中國會讓他們的競爭對手通過“比較優勢”獲得不對稱的優勢。孤立中國的終極辦法，就是讓中國的貨幣和世界貨幣脫鉤。
中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始於1994年匯改。但能否維持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取決於人民幣能否通過順差積累足夠的外匯儲備。一度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外貿順差過大了，甚至認為巨大的順差加上強制結匯被動生成的人民幣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在一定程度源於對貨幣本質的認識不足。事實上，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往往不是由於貨幣的數量（紙幣掛鉤的“錨”）過多，而更多是由於貨幣的刻度（紙幣相對於“錨”的比率）發生了改變。
如今，只要中國擁有美元，即使和美國的貿易完全停止，中國與世界的貿易，也會把中國的要素價格通過貨幣傳導到美國的生產成本里去。事實上，1989年之後美國就曾對中國實施過一次嚴厲的封鎖，但1994年匯改使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後，這些封鎖立刻土崩瓦解。從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流入中國大陸的美元資本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使得歐美本土企業在全球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假設美元這次不會出現流動性喪失，那麼持有更多的美元以及相關資產，乃是抵抗美國想讓世界分工體系去中國化的重要途徑。
美國要想將中國驅除出全球分工體系，就必須吸乾中國手中的全球貨幣，或將其壓縮到一個極小的規模。讓中國購買農產品、對中國產品加關稅、不許中國貨幣貶值……其背後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限制中國未來進一步通過貿易順差獲取並儲蓄世界貨幣的能力。中國如果要繼續維持在國際市場的強大參與，就不僅不能拋棄美元，反而要增持更多的美元。只要人民幣能保持與美元掛鉤，美國就不可能將中國像朝鮮、伊朗那樣排除在世界分工體系之外。
美國為何要與中國“脫鉤”
美聯儲不斷通過購買有毒資產和次級債務發行貨幣，會不會導致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產被稀釋？按照經濟學的常識，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如此一來正確的選擇就是應當減持美元資產。但觀察一下當年西班牙在南美髮現大銀礦後，彼時中國以白銀計價的資產是否稀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由於白銀增加，使用白銀進行貿易的範圍擴大，這意味著你用白銀可以和更多的人分工。這也是美元與黃金脫鉤後，並沒有導致美元及用美元計價的資產貶值的原因。
世界貨幣與主權貨幣不同，它無需“錨”資產背書，交易需求本身就是其市場價值的來源。此次美聯儲大放水，是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2.0版本，意味著美元徹底從主權貨幣（有錨發行）轉向世界貨幣（無錨發行）。美國就像當年的西班牙一樣，只要不斷髮掘白銀，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換取其他國家的財富。它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其他競爭的貨幣。一旦出現一個更有流動性的貨幣，這個財富積累模式也就走到了盡頭。
看上去，通過世界貨幣汲取財富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遊戲，但其背後也隱藏著經濟脫實向虛的巨大風險。由於這個國家要通過生產貨幣換取真實財富，其必須對外保持貿易逆差——你必須將本國貨幣兌換成別國的實物。如果本國擁有強大的製造業，對外部商品沒有需求，則無錨貨幣就會在國內市場堆積而引發通貨膨脹。換句話說，世界貨幣必須建立在貿易逆差的基礎上，其副作用就是國內市場外流，進而抑制本國製造業的發展。一個國家對於貨幣是作為世界貨幣還是主權貨幣之間做出的選擇，實際上也是這個國家在發展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之間做出的選擇。正如西班牙白銀的發現，並沒有使西班牙成為工業化國家，反倒是成全了英國的崛起。
美元世界化使美國也開始步上去實體經濟之路。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就是防止中國像當年的英國那樣借西班牙的世界貨幣成為實體經濟強國。在美國看來，只要產業鏈被切碎分解到不同的主權國家，它們之間就必須藉助美元完成分工。即使美國不再擁有任何製造業，也可以通過美元這一壟斷“商品”，分享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在美國看來，中國對其的威脅不在於中國對美國的鉅額貿易順差，而在於其統一的市場規模過於巨大，這一巨大的市場規模有可能支撐中國發展出強大的全產業鏈的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國的國內市場擴大後與美國的內需產生競爭，會嚴重侵蝕美元的壟斷地位。
