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轟動一時的“中西醫之辯”，中醫活下來真不容易！
1929年2月14日，農曆己巳年的正月初五，滬上知名青年中醫師陳存仁沒有按慣例去自己的診所上班，而是和幾位同窗好友相約，前往老城廂的五芳齋聚會。
聚會的發起人，就是日後成為上海灘一代杏林高手的張贊臣;參與此次聚會的，還有陳、張二人的恩師丁仲英、謝利恆等滬上名醫。
幾位中醫同好的難得相聚，唯一的話題，便是需要儘快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以應對正風傳全國的“廢止中醫案”，儘可能平息這股甚囂塵上的“反中醫”逆潮。
他們不曾料到，這次看似普通的私人聚會，不久竟發展成一場全國性的巨大風波，史稱“中西醫之辯”，又稱中醫“存廢之爭”。
大漢奸汪精衛
汪精衛挑頭，大辯論白熱化
事件的起因源於一年前，剛從武漢國民政府中脫離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眼下正以革新派領袖自居，在多種公開場合宣揚自己“開明與民主”的政治個性。在他“舊弊務黜”的一系列“革命”論調中，就曾多次涉及到“國術”之“貽害國人”的議論。
在眾多門類的“國術”中，當時人們習慣將中醫統稱為“國醫”，意義與人們習慣的國文、國語、國旗、國徽、國劇、國體一類的名稱相近似。而與此相對應，人們又將西醫稱作“新醫”。當時的文人、政客們大多愛捧一尊“維新變革”的金匾，於是將中醫之術一股腦兒地推到“廢與存”的尷尬境地，陷人生存危機。
1929年2月，南京政府舉行自國民政府建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央衛生委員會議。被邀與會的衛生委員會的委員，各中央級醫院的院長，各省市醫院、醫學院的院長和校長，以及各省衛生署、各市衛生局的長官，共有120餘人，幾乎是清一色的西醫出身。此次會議一個很重要的議程，就是要通過一項議案――廢黜中醫。
而這次衛生大會是在幾家外國大藥廠的資助下召開的。不難想象，中國“國醫”之存廢，在如此詭異的氛圍下拿出來討論，其命運自然岌岌可危。會前，汪精衛曾發表長篇演講，極具蠱惑地煽動：“中國衛生行政最大的障礙就是中醫中藥，如果不把中醫中藥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強大，全靠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能夠一新民間的面貌，就是廢除漢醫漢藥，所以衛生會議要負起全責擬訂議案，交由政府執行，才算完成革命大業。”
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聯合了一批西醫，起草了一份題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簡稱《廢止舊醫案》)的議案，起草人是曾留學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畢業後回國擔任公立上海醫院醫務長的餘雲岫(字巖)。會議最後一天，因為有了汪精衛的這番言論做後盾，這項議案很快得以通過，並通告全國。

餘雲岫起草的《廢止舊醫案》具體內容有枝有節、繁細有致、一竿子到底。各種詳盡“禁止”之詞充盈滿篇。人們不難發現，此議案的宗旨就是要在不遠的將來，通過強制的政府行為，使中醫這門技藝徹底消亡。
上海全市罷業，中醫師們醞釀對策
汪精衛的那通發言，以及《廢止舊醫案》的出臺，經過寧滬兩地新聞界的大肆渲染，社會各界頓時如炸開了鍋一般，譁然一片。
消息傳至上海，旋即在滬上中醫中藥界和市民中引起強烈反響。
首先提出嚴厲反擊的是南京總商會，接著上海總商會以及各報的社論也大肆攻擊，其時恰巧全國商業聯合會正在開會，會上有人提議，應發出一個鄭重通電，向政府此舉表示強烈反對。這是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受到民眾責難的第一炮。
而另一個陣營，衛生部和力主廢止中醫的部分西醫，因一紙《廢止舊醫案》在手，便乘勝前進，開始謀劃貫徹實施其議案的一系列舉措，諸如與教育部聯繫，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起草法令，禁止中醫參與使用西藥與西方醫療器械;強令那些暫時仍在營業的中醫診所改為醫室等。真可謂緊鑼密鼓。
抵制《廢止舊醫案》需要動員全國的中醫從業人員，輿論陣地不可少，而當時的兩家中醫報刊的主編《康健報》的陳存仁與《醫界春秋》的張贊臣，作為抗議行為的發起人，自然被推到了臨時“召集人”的位置上。
張贊臣，字繼勳，出身中醫世家，上海國醫講習所、中國醫藥研究所創始人，其父張伯熙為常州名醫;而陳存仁平時除個人懸壺濟世外，還應聘為世界書局等單位的常年醫藥顧問，為上海灘中醫界極其活躍的人物。
因為《廢止舊醫案》中特別提及“檢查新聞雜誌”，作為當時發行量頗大的報刊發行人，張贊臣迫不及待地給陳存仁打電話，徵詢其看法。二人商定有必要見面談一次，具體商討對策，並建議請二人的恩師丁仲英、謝利恆一同參與商議，這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滬上中醫界人士齊聚老城廂五芳齋，引發了轟動全國的“中醫黜存”風波。
通過商議，大家覺得應該把全國的中醫組織起來，聯合進行抵制。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有一位老中醫出面掛帥。陳存仁覺得，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老師謝利恆在中醫界的名望，足可擔此重任。謝利恆也不推辭，但他有所顧慮的是，礙於信息溝通上的限制，全國中醫界人士過去很少相互聯絡，想要把大家都組織起來，恐怕難辦。
陳存仁說：“有辦法。我們二人的報紙、雜誌發行全國，訂閱者大都是中醫，把全國訂戶資料整理出來，每縣挑出二人，把我們的抗爭通電發給他們，請他們再聯絡當地中醫，不就行了嗎?”
