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跨國追逃的電視劇中，相信大家常常會看到這樣的經典場面：潛逃的犯罪嫌疑人明明就站在面前，但因為沒有執法權，經偵民警不僅不能直接抓捕，反而會遇到重重阻力……
2014年，公安部啟動“獵狐行動”，並在一年內就抓捕外逃犯罪嫌疑人680名。
經偵民警陳振峰坦言，類似的情形，在他的 “獵狐”人生中也曾遇到。回首往事，陳振峰說：“每一條狐狸落網的背後，不僅需要克服不同國家間司法制度的差異，更是一次又一次的人性較量。”
37小時， 4500公里！
“我們必須快馬加鞭”
走進陳振峰的辦公室，一個套著灰色防塵袋的拉桿箱靠在牆邊。“一年最少有3個月在境外出差，說走說就走是我們‘獵狐人’的工作常態。”
境外追逃，有時需要爭分奪秒，速度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各個國家都有羈押時限的問題，超過時限就要放人，所以我們接到通知就要立即出發。”
陳振峰最難忘的是多年前的一次說走就走的追逃經歷。
2014年5月，涉嫌職務侵佔1500餘萬元的犯罪嫌疑人何某逃往越南。上海警方通過公安部國合局國際刑警處發函至越南、柬埔寨執法部門，要求對何某跨國協查。
很快，何某在越南的藏匿地被查明。但由於他不屬於“紅通”嫌犯，越南方面的抓捕工作一度擱淺。隨後，上海警方又多次與何某取得聯絡希望其投案自首。
11月，何某表達了自首的意向，但因為要給柬埔寨工廠的工人發工資，他離開越南前往柬埔寨。
當時的何某已經是柬埔寨當地知名商人，擁有上千人規模的工廠和2400公頃永久產權的土地。
就在何某返回工廠後，被當地的移民部門抓獲，柬埔寨移民局通知中國使館。陳振峰得到消息後立即辦理相關手續，當即準備出發事項。
沒有直飛的機票，11月9日上午10點，陳振峰帶員從浦東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當天達柬埔寨金邊。第二天上午，他們又前往柬埔寨移民局，商討移交事項。晚上10點完成交接，11日0時從金邊返回上海……
“當時，柬埔寨移民局提出，必須在10日晚12時之前把人帶走。一旦羈押時限到期，就要放人，我們必須快馬加鞭。”
不到37個小時，從上海到柬埔寨金邊來回近4500多公里，陳振峰和同事馬不停蹄地奔波，終於成功將一名外逃半年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帶回上海。
“那天讓這小子跑了”
更多時候，境外追逃也是一場拉鋸戰。
目前我國的境外追逃工作，主要採取引渡、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等形式。由於各國司法制度不同，每一種形式都存在處理時間長、手續繁瑣的情況，而且面臨很多限制。
2018年6月21日，上海警方對一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偵查，然而，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儂某已於6月20日凌晨過境他國，逃至柬埔寨。
明確儂某的潛逃位置後，陳振峰立即帶員趕赴當地。
“在我們出發的同時，‘家裡’（即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立即啟動了國際執法合作機制，提請國際刑警組織對儂某發佈了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在全球範圍內對其開展通緝。”
柬埔寨對陳振峰來說並不陌生，到當地追逃，他信心十足。
“很多經濟犯罪外逃嫌疑人都把東南亞國家作為落腳地，我們經常跟柬埔寨當地的移民、執法部門合作，當地一些華人和組織，也給我們工作提供過很大幫助。”
然而，儂某這條“狐狸”比想象的更狡猾。
抵達金邊，陳振峰通過當地關係人聯繫到儂某，並與他約定在一家飯店見面。然而，儂某見面當天並沒有現身，而是派了一個“探子”先來打探情況。
