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從4月份的河南靈寶“王帥事件”，到5月上旬的杭州飆車案，從5月中旬的東莞城管毆打小販，到7月重慶雲陽兩位官員因嫁女大辦宴席在電視臺“悔過”。近年來，官員道歉逐漸增多。從突發災難、特大事故，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一個又一個道歉官員的面孔出現在人們眼前。道歉形式也很多樣：開會道歉的、登報道歉的、上電視檢討的……已成為官場生態中的一大熱點。在國外，官員道歉極其平常。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就為發表含有種族主義傾向的言論而道歉。如何看待官員道歉現象，官員可不可以學習一些國外道歉的藝術？
【問題】如何看待官員道歉現象？官員道歉存在什麼問題？
【參考答案】
問題一:
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表明,政府管理機構與官員並不必然是公正無私的“道德人”,有可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特徵。因此，一個道德再高尚的政府在遇到麻煩的時候，都會盡量避害趨利，都想盡量最大程度地化解責任，而道歉就是化解責任的公關方式之一。
“道歉既不傷害道歉者，也不傷害接受道歉的人。”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塞涅卡較為生動地概括了“道歉”帶來的好處。對官員道歉這現象進行分析，有助於各級官員更好地執政，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大眾。
道歉,是公民意識逐漸提高的體現。公民參與是衡量現代社會政府治理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公民美德和公民責任是公民獲得公民資格的前提條件，如果缺少必要的公民道德和公民責任，那麼就不成為公民了。官員作為公民的一員，有必要為自己錯誤的施政行為或權力範圍內的各種不作為或損壞人民的行為，向人民和社會道歉。這體現了公民意識的提高和官員官德的提高，為政治民主進步提供了更強大的動力。
道歉,是官員思想解放的體現。以民為本,不僅是建設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本質特徵,更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總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曾幾何時，官員們已經習慣了處在金字塔的頂端，囿於我國現有的行政運行制度和政治倫理，官員即便不作為也依舊我行我素，對“道歉”諱莫如深,讓他們俯下身段向社會、民眾鞠躬道歉認錯，本身也是官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表現。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和以民主為取向的政治改革,它們共同促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隨著社會力量的不斷成長，面對來自社會的民意壓力，如果官員繼續保持僵化的思維模式和治理模式，勢必使自己為時代潮流所拋棄。道歉認錯是官員解放思想民本意識的真實體現。
道歉,是以道德制約權力的體現。道歉，不僅是社會主流觀念達成共識的一種美德，更是基於和諧意識和道德良知的社會價值取向。任何國家權力除必須有法律依據外,還需要有道義基礎和社會道德輿論的支撐。一方面，權力持有者具備高尚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責任心，是其合理行使權力、保證權力良性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另一方面，一旦權力持有者行政不作為或者施行惡政，社會就會發揮道德倫理的強制力即道德輿論力量的制約作用，迫使其履行道德義務，或受到道德的懲罰，是以德治官、以德制權，用道德約束官員權力，以規範掌權者的行為，使權力行使者為政以德，以德服人。
道歉,是官員問責方式的體現。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實現者和維護者，當公共利益受損時，向社會道歉，其實就是正視矛盾，向公眾承認自己工作的不足，向公眾承諾改進工作的決心，是對自身管理職責的一種尊重，也是理性看待自己過失，嚴於律已、敢於擔責的表現。其行為本身就是社會民主的一大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問責可以賦予民眾以更大的政治空間，有利於構建政府權力與責任間的關係，使二者達到平衡。並且，向公眾道歉的舉措，有利於在短時間內緩解民眾的不滿情緒，避免事態的激化；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上為政府應對矛盾贏取一個緩衝期，對解決好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