上海中醫罷市，筆墨硝煙日濃
第二天下午，張、陳二人攜帶他們連夜整理出來的全國三百多個縣、市中醫師名單，前往一個名叫“番菜館”的餐廳參加聚會，那天到會的有20多人。經商定：以這份名單為基礎，開展宣傳發動工作。
這時，門外突然闖進一人，此人名叫張梅庵，是一位從事中草藥藥師工作的年輕商人。進得會場，張氏情緒激昂，提議：上海中醫中藥界應先集體停業半天，開一個抗議大會，既可造聲勢，又可進行募捐，為全國中醫抗爭大會籌集經費。大家均表贊同。
然後大家分頭準備，首先是把上海中醫協會即將成立以及召開全國抗議大會的消息，以最快速度傳播到全國。通知發出後，回頭又組織召開上海市的抗議大會。
1929年2月21日，1000多名中醫停診，趕來參加大會。中藥店雖未全部停業，但跑來參加大會的老闆、職工等，亦有好幾百人。用作會場的仁濟堂施診大廳水洩不通。張梅庵學著“五四”街頭遊行的方式，帶領大家呼口號，一時間人聲鼎沸，頗有些萬眾一心的樣子。
最後由謝利恆講話，他把擬發往全國各地的通電大聲朗讀一遍，宣佈3月17日在上海總商會召開全國中醫抗爭大會。抗爭大會經費大家自由捐助，當場便收集到4000多元捐款。
大會結束後，謝利恆、丁仲英、陳存仁等核心人物繼續商議，決定由陳存仁寫出當日大會新聞稿，分送各報社發表，謝和恆、丁仲英等分別向總商會、各行業工會、各地旅滬同鄉會等社會團體通報有關情況。結果，不僅各報均刊登了消息，而且有5家報紙配發了社論，眾多社會團體發了聲援通電。
原以為大局已定的廢止中醫論者們，為應對輿論壓力，餘巖等四人出面，寫文章，接受採訪，發表談話，闡述必須廢止中醫的理由，以爭取輿論的支持。抵抗的中醫一方也針鋒相對，決定由陳存仁、張贊臣等四人出面，以“一對一”的方式，也就是，西醫到哪家報紙，他們也去同一家報館，在“同一場所”進行辯論，一時熱鬧非常。
眼看中醫在說理方面勝出一籌，褚民誼只好親自上陣，通過中央社發表文章，直接參與論爭。他以黨國要人身份，將談話稿交給各家報社，限定次日見報。《申報》編輯趙君豪支持中醫，及時打電話給陳存仁，叫他速來報社看稿，考慮如何應對。陳到報社把談話稿全文抄下，便去找教自己古醫文的老師姚公鶴請教。姚說：最好是立即趕寫一文，爭取明日與褚民誼的談話同時刊出。陳存仁當即寫出稿子，經姚略作修改，立即找人刻印多份，連夜送到各報社。
第二天，除了兩家怕得罪褚民誼的報紙未及時刊出外，其他報紙均是兩稿同時刊出，造成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態勢，效果奇佳。
抗爭大會―派熱鬧，進京請願五人組團
3月17日下午，全國中醫抗爭大會如期於上海總商會禮堂召開，參加大會的有來自15個省243個縣市的中醫代表共281人。上海中醫與中藥店原本想全部與會，因為會場容納不了，只好安排他們在會場內，各自懸掛統一的標語口號，以示支持、響應。
大會先報告籌備經過，接著由各地代表致辭。好幾個省的代表提出：到南京請願去，要求國民政府明令取消廢止中醫的倒行逆施!請願代表貴精不在多，最後決定當場推選5位活動能力強、各方面聯繫廣的人士到南京請願。
發起並主持此次大會的謝利恆，被一致推為首席代表;第二名是南京名中醫隋翰英;第三名便是那位帶領大家呼口號的張梅庵，他年輕氣盛，很得眾人認可。第四名原本是上海中醫協會籌備組召集人丁仲英，可丁提出他願意留在上海，負責上海方面的事務，請願代表可改由蔣文芳擔任，由其負責秘書事務。此次集會抗爭是陳存仁最先想到、積極發起的，為第五位代表。
大家均表贊同。當場認捐，共得2000多元，足夠請願的開銷。

1929年為抗議國民政府廢止中醫案晉京請願代表團合影
請願團5位成員當天晚上又集中起來，商討工作安排，他們決定邀請南京、上海二地常給國府要人看病的著名中醫陸仲安、張簡齋二人當顧問。二人均十分爽快地答應了，並主動提出，願隨團工作，無須任何名義。
3月21日，請願團離滬赴南京。上海中醫藥界代表、中醫學校師生共千餘人到北火車站送行。樂隊奏曲，記者拍照，車站廣場上十分鬧猛。
