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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立言以明州為例，回應近年來在西方學界所謂士人的地方主義問題，其所提出的分析要點對於如何“證實”士人家族與其地方權威之間的關係，具有指示意義像海外貿易這樣關於明州的傳統議題，近年也有佳作，發現新資料，提出新見解此外，更有討論明州經濟開發的專著面世，如陸敏珍關於唐宋時期明州地區水利工程的敘述，對於我們理解明州地區開發過程與中心城市的發育，也是有意義的。此外關於唐宋時期一般地方個體城市研究的論著，數量也不少。
明州
例如劉建國等關於鎮江城市考古的專著，大量議題討論唐宋時期內容。馬強等關於唐宋時期興元府城的專文，考述了研究相對較少的西北地區郡邑城市，都相當有意義。又如本田治關於溫州平陽縣、周寶珠關於開封朱仙鎮、楊果關於鄂州南草市等等的專文，更將關注點指向了個體縣邑與市鎮論著數量最巨的，仍當數關於唐宋時期城市生活各不同側面的研究。一方面，一些傳統的議題，討論趨於深入細化，尤其在城市商業、管理制度等等方面，對舊說都有明顯的揚棄與深化；另一方面，視野擴大，許多新議題得到拓展。
鎮江
從政治到經濟，從人群到文化，舉凡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區結構、日常生活、行業、防禦、治安、宗教、風俗、建築、繪畫、運輸、生態等等，無不被納入論者的視野，越來越凸顯城市史作為綜合性研究議題的特點。寧欣、陳濤的綜述專文，已分城市類型、城市人口構成、城市經濟、城市組織、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社會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意識以及城市生態環境這樣十個方面，較為全面地歸納了學術史的演進，這裡不欲贅述，僅就其中要點略作補充與強調。城市地域結構，是關於唐宋城市史討論開展以來的一個核心議題。
宋城市
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中首先指出了坊市結構演變、瓦解的現象，同時期不少學者並開始關注由坊市制度瓦解所帶來的城市地域結構的變化，例如文獻所載“侵街打牆、接簷造舍”，即所謂侵街現象的出現，表現出商業區擴張侵佔城市公共地域問題。城市地域結構這一議題的不斷深化與拓展，就相當典型地反映了唐宋城市史研究深入的學術理路。一方面，關於城市地域結構本身的觀察不斷深入，寧欣、陳濤的綜述專文業已提到不少論著，例如妹尾達彥關於唐代長安城街西地區開發過程的討論即是。此外斯波義信關於南宋都城臨安等城市功能區分佈的討論，也相當典型。
南宋都城臨安
斯波氏指出，前人所謂與西歐模式相對照，中國城市的地域結構“被認為是未分化或劃一化的，是所謂的兵營城市、官吏城市、與農村相同的城市之類論斷，顯然有失偏頗”。他認為，中國傳統城市在以南北為基本軸心與“天圓地方”觀念的雙重影響下，官紳區通常就佔據著東西軸線北側的中心部分，名實相副，顯示其行政功能中樞性的衙門就配置在這裡。同時，商業中心區則多沿交通要道分佈，在主要商業城市中控扼市外交通幹線進入市內要道的城門周邊，以及作為城區骨幹的市內交通幹道及其交會點，均成為所有商業區設立的首選地段。
農村
除臨安城之外，他還舉了宋代泉州東南的晉江岸邊，明州東邊的奉化江、餘姚江的分流處，以及蘇州西邊的大運河碼頭等例證，來說明這一現象。關於城市地域結構這一視角的觀察，還拓展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楊果關於宋代鄂州等地的討論，與此類似。隨著觀察的深入與思路的拓展，論者的視野不斷擴大，討論就漸漸從平面拓展到立體，一個關於城市“空間”的概念就從地域結構的議題中被引伸了出來。
晉江
妹尾達彥討論唐代長安城空間與祭祀儀式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引人注目。迄今關於宋代城市政治空間的研究，其代表學者非平田茂樹莫屬。平田氏借引微觀政治學的一些範式，提出了他稱之為“動態的政治分析方法”的觀察視角，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來細緻地觀察宋代中央最高政治決策的過程與機制。其中關於空間的維度，就將微觀政治史與城市空間的視角結合了起來。他實證分析了朝廷中樞建築結構與朝政的關係，這既包括中樞機構建築群中不同官衙的位置，也包括權相私宅位置與中樞機構的距離關係等等問題另有一些學者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