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印度的農民走在落日的餘暉下。 （新華社/西霸/圖）
南亞地區又迎來收穫的季節，一種不滿情緒卻在農民和工人等群體中滋長。
2020年11月27日，數千名農民在首都新德里的郊區參與抗議遊行，他們手執棍棒、揮舞旗幟、衝擊路障，一些人還憤怒地向警察投擲石塊，當地警方則以水炮和催淚彈阻止農民進入新德里市中心。
“印度政府不關心農民，它正在幫助大公司摧毀我們。”蘇赫德夫·辛格（Sukhdev Singh）是農民運動的帶頭人，他呼籲農民“繼續向首都進發”。
超過2.5億名印度工人也在舉行大罷工。印度中央工會發布消息稱，喀拉拉邦、奧迪沙邦、阿薩姆邦等多個地方出現全面的停工。農民示威、工人罷工的矛頭，直指印度政府通過的新農業法和新勞動法。
穀賤傷農？
2020年9月20日，一片喧鬧爭吵聲中，印度國會通過了《2020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和《2020農民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
“兩項法案目的是為了對深受壓抑的農業進行改革。我們要在農產品交易過程中，去除‘中間剝削’，讓農民可自由進入市場推銷自己的產品。”印度農業部長拉達莫汗·辛格（Narendra Singh Tomar）表示。
據莫迪政府稍早前發佈的聲明，以兩項農業法案為核心的大型農業支持計劃，將使印度農民在2022年以前收入倍增。不過，國大黨以及莫迪總理的部分盟友也堅持認為兩項法案“反農民”。
“莫迪政府正讓農民成為資本家的‘奴隸’，這在印度是永遠行不通的。”印度主要反對黨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在大約13.24億的總人口中，大約66%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長期以來，印度政府一直實施“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制度（MSP）。但是，莫迪政府極力推行的農業改革，放寬對農產品的銷售、定價和倉儲等方面的限制，將該國農業進一步市場化。
這讓不少農民擔憂，倘若沒有了國家“託底”，分散的農戶根本無力與公司化的大買家議價，很容易受到大公司的擺佈和壓榨。
“按照莫迪政府的新政策，那些私人採購商將提供一至兩年的優惠價格。那麼，此後怎麼辦呢？”《印度斯坦時報》援引一名農民的話，大約有85%的貧困農民擁有不到兩公頃土地，新法案實施後，他們僅有的土地很容易遭到兼併。
數以萬計的印度農民憤怒地走上街頭，還用卡車、牽引機和聯合收割機等封鎖通往新德里的鐵路和高速公路。2020年9月28日，在新德里地標式建築“印度門”附近，他們用卡車運來一臺拖拉機，當街焚燬。
這被印度媒體稱之為“印度門縱火案”，執政的人民黨指責隸屬於國大黨的“青年會”要對多起暴力案負責，該組織頭目布林德·迪隆也被警方收押。
面對大規模的農民抗議浪潮，莫迪政府軟硬兼施。先是作出口頭承諾又立下字據，許諾暫時不會修改“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MSP），第一輪抗議浪潮由此停歇。印度農民卻在不足兩個月後發現，莫迪政府公佈的秋季作物與明年春季作物收購價明顯偏低。
小麥是印度僅次於水稻的主糧。2019年，印度聯邦政府制定的小麥最低保證收購價大約為每百公斤1080盧比（約合人民幣96元）。2020年，政府保護價上漲到1975盧比。但是，這並沒有讓多數印度農民滿意。
“今年，我們遭受了水災、旱災和嚴重的蝗災，還有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化肥等農資價格上漲，糧食的收購價格實際上並沒有提高多少。”蘇拉吉·辛格（Sooraj Singh）在電話中抱怨。
印度實行聯邦制，各邦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治權。這一輪農民抗議浪潮中，一些北方邦、比哈爾邦、賈坎德邦和恰蒂斯加爾邦等“農業大邦”也與新德里展開了“權力的遊戲”，紛紛施壓莫迪政府要求提高最低收購價，以避免“穀賤傷農”。
“農業大邦”還紛紛出臺補貼政策，制定了比莫迪政府更高的糧食收購價格。在賈坎德邦，每一百公斤小麥的最低保證收購價為4254盧比，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的價格分別為2583盧比和2750盧比，遠高於聯邦政府1975盧比的收購價。
政治棄盤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群體，一向被視為莫迪政府的政治基本盤。
現年70歲的莫迪出身低種姓家庭，年輕時做過賣茶小販，他上臺後多次推出惠農政策。2019年3月，面對穀賤傷農和農民自殺風波，莫迪的支持率一度跌至46%的歷史最低水平。
這時，他及時推出“農民收入支持計劃”，首批調撥了7500億盧比的財政資金，向1.2億名耕地不足兩公頃的小農每年發放6000盧比的補貼。
莫迪還在同年4月的競選宣言中作出承諾，到2022年，印度農民的收入將翻一番。最終，政治許諾和經濟“紅包”成功地扭轉了他在大選前的頹局。
這一次，成功連任的莫迪政府並沒有像以往那樣採取“護盤”行動，而是“政治棄盤”。各邦多次以糧食安全、農戶租佃、勞動力成本、農民貸款利息和農資運輸成本提高為由，要求新德里以救濟方式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但莫迪政府仍不為所動。
