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4周年！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后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从中国南方先后进军至西北地区实现胜利会师，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历史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伟大壮举，称为“长征”。
长征是“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被迫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客观上来说，在于敌人力量强大，在于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
首先，蒋介石战胜了各派军阀，实现了表面的统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新军阀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和扩大地盘，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蒋介石经过一系列的战争，特别是中原大战，打败了各派军阀，实现了全国的表面统一。之后，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充分运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十分悬殊。
其次，蒋介石改变了战略战术，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铲除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条件。在政治上，在根据地及周围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蒋介石接受了以往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构成对红军的包围圈，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同时，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英国、美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了部队的新式装备。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中央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主观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主观上来说，在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政治上错误判断国内主要矛盾和形势，实行关门主义
临时中央负责人无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拒绝与国民党营垒中的反蒋派及中间势力联合，不能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以战胜共同的敌人。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红军如能正确处理这一事变，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将十分有利。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国民党军队回援，粉碎其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不采纳这些意见，他没有尽可能地争取同盟者的策略思想，继续把中间势力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这样，红军就丧失了借助福建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后，掉转枪口，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进行防堵。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1934年1月中旬，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急剧崩溃，断定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的口号下，在党内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大敌当前，“左”倾错误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军事上实行消极防御战略，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
当时，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红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军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但是，大敌当前，毛泽东却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方针。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使红军陷于被动局面。10月初，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更使反“围剿”雪上加霜！李德与博古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在反“围剿”后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损失惨重，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种战法，毛泽东称为“乞丐与龙王比宝”，彭德怀骂曰“崽卖爷田不心疼”！
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从2月份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了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后来，进而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这两次斗争，强化了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对第五次反“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