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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立言以明州为例，回应近年来在西方学界所谓士人的地方主义问题，其所提出的分析要点对于如何“证实”士人家族与其地方权威之间的关系，具有指示意义像海外贸易这样关于明州的传统议题，近年也有佳作，发现新资料，提出新见解此外，更有讨论明州经济开发的专著面世，如陆敏珍关于唐宋时期明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叙述，对于我们理解明州地区开发过程与中心城市的发育，也是有意义的。此外关于唐宋时期一般地方个体城市研究的论著，数量也不少。
明州
例如刘建国等关于镇江城市考古的专著，大量议题讨论唐宋时期内容。马强等关于唐宋时期兴元府城的专文，考述了研究相对较少的西北地区郡邑城市，都相当有意义。又如本田治关于温州平阳县、周宝珠关于开封朱仙镇、杨果关于鄂州南草市等等的专文，更将关注点指向了个体县邑与市镇论著数量最巨的，仍当数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生活各不同侧面的研究。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议题，讨论趋于深入细化，尤其在城市商业、管理制度等等方面，对旧说都有明显的扬弃与深化；另一方面，视野扩大，许多新议题得到拓展。
镇江
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群到文化，举凡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区结构、日常生活、行业、防御、治安、宗教、风俗、建筑、绘画、运输、生态等等，无不被纳入论者的视野，越来越凸显城市史作为综合性研究议题的特点。宁欣、陈涛的综述专文，已分城市类型、城市人口构成、城市经济、城市组织、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意识以及城市生态环境这样十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学术史的演进，这里不欲赘述，仅就其中要点略作补充与强调。城市地域结构，是关于唐宋城市史讨论开展以来的一个核心议题。
宋城市
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了坊市结构演变、瓦解的现象，同时期不少学者并开始关注由坊市制度瓦解所带来的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例如文献所载“侵街打墙、接檐造舍”，即所谓侵街现象的出现，表现出商业区扩张侵占城市公共地域问题。城市地域结构这一议题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唐宋城市史研究深入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关于城市地域结构本身的观察不断深入，宁欣、陈涛的综述专文业已提到不少论著，例如妹尾达彦关于唐代长安城街西地区开发过程的讨论即是。此外斯波义信关于南宋都城临安等城市功能区分布的讨论，也相当典型。
南宋都城临安
斯波氏指出，前人所谓与西欧模式相对照，中国城市的地域结构“被认为是未分化或划一化的，是所谓的兵营城市、官吏城市、与农村相同的城市之类论断，显然有失偏颇”。他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在以南北为基本轴心与“天圆地方”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官绅区通常就占据着东西轴线北侧的中心部分，名实相副，显示其行政功能中枢性的衙门就配置在这里。同时，商业中心区则多沿交通要道分布，在主要商业城市中控扼市外交通干线进入市内要道的城门周边，以及作为城区骨干的市内交通干道及其交会点，均成为所有商业区设立的首选地段。
农村
除临安城之外，他还举了宋代泉州东南的晋江岸边，明州东边的奉化江、余姚江的分流处，以及苏州西边的大运河码头等例证，来说明这一现象。关于城市地域结构这一视角的观察，还拓展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杨果关于宋代鄂州等地的讨论，与此类似。随着观察的深入与思路的拓展，论者的视野不断扩大，讨论就渐渐从平面拓展到立体，一个关于城市“空间”的概念就从地域结构的议题中被引伸了出来。
晋江
妹尾达彦讨论唐代长安城空间与祭祀仪式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引人注目。迄今关于宋代城市政治空间的研究，其代表学者非平田茂树莫属。平田氏借引微观政治学的一些范式，提出了他称之为“动态的政治分析方法”的观察视角，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细致地观察宋代中央最高政治决策的过程与机制。其中关于空间的维度，就将微观政治史与城市空间的视角结合了起来。他实证分析了朝廷中枢建筑结构与朝政的关系，这既包括中枢机构建筑群中不同官衙的位置，也包括权相私宅位置与中枢机构的距离关系等等问题另有一些学者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