“這場改革無疑是印度農業史上的分水嶺時刻。”2020年9月20日，印度總理莫迪在上議院堅持，新的改革法案將有助於農業部門的完全轉型，有助於印度農業走出越保護越落後的惡性循環。
當天，來自國大黨等反對派議員則憤怒地搶奪話筒，併成功搶走法案文件並當場撕碎。印度議會一時間陷入混亂，被迫宣佈休會15分鐘。
“這就是‘莫迪模式’，先掏空房子的地基，再重新粉刷，對世界說這房子閃閃發亮。”國大黨副主席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批評說。
受新冠肺炎疫情、外貿出口困難以及產業結構落後等多種因素疊加影響，印度經濟已陷入“技術性衰退”，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一度出現23%的負增長，印度政府已無力支付龐大的農業補貼。
按照推行多年的“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制度（MSP），印度政府往往要按照農民種植成本的150%採購農產品。據印度財政部門的統計，2017年，印度政府支出的農業補貼高達4.13萬億盧比，相當於印度GDP的2%。
在給國家財政減負的同時，莫迪政府的農業市場化、產業化改革還被印度主流經濟學家寄予厚望。平原大約佔印度國土面積的40%，土地平整、肥沃。但是，70%的耕地無灌溉設施，依靠雨水灌溉，不少勞作仍離不開耕牛。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並不能適應農業機械化和產業化的需求。一些支持者還認為，莫迪政府的農業改革法案將為印度農業打造一個新的生態系統：農民和貿易商可以自由選擇出售和購買農產品，從而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潤。
改革前，農產品交易要在全國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的監管下進行，農民必須與有執照的“中間商”交易，這種“卡特爾”市場不僅降低了必要的市場競爭，還導致尋租等腐敗現象頻頻發生。
改革後，農產品的市場渠道被大幅拓寬，交易不再被限制在特定的“交易區”，農場、倉庫、冷庫等場所都可以交易，新的《2020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還允許在指定區域內以電子商務的方式進行交易。
新法案可能帶來諸多利好，但反對黨則指出其弊端：它將削減農民的議價能力，進而讓大型零售商獲得操縱農產品價格的權力，最終出現大規模壟斷；農民破產後，他們的土地將落入大財閥之手，進而加劇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
“莫迪正在讓農民成為資本家的奴隸。”拉胡爾還指責稱，莫迪政府與古吉拉特邦和孟買的大財閥走得很近，並在大選前得到財閥集團數百億盧比的政治現金或借款，“現在莫迪要怎麼還錢？他只能剝削農民，把土地送給他的財閥朋友們……農民最終將完全被大資本所擺佈。”
天災與人禍
印度農民頻頻受到各種天災與人禍的襲擾。過去30年間，累計超過6萬名印度農民自殺。
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公開數據，僅2019年，印度就有10281名農民和農場工人自殺，平均每小時有1人自殺，作物歉收、農場破產或揹負高利貸是三大直接原因。
印度農業對氣候變化極其敏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項研究表明，在農作物生長期間，氣溫每上升1攝氏度，就可能新增67人自殺。《美國科學院院報》稍早前的一篇學術論文也揭示，氣溫每上升5攝氏度，就可能會增加335名自殺的農民。
“全球變暖不只是讓夏天更漫長、更難熬，它還帶來更嚴重的水資源短缺。”58歲的吉爾·沙薩（Nigel Shasa）是齋浦爾（Japur）一名棉花種植者，他經營著一家小型紡織作坊。
他記得，三十多年前，拉賈斯坦邦還能夠種植水稻，隨著降水越來越少，農民開始改種需水量較少的小麥、玉米和豇豆。如今，多數的土地更適合種植旱澇保收的棉花。
印度擁有超過13億人口，它的水資源只佔全球的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還顯示，印度有一半的人口面臨著“極端用水困難”。
歷屆印度政府一直在推動農業用水改革。但是，興修水利設施投資大、回報週期長，上世紀80年代的“內河聯網計劃”試圖“北水南調”，但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印度政府主要工作是說服印度農民改種需水量更少的農作物。
“讓農民改種其它作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名格爾納爾官員阿迪蒂亞·普拉塔普·達巴斯對美國彭博新聞社表示，“我們必須謹慎應對。”
主糧的價格穩定並且受到國家購買的保障。因此，在嚴重缺水的北方邦，農民更願意通過抽取地下水來種植水稻和小麥。
但是，當地農民已消耗了可用地下水的近90%，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0.7米。
2020年6月，當哈里亞納邦政府試圖強行限制水稻種植面積時，引發當地農民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抗議也得到國大黨的支持。