中國的策略選擇
美國是當今市場經濟的頂級玩家，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全球視野。當我們不理解美國所做出的紛繁複雜的各種政策選擇時，只要定位好與美國的關係，就可以根據美國的選擇做出大體上正確的應對。今天的美國無疑已經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因此我們只需觀察美國不希望中國做什麼，大體上也就可以判斷中國的正確選擇是什麼。
美國希望孤立中國，讓中國與全球化脫鉤。那麼中國的正確選擇就應當是努力進一步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而美國要阻止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其存在的一個關鍵性的軟肋，就是美元從主權貨幣向世界貨幣的大轉變。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這一背景下，只要中國能夠使用美元參與世界貿易，美國就算和中國沒有任何貿易往來，也無法使兩國的經濟脫鉤。世界市場對中美要素的定價，會通過貿易傳導到所有使用世界貨幣結算的國家，包括美國。很多人說，美元轉向無錨的世界貨幣，是剪全世界的“羊毛”，所以中國要與美元脫鉤。直觀地講這一判斷沒錯，但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美國是在犧牲本國市場為世界分工提供貨幣這一公共產品。美聯儲採用直升機撒錢發行出的貨幣，一定不能堆積在本國市場，那麼其結果必然帶來更大規模的貿易逆差。
顯然，美國不希望中國趁此獲得更多美元。但中國只要維持足夠低的匯率，美元還是會湧入中國。只要擁有世界貨幣，美國就無法使中國與全球化脫鉤，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就不可動搖。在人民幣沒有成為世界貨幣之前，順差和外儲就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保證。
當然美元不同於黃金，必須經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才能被“擁有”，而一旦美元的流動性被剝奪，你也就不再擁有美元。其中對流動性產生最大威脅的就是美元的清算系統SWIFT。美國對俄羅斯、伊朗的制裁，向世人演示了剝奪世界貨幣流動性的真實場景。建立獨立的清算系統是中國不被美國排除出世界分工的關鍵。
美國欲孤立中國，中國應採取何種應對之策？簡單講，就是反其道而行——不與世界脫鉤，不與美國脫鉤，寄身在美元體系之內，比在美元體系之外能生存得更好。
延伸閱讀：
鼓吹“中國威脅”謀上位，“致命納瓦羅”正在致命美國？
最近，一位美國政客熱度達到了近五年的頂峰，他是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不過細看納瓦羅疫情期間的新聞，這種熱度更像是蹭來的——蹭中國。
“病毒來自武漢”“中國囤積物資”“中國要對疫情負責”……納瓦羅堪稱甩鍋中國的“集大成者”，疫情中美國政客們所有汙衊中國的套路他幾乎都用過。
踩中國，對納瓦羅來說，可謂駕輕就熟。靠著鼓吹“中國威脅”，納瓦羅步入政壇，也靠著大肆汙衊中國，製造了自己為數不多的“高光”時刻。
協調人協調了什麼？
納瓦羅原本的職務是白宮貿易顧問，疫情之下，他被任命為《國防生產法》政策協調人，負責疫情期間物資的生產和調配。
然而這個執行者的工作不盡人意。疫情暴發之初，各州就抱怨聯邦協調物資不力。一個多月後，物資仍然混亂。聯邦政府攔下了馬薩諸塞州300萬個口罩，送往紐約的40萬隻口罩最近也被聯邦政府扣押，還要收保管費。
工作的一團糟已被美國媒體多次“蓋章 ”確認。
比如在CNN，面對是否能夠滿足100萬臺呼吸機需求的提問，納瓦羅打起了“太極”，答非所問，女主播看不下去，直接掐斷了直播信號。
解釋物資工作的一團糟，納瓦羅的話術是——都怪“中國囤積物資”。
囤沒囤，聽聽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的說法就行了。他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就不可能有1200噸醫療物資被送往美國。
除了這些，譚主也梳理了一下納瓦羅其它有關中國的言論，發現了一個現象：在指責中國這件事上，納瓦羅沒什麼“原創”，更喜歡“復讀”。
3月19日美國總統：中國應該為疫情擴散承擔責任。
3月30日納瓦羅：中方隱瞞疫情使世界耽誤了6周時間。
4月15日美國總統：應對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進行調查。
4月19日納瓦羅：病毒很可能來自武漢實驗室。
投總統所好，抓住機會攀扯中國，這是納瓦羅疫情期間再度提升熱度的方法，也是納瓦羅步入政壇的公開秘密。