問題二：
在對積極意義上的道歉進行分析後，我們再看看道歉存在的消極或者是有待完善的一面。如作秀道歉、洗責道歉、缺位道歉、被迫道歉等等你方唱罷我登場,民眾有了“道歉疲勞症”，亟需對其弊病進行分析。
一是重視政府內部系統的“道歉”。雖然官員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可是官員的升遷獎懲來自於”組織”，因此，官員在職權範圍內出現”失誤”，更重視政府內部系統的”道歉”。因為此種道歉直接關係著官員晉升,所以,道歉措詞的拿捏、道歉分寸的把握、道歉態度的表露、道歉場合的選擇、道歉方式的甄別等等,都會讓出現“失誤”的官員煞費苦心。此時道歉已淪為對權力的追逐而不是對“失誤”的問責。
二是無法上升為政治意義上的道歉。目前，官員道歉整體狀況仍然處於自發與非制度化的階段。我國至今沒有建立起一套基於官員職位、職權、職責一致性基礎上的、運行自如的現代政府問責的制度化體系。現行的既有黨的條例，也有政府的規章，既有中央出臺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這些規章在問責的尺度、對象、結果等方面形式多樣,缺乏統一性和可操作性。當官員出現失職導致重大失誤或事故時，對其問責事宜是帶有濃重“人治”色彩的同體問責，全系“組織”的一念之間，全建立在領導個人意志的基礎之上的。如此局面也就造成，失職官員的道歉僅僅在私德意義上存在，無法上升為政治意義上的道歉。
三是道歉有時流於形式。目前,很多道歉從內容到程序缺乏規範化,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因而評價的結果很難做到客觀、公正，有時候流於形式。就當下看，先前的不少道歉,大多基於官員自身的責任意識,僅取決於領導者的自省和覺悟或者是迫於社會輿論,這樣就使得道歉流於形式,以至於形式大於內容,不少道歉過後,“失誤”依舊沒有改進。流於形式的道歉，不利於責任政府的建立，也不利於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與政治倫理。並且，道歉太多而過錯又未見解決,那麼政府的公信力將大打折扣,公眾也會逐漸失去信心，對政府公共政策的信任包括對政策制定機制的信任和政策績效的信任也將會降低。
四是道歉有時並沒有成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一些官員或政府出現失誤後,不是將道歉作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而是作為消極防禦的手段,當某一方面問題成堆，引起社會強烈反應時，才出面道歉,謀求改正,因而總是陷於被動。雖然一些官員也知道,民眾的不滿是壓制不了的，壓得了一時，壓不了一世，但他們總是漠視民眾的需求,不把民眾利益放在心上，總是抱著僥倖心理，試圖將民怨壓制住。更有甚者,以道歉柔性地選擇迴避而不是勇敢地直面責任。
五是成為某些官員逃避責任的“避雷針”。一些政府或官員向社會道歉,只是政府問責中一個表層姿態。如果沒有相應的督查、追懲措施，“道歉”可能異化為別有用心者逃避責任的煙幕彈，問責的作用也將大打折扣。在中國古代，當老百姓對某些貪官汙吏發生信任危機時，歷代統治階級往往使用“避雷針”原理進行處理，即用其他名聲較好的清官來取代這些貪官。於是，老百姓的怨恨和憤怒就會通過“避雷針”——那下臺的貪官傳到地下去了。故此,道歉淪為某些官員公關“作秀”的方式和職能部門“規避責任”的工具。一些道歉是假，害怕上級追究是真；一些道歉不是基於沒有解決好人民利益問題而反躬自省，而是害怕自身利益受損，是在實踐一種規避責任的行為，保護自己的權力。
六是道歉主體不太明確。問責的責任體系一般包括道德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目前，我國的部門職能交叉,政府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行政首長的正副職之間、行政官員之間的職權和職責劃分模糊,出現了權責不清,或有權無責,或有責無權,權力和責任不平衡、不對稱的現象。什麼情況下需要道歉，什麼職級的官員出來道歉，在什麼範圍內以什麼形式道歉，公開道歉以後怎麼辦等等，都未形成制度，走向規範。同時，包括道歉的主體、道歉的客體、道歉的條件、道歉的表達方式、道歉的期限、道歉後的相應追責措施等一系列規範也很不完善。
事實上,我們過去也常常單純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道歉官員的行為,把他們的道德動機作為評價他們的道歉行為的唯一依據,從而對於他們的道歉行為表現出大度的寬容和理解。太多的事實也表明：喧囂如斯，問題依舊。官員們公開道歉的價值何在？顯而易見，精彩的罪己式“道歉”，僅能說明領導對問題重視了。“公開道歉”不是根治癥結的良藥，形成有組織的公共輿論壓力和社會道德強制力,監督官員承擔政治和道義責任,迫使其克服行政不作為現象才是猛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