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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宋玉、唐勒、景差是繼屈原之後楚辭作家的基本隊伍。司馬遷對他們的評說涉及兩個方面，一是他們在楚辭創作上步了屈原的後塵，並享譽一時。二是他們在政治上不像屈原獨立特行，執著堅貞，直陳已見。由於唐勒、景差都無確定的作品傳世，這裡要說的其他楚辭作家就只有朱玉了。東漢王逸說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在頃襄王時期擔任過楚國的大夫，均無確考。從司馬遷上述的簡短記載來看，宋玉是楚國人，有文學才華，在朝廷做過官，在政治上沒有大的建樹。他的作品，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有16 篇。
今傳為宋玉的作品，辭類可以確認的只有《九辯》，賦類難以確認的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等。所以，這裡可說的就只有《九辯》了。王逸曾解說“九辯”之名，認為“九”是陽數，是道的綱紀，宋玉仿“九歌”、“九章”之名而立義；“辯”則是變，“陳道德以變說”（《九辯序》）。不過一般認為，“九辯”是上古音樂的曲調名，是仿《離騷》中的“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的音樂之名“九辯”而命名的。宋玉的《九辯》表現出和屈原《離騷》相似的政治主張和人生悲憤。他希望君聖臣賢，盛讚堯、舜的道德和賢能政治：“堯舜之抗行兮，晾冥其而薄天”；“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前者語出《九章·哀郢》，說的是堯、舜高尚的品德及天：後者意出《離騷》，把舉賢授能視為安邦興國的良方。
然而，宋玉沒有屈原先天的“內美”，訴說自己是一介孤獨的貧士，既說“坎廩兮貧土失職而志不平”，又說“今之相者兮舉肥”。南宋的朱熹在《楚辭集註》裡用“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的古語解釋，說明宋玉的家世是不及屈原的。宋玉對君王也是一片忠心，但“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他面對的也是君王昏庸、奸佞得志、時俗工巧，而時光的流逝又是那樣的迅疾，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眼就逾中年而功業未成。於是，他深切地感慨生不逢時，對“君之心兮與餘異”的現實無可奈何。不過，他的忠心不渝，即使是不被任用之時，準備別離遠行，仍然是懇求蒼天保佑君王無恙。宋玉在屈原《離騷》深刻的影響之下，使《九辯》具有較明顯地模仿《離騷》的痕跡，像上面提到的舉賢授能之說，還有時俗工巧、道路壅蔽的哀怨，長太息流涕的感傷，都是如此。
他像屈原--樣，反覆在《九辯》中訴說自己的老邁和孤獨，柔弱地表現自我的無奈，而沒有屈原那樣剛直的心性。他在敘述自我人生的時候，也多用比興抒發內心的情感，這取法於《離騷》。宋玉的比興很少用“美人香草”的意象，多取屈原用得較少的騏驥、鳳凰作為比興的對象。如他說：“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以此比擬賢人不得其用，而奸佞得逞其志。但他缺乏屈原那樣的奇思妙想和浪漫詩情，比興也就不及屈原的比興豐富和氣象高遠。宋玉的《九辯》因秋感興而抒發悲秋之情。全文開頭寫道：“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驚傈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這奠定了《九辯》的悲傷基調，為時不我待的嘆老情懷作了渲染。很自然的，他描寫的秋景和內心的秋情融合在一起，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這樣悽清的一幕：“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臘臘而南遊兮，鳴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饔變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秋的涼意浸漬著萬物和人的內心世界。但宋玉之悲秋不只是秋的肅殺蕭條，而且有他不合流俗所招致的巨大打擊，使悲秋在根本上是悲自我人生的秋天，把人生的痛苦、憂慮、悲憤都寄寓在其中。宋玉因此被後人認為是文人悲秋傳統的開創者。其後漢代劉徹的《秋風辭》宋代歐陽修的《秋聲賦》、元代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都繼承著這一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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