美國版“范進中舉”
納瓦羅原本是一名經濟學教授，任職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梅拉吉商學院，這個學院的經濟學排名全美50名開外。
作為學者，納瓦羅在頂級刊物發過3篇學術論文，另有一部分二級期刊的論文。數量不多，名氣一般，但曾有一部分理性觀點。
在他1984年出版的書籍《政策遊戲：利益集團和空想家們是如何竊國的》中，納瓦羅曾旗幟鮮明地批評過貿易保護主義：“一旦保護主義的貿易戰開打，最可能的結果就是全世界經濟不可阻止地進入衰退的惡性循環。”
然而到了21世紀，納瓦羅卻發生了180度大轉變，到處宣揚“產業迴流” “中國製造業威脅美國”等貿易保護主義觀點，甚至助推美國對中國等國加徵關稅。
這種驟變孕育於90年代，這段時期，正是納瓦羅從政路上的“至暗時刻”。
已過不惑之年的納瓦羅曾五次參加聖迭戈的競選，但屢戰屢敗，與《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倒是有幾分相像，二十多次應試，直到五十四歲還只是個小小秀才。
納瓦羅自己對這段失敗的競選經歷也很是懊惱，他的政治回憶錄《聖迭戈秘聞》中，對這段經歷的描述滿是謾罵。
謾罵的對象包括中國。從2008年起，納瓦羅接連出版了《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致命中國》、《臥虎》等關於中國的書。
美國寫中國專著的學者其實不少，最出名的就是費正清等漢學學者，他們或精通漢語，或長期在中國生活，甚至擁有一眾中國友人。納瓦羅不一樣，不會說中文，公開報道中，也只有兩次中國行程。
沒有深入研究，怎麼寫？納瓦羅的答案是：靠想象。
在他的反華成名作《致命中國》中，有一位叫“羅恩·瓦拉”的人的反華觀點被頻繁引用。在書中，“羅恩•瓦拉”是哈佛博士，但就在去年，澳大利亞專家莫里斯·鈴木發現哈佛大學查無此人。
最後納瓦羅只得自揭假面，承認這是他虛構的人物，還表示“終於有人發現了一個隱藏了多年的內在笑話”。 這讓另一位美國反華政客白邦瑞都看不下去： “我一直知道彼得具有創意和想象力，但我嚴重低估了他。 ”
這種虛構倒也不是沒有緣由，納瓦羅本人正是哈佛博士畢業，“羅恩•瓦拉”正是他自己姓氏的諧音。偽造一個“自己”論證中國對美國造成致命威脅，很有想象力。
這種想象力不是憑空而來，更像是深思熟慮。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的院長章玉貴與美國商界、政界人士都有深度交流，他告訴譚主，在納瓦羅把目標轉向中國的重要節點2008年，全球製造業正在發生一次重要變革，中國逐步超過美國，此後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擔心金融業建立在沙灘之上，美國開始陷入了對中國的製造業焦慮。
2010年，美國諾獎得主克魯 格曼聲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美國失去 了140萬個就業機會。 類似的論調迅速被納瓦羅捕捉，成為《致命中國》一書第五部分的主要內容。
鼓吹中國威脅，成為納瓦羅謀求政治上位的敲門磚。
2016年，機會“從天而降”。據《國會山報》報道，當時的候選總統苦於沒有適合自己“口味”的經濟學家相助，其女婿庫什納在亞馬遜上看到納瓦羅的那些書後邀他加盟。納瓦羅的籌謀與鋪墊有了迴音。
在中國典故中，54歲的范進意外中了舉人之後大喜成癲。那麼，年近70歲突然躋身白宮幕僚的納瓦羅呢？
致命納瓦羅
再細看開頭的熱度曲線，原先籍籍無名的納瓦羅從2016年正式進入公眾視野，此後的幾個高點分別出現在2018年3月和2018年6月。
2018年的2次關注度飆升，均與納瓦羅主張的對華加徵關稅息息相關。那時的納瓦羅靠前所未有的強硬反華主張和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風賺足了眼球。
伴隨著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喜歡煽風點火的納瓦羅熱度驟降。到了2020年3月，美國暴發的疫情又讓納瓦羅找到了借題發揮的抓手，他再度興奮起來，在總統與公眾面前拼命塑造自己的強硬反華形象。
沈逸教授與譚主多次聊起過美國政壇，他對納瓦羅的評價是：“他就是一個被美國政府當子彈用的人，有時候需要說狠話的時候，就把他拉出來，不需要的時候，又把他放到旁邊。”
為了守住自己的位置，成為“有用”的人，納瓦羅不得不靠他的“立身之本”——偏激的言論，狂刷存在感，也因此成為白宮幕僚中最激進的中國威脅論者。
但這遠遠偏離了一個幕僚本應承擔的職責，章玉貴教授在電話裡對譚主分析道：“其實一個幕僚，本應該站在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為總統決策獻策。因為總統決策一旦失誤的話，會引起整個國家利益的受損。”
只想著對自己有用，納瓦羅們損害國家利益的危險性正在顯現。
疫情嚴峻，聯邦與各州關於醫療物資的口水戰還在繼續，醫療機構的物資缺口仍然大量存在。
本職工作不力，納瓦羅依然沉迷於慣用的政治手段。長袖之下，美國正在被拖入深淵。
病毒對人類來說，致命；而只會製造對立衝突的政客，對國家來說，同樣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