看到在場有中國人也有柬埔寨警察，“探子”立即知會儂某。“那天讓這小子跑了。”
此後幾天，陳振峰與柬埔寨當地執法部門緊密聯繫。
得知儂某已從陸路偷渡到他國，而後又已經登上了行駛至公海的貨船時，陳振峰立刻將消息傳回“家裡”。
上海的專案組設法聯繫到了船長。“船長是華人，跟他說明情況後，很配合地把船開回了出發港，我們在越南警方的配合將儂某抓住了。”
接下來的50多天，陳振峰作為上海警方的代表，與柬埔寨執法部門緊密合作，並在當地走訪排摸、伏擊守候，又成功抓獲了該案的4名經濟犯罪嫌疑人。
結束工作回到上海，陳振峰算了下，在柬埔寨待了整整71天，那也是柬埔寨最熱的幾個月。“過程都很曲折。除了協調、談判，我們也要積極展開勸返，跟家屬溝通，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不過這麼多年，習慣了。”
“那次，我遇到了一個‘對手’”
“其實，很多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在國外過得並不好，真有人是靠刷盤子度日的。”多年的“獵狐”經歷，陳振峰見過形形色色的人。
“抓捕阜興集團實控人朱某某的那次，我遇到了一個‘對手’。”
陳振峰所說的“對手”，是一名當地賭場的“洗碼仔”。
朱某某逃往他國後，整日流連賭場，找“洗碼仔”拿了高額籌碼，結果一星期全輸光了。當地執法部門調查發現，拿不出錢的朱某某被“洗碼仔”扣留。
在當地執法部門協助下，陳振峰不斷和這名賭場“洗碼仔”聯繫。“一開始，他答應10天后等朱某某把錢還他，就把人交給當地警方。但等了10天，他卻反悔了。”陳振峰說，實際上這個“洗碼仔”在國內某地也涉及到一起刑事案件，但因為身在國外，面對中國警察也有恃無恐，反覆提出各種條件。
之後，陳振峰得知“洗碼仔”讓手下帶朱某某逃往了第三國，他快速出擊，通過國際合作將朱某某抓獲歸案。
當然，“洗碼仔”也沒能逃過法律的制裁，後來也被警方抓到了。“如果當時他肯合作，可以算立功表現的……他做出了選擇，也應承擔後果。”
陳振峰說：“經濟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在慾望面前失去控制力，作出了沉淪的選擇。比如非法集資的嫌疑人，不僅迷失了自己，還侵害了更多人的利益。”
“成功引渡的背後，是國家力量的體現”
在陳振峰看來，一次次海外追逃的成功，同樣是國家力量的體現。
從2014年至今，上海經偵先後向27個國家和地區派出61個緝捕小組，累計從45個國家和地區追回630餘名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其中“百名紅通”人員3名。
2016年的一次成功引渡，陳振峰津津樂道。
“2016年3月7日，在迪拜機場，阿聯酋警方將闞某移交給我國公安部工作組。這是中阿引渡條約自2004年生效後，我國首次從阿聯酋成功引渡逃犯，我參與了。”
2008年，闞某因涉嫌合同詐騙，被普陀警方上網追逃。
7年後，上海經偵鎖定了闞某的潛逃地在阿聯酋，隨即通過公安部向阿聯酋方面發送了協查請求。
不過，追捕並非想象中順利。
“要先發布紅通，他們才同意協助我們緝捕。國際刑警組織有相關規定，一旦某國確定了某個紅通對象的下落，就應該在法律的權限範圍內，立即將此人的下落通報給請求國。”
2016年1月，中國請求國際刑警組織發佈了紅色通報。
當月，闞某被緝捕歸案。同年2月，中方通過外交渠道向阿聯酋提出引渡請求。經過多方努力，一年後，阿聯酋最終同意引渡闞某……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幾年跨境警務交警能感受到明顯的變化。” 陳振峰對此深有感觸。
只要還有一個逃犯，“獵狐”就不會結束。
“我們要讓境外在逃犯罪嫌疑人知道，海外不是法外之地，無論海角天涯，有逃必追。”陳振峰說。
來源： 中央政法委長安劍 、上觀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