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後人對司馬遷及其著作《史記》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劉向、楊雄說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司馬遷蠟像
然而，司馬遷也是一個愛憎分明、又歷經磨難的人，不可能沒有絲毫的喜好厭惡。因此，他在《史記》寫作時，不經意間融入了豐富的個人感情色彩。而這一切，在《史記》的語言文字的變化上，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體現。
二、語言文字特點，表現出的強烈感情
《史記》一書中，個人感情色彩融入最多、語言文字最獨特的一篇傳記，當屬《屈原賈生列傳》，尤其是寫屈原的部分，可以說是字字珠璣。
這篇傳記，在語言文字風格上，有突出的三點：
1、遣詞造句方面，疊字疊詞、音韻和諧、韻律協調； 2、句式多變，整句散句結合，長短相間，錯落有致； 3、大量使用修辭手法，表達強烈感情。
這一篇傳記，司馬遷在句式上用了大量的駢句，用了多種修辭手法，有比喻、排比、對偶、誇張、反問、對比、通感、移情等至少十種。全文辭藻華麗，語言悽美，一氣呵成，在表達方式上使用了大量的議論和抒情。
湖北屈原故里
比如下文的片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簡單的一個意思，作者用了大量的修辭來加強語氣。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與其說這一篇史學作品《屈原列傳》，不如說是文學作品《屈原頌》。與其說是寫實傳記，不如說是悲歌祭文，是偉人的墓誌銘。
其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就是屈原臨死前跟江濱漁父的對話。按常理推斷，這樣的對話，是後人不可知的。因此，不如說這是司馬遷與屈原的一段神交，借漁父之口講述了屈原的內心，襯托了其志潔行廉。
屈原塑像
很顯然，《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的筆端飽含了過多的個人感情，行文幽怨而哀惋，落筆沉痛而悲慨，懷古傷己之情洶湧而來，憤懣不平之意傾瀉如注。
因為司馬遷推崇屈原的鬥爭精神，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也十分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和心情，而他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屈原？
三、寫作風格的變化，隨時反映作者觀點的變化
以《史記》中的列傳為例，作者語言風格在不斷變化，從史學角度來看，由於事件取材不同，文章的風格自然不同。
黃帝石像
對於無法考證的上古時期歷史，司馬遷巧妙地用神話傳說的方式進行了處理。例如《五帝本紀》、《夏本紀》則多以神話傳說內容為主，充滿了浪漫主義風格。開篇寫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寫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甚至在一些“本紀”、世家中，也適當融入了神話色彩。特別是司馬遷寫傳奇人物出生時的異象，成為後世傳記開篇的通用手法。
《史記》中兩個典型的神化寫法舉例：《秦本紀》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高祖本紀》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而後面的七十列傳，則基本全部以寫實為主，是典型的現實主義風格。
《史記》的語言風格也不斷從絢爛到簡約、激昂到平淡，變化多次。
特別是對於當朝史實的記載，多了一些含蓄、婉約、隱晦，尤其是呂太后、文景二帝的本紀中表現最為明顯。
孝文帝塑像
以《孝文本紀》為例，用絢麗的文字記載了漢文帝的“德業”，高度褒揚了他的“仁德”。對於他“不問蒼生問鬼神”、寵愛佞臣，司馬遷卻隻字不提，單獨放在了《佞幸列傳》之中。
而《孝景本紀》的文風，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全篇語言含蓄、隱晦，很少正面描寫漢景帝的所作所為，卻多次寫了隕石、蝗災、旱災、瘟疫、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異象或災害。
司馬遷對於漢景帝勤儉治國、與民生息並沒有太多的描寫，文字平淡無奇，行文簡約平鋪，對於“七王之亂”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歸罪於晁錯的急於求成。
這兩篇本紀，司馬遷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對於開創了“文景之治”的兩位皇帝，他對漢文帝的褒揚更勝過漢景帝，雖然通篇沒有明確提出，但是我們簡單可以推斷出司馬遷的看法：文帝施以“大德”，景帝“失道”而“少謀”。