龐大的印度農民群體，是各大政黨不敢輕易得罪的“票倉”。2019年，農業對GDP的貢獻率接近15%。但是，印度農民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卻在逐漸縮減。
印度每年花費在社會保障領域的財政預算不足GDP的2%，大約四分之一的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52%的農民負債累累。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的數據，超過一半的自殺農民原因是負債。
“沒錢購買化肥、農藥和種子，正規銀行又不願貸款，我們只能選擇民間的高利貸。”41歲的桑賈伊·帕拉哈（Sanjay Palaha）說，高利貸大多允許以土地和房屋為抵押，一旦遇上旱災、水災和蝗災等自然災害，還不上欠債就會失去土地，甚至被逼上絕境。
桑賈伊是生活在旁遮普省的一名錫克族人。為父親治病和喪禮所欠下高利貸後，他失去了四公頃的土地，只好到拉合爾一家汽車修理店工作。
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封鎖令”期間，桑賈伊只好徒步150多公里返回家鄉，他在電話裡自嘲說，“現在，我又從農民變成了工人。更準確地說，我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
土地兼併加劇，糧食分配不均
小農經濟的破產以及日趨嚴重的土地兼併，導致土地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1985年，印度聯邦政府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大約佔農民總數1.3%的富農階層，佔有印度耕地的14%，超過農民總數50%的貧農只有1%的耕地。當前，印度農民戶均土地為1.15公頃，85％的農戶家庭土地少於2公頃。
“現有的土地很難養活家人。”桑賈伊·帕拉哈一家只剩下1公頃的土地，種植小麥或水稻只能帶來大約3000盧比（約合人民幣268元）的純收入，而到城裡打工每月可賺得1000多盧比，更不用忍受飢餓的威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總人口為13.24億的印度已有1.2億人失業，他們一直掙扎在溫飽線上。
據聯合國糧食署調查統計，大約有21%的印度人口、超過2.3億人長期處於營養不足狀態，15至49歲的育齡婦女中有51.4%貧血，佔全球飢餓總人口的27%。2019年，在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發佈的全球飢餓指數榜上，印度在117個國家中位居第102名，屬於“嚴重”級別。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唐代詩人李紳在《憫農》一詩中所揭示的怪相，正在印度復現。據統計，印度每年大約有2100萬噸小麥，因為存儲能力不足或國營印度糧食公司（FCI）管理不善而爛掉，或被蟲子吃掉。
印度還是全球糧食主要出口國。從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來看， 2018年，印度就已經超過泰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國。2019年，印度的農產品和加工食品出口總額高達384.9億美元。
那麼，印度為何要忍飢挨餓對外出口糧食？在《貧窮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的隨筆》（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文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饑荒的原因往往不只是糧食短缺，而是糧食分配製度出現了問題。
印度的土地分配和糧食分配機制都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印度擁有189萬平方公里的耕地，佔國土總面積的57%，遠高於11.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多數耕地處於熱帶季風氣候，雨熱同期，光照充足……印度無疑是發展農業的“天選之國”。
但印度長期以來一直為飢餓問題所困擾。1943年的大饑荒奪去了400萬人的生命。1947年，印度遭遇獨立後的第一次糧荒，時任總理尼赫魯親自制定發展農業、增糧增產量的國策，但是依舊要依賴糧食進口。1966年和1967年，印度又連續兩年遭遇乾旱歉收。
直到尼赫魯去世後，其女英迪拉·甘地接任總理職位。她一改其父重工輕農的政策，實施“綠色革命”，推廣科學種田，加強對農業水利灌溉系統的投資，設立各種獎項鼓勵農民種田，迅速解決了饑荒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印度人口暴漲等多種因素導致糧食供應再度出現危機。不久，時任總理曼莫漢·辛格成功實施第二次“綠色革命”，基本解決了印度人的溫飽問題。
當前，莫迪政府的農業改革試圖以“市場化”手段解決歷史痼疾，因此也被支持者稱為“第三次綠色革命”，尋求“把印度農民變成富裕的商人”。但是，多數印度農民並不買賬。
南方週末記者 於冬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湯迎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