寫《酷吏列傳》則多了幾分激昂剛烈，甚至是惱怒譴責，在最後的評論中，對於官員的“嚴酷暴烈”，反覆兩次痛斥“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酷吏列傳》中記載：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為戒，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寫《滑稽列傳》則充滿幽默與警醒，行文生動明快，節奏緊湊；寫《佞幸列傳》則滿篇充滿諷刺與嘲諷，開篇就用了“力天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和”，正如會做事不如會來事。
《史記·佞幸列傳》開篇記載：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寫李廣、馮唐則滿篇沉鬱悲慨，飽含同情與悲憫，將兩個鬱郁不得志之人寫得栩栩如生。因為司馬遷對於這兩個人有深刻的認識，更與李廣之孫和馮唐之子有很好的交情。
由於編寫時期的特殊性（漢武帝時期），司馬遷雖剛直不阿，但仍需考慮很多因素，一些觀點和態度，無法明文寫實。我們可以猜測，他正是用不斷變化的寫作風格，來暗襯自己的態度觀點。
四、稱謂變化，透露出仰慕與鄙薄
《史記》中有個現象，作者似乎有意無意地在變換主人公的稱謂。
這個現象，不僅在同一類人物、同一系列的傳記中出現，甚至在同一篇的前後，都有稱謂的變化，特別明顯的例子就是戰國四君子的傳記。
信陵君魏無忌
司馬遷對信陵君魏無忌是非常崇敬的，他十分讚揚他的賢德才能，讚賞他的急人之困。司馬遷少年時曾到過魏國大梁廢墟去憑弔，親自去看過大梁的夷門。在《史記》中，司馬遷幾乎都沒有直呼其名，一直稱其為“公子”，連傳記的名字都取為《魏公子列傳》。對唯一平民出身的春申君，司馬遷前篇一直都是直呼其名。
《史記·魏公子列傳》開篇記載：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在《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司馬遷對衛青與霍去病的稱謂，很有特點。他對衛青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在中篇改為了“大將軍衛青”，而對霍去病的稱謂，則很少直呼其名，一直都是“驃騎將軍”。
漢武帝與衛青、霍去病
後人一直在爭論《史記》是否對衛青有一定的貶低，也曾經有人傳言，司馬遷因為李廣之事不喜歡衛青。我們無法得到有力的證據，然而在同一篇列傳中，對兩個同樣軍功顯赫的人，採用不同風格的稱謂，可見一些端倪。
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孝文本紀》和《孝景本紀》中的稱謂，前者一直稱“皇帝”，後者除了出現一次“天子”，再無稱謂。
正如我們前文所說，司馬遷對於漢文帝和漢景帝的評價高低，有著千差萬別，高低相差甚多。
五、語言敘述的方式與側重點，反映出明顯的好惡
同一時代的衛青與李廣，遠征匈奴、戰功赫赫的大將軍衛青，被寫成了一名依靠姐姐受寵而上位的外戚，一生沒有建功立業的李廣卻被寫成了才氣無雙的飛將軍。
衛青、霍去病陵墓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每寫一次衛青的官職升遷，必跟著提一次衛子夫，司馬遷似乎一直在暗示一個事實：衛青做大官，都是因為姐姐受寵。
全篇至少有三個這樣的例子。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三次記載衛青升官：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縱觀《衛將軍驃騎列傳》通篇，司馬遷語言文字平淡無奇，幾乎沒有一個華麗的詞語，全文平鋪直敘，特別強調的卻是衛青的貧賤出身，以及他死後子孫丟失爵位。對於衛霍與匈奴的幾場戰爭，沒有一個描述，只留下一對簡單而冰冷的數字。
這一篇傳記，很明顯也融入了司馬遷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們無法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是什麼感情，抹黑、鄙視、貶低、輕視都不太準確，可能最貼切的一個詞，就是“鄙薄”。
作者似乎一直在暗示和傳遞一個信息：衛青一直都是因為裙帶關係才能上位，而且是先做了高官，後才有軍功。
李廣劇照
而《李將軍列傳》，全篇語言文字飽含感情，事物描寫栩栩如生，主角、配角的形象躍然紙上，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相互搭配，情節跌宕起伏，似乎在寫一篇人物傳奇故事。
全文避重就輕，用一種悽婉的語言，將讀者引到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思路上：李廣此人箭法如神，但是生不逢時，一生難封，最終結局悲慘，全部歸罪於上天命運不公。
對於李廣戰敗被俘、裝死逃跑，寫成了智勇雙全；對於李廣公報私仇、殺死霸陵慰、殘殺俘虜，統統一筆帶過，而對於李廣與部下同甘共苦卻不惜筆墨來書寫。在最後的評論中，司馬遷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樣的諺語來形容李廣。
六、總結
我們不黑司馬遷，也不黑《史記》，更不會厚此薄彼，只是從語言文字的風格差異和變化上，來推測一下司馬遷沒有寫到書裡的觀點，從字裡行間領會一下作者的個人感情色彩，去感受一下這些歷史人物在太史公心裡的高低尊卑。
《史記》之所以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正是因為作者依靠深厚的文字功底，真正做到了不絜其名、不發惡聲，豐富的感情卻能自然流諸筆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