車到蘇州，同車的蘇州中醫代表，盛邀請願團與前來迎送的蘇州中醫中藥界人士見面。蘇州安排了宴請、集會、遊行，以各種方式鼓勵請願團勇往直前。
前方的鎮江車站，原來也有中醫中藥界的群眾迎送，只因來的人太多，引起混亂，踏倒了不少人，甚至還造成一名小孩被踩死的慘劇。為此，請願團所乘火車到達鎮江車站時，不許請願團人員離開座位，搞得他們5個人起初還有點莫名其妙。
22日黎明時刻，請願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受到南京中醫中藥界的熱烈歡迎。出口處鋪上的地毯，特意選用象徵中醫的杏黃色。請願團被請到車站前面的廣場，出席數千人參加的歡迎大會。南京中醫中藥界代表與請願團成員先後講話，同表堅決抗爭絕不畏縮的決心。
國府多數人反對廢止中醫
請願團一行人來到下榻旅店稍事洗漱，便直奔國民政府，求見蔣中正主席。門房值班的侍從官說：民眾要謁見主席，應由衛生部約時間。請願團眾人氣憤地爭著回答：我們就是受到衛生部欺侮才來請願的，他們怎麼會來為我們約時間?雙方爭執起來。
這時陸仲安瞥見隔壁房間有電話，便打電話給他認識的蔣介石的生活秘書。呂秘書很快來到門房，與請願團諸人寒暄後，告知他們：“蔣主席今日活動確已排滿。何時有空，再行通知。”他又補充：“其實蔣主席此前已知道此事，還問是誰主張廢止中醫的!”聽到這個信息，請願團眾人心裡踏實了不少。
請願團旋即來到行政院，找到時任行政院長的張延間。張不待來者出聲，主動表態說：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長，不但不廢止，而且還要加以提倡。說完，還讓謝利恆為其把脈、開處方。次日，張廷間捋袖請中醫為之診病的新聞見諸各報，有的報紙連處方也給登了出來。
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接見請願團時，除了表明不能廢止中醫外，還提出應改變現行的中醫管理辦法。考試院長戴季陶也說：你們這件事，我敢說絕對實行不了，儘管放心!立法院長鬍漢民表示不能廢止中醫，認為衛生部是不能獨斷獨行。國民黨秘書長葉楚傖也說：廢止中醫，是西醫的一廂情願。葉楚傖似乎清楚這股風是怎麼刮起來的，只是未點汪精衛的名。
請願團還拜謁了林森、張靜江、李石曾等元老，在財政部、工商部得到了不少內幕消息。如馮玉祥部隊的醫療事務，皆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廢止中醫案出臺，引起軍中中醫極大不滿，紛紛進言馮玉祥，要求阻止薛篤弼胡來。馮玉祥曾來電，對薛氏痛加責備，薛篤弼一氣之下，欲辭職不幹。四川來電錶明，廢止中醫案涉及四川政局走向，不能不特別小心。還有褚民誼在中央黨部遭到很多中央委員責問，作聲不得。閻錫山致電中央黨部，對廢止中醫案表示反對……
23日下午，蔣介石終於接見了請願團，說：“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對中醫絕對擁護，你們放心好了。小時候，我有病都請中醫看的，現在也常服中藥。”接見時間雖然只有短短5分鐘，但大家還是確信，問題已得到徹底解決。
此次請願行動，處境最為尷尬的是衛生部。此前，曾派一官員來見謝利恆，說：昨日薛部長在部裡等你們，現在各方面對衛生部指責很多，希望你們呈遞請願書，以便薛部長對此事有所表示，也好減輕一些壓力。謝利恆回答：我們先要去各方面請願，最後再去薛部長處，以作禮節性拜訪。
這名官員很不高興地悻悻而去。當晚，他又來了。這次是拿著薛篤弼署名的5份請柬，請他們於次日下午6時去部裡餐敘。薛篤弼在與請願團的談話中一再表明，自己決不會實施廢止中醫提案，與之相反，衛生部為加強與中醫的聯繫，還決定聘請謝利 恆、陳存仁二位中醫為顧問。
至此，請願任務可以說已勝利完成。

上海法租界頒發的中醫營業執照
請願得勝，催生“中醫條例”出臺
請願團25日晨啟程返滬。離開南京時，南京中醫中藥界熱烈歡送，抵達上海時，上海中醫中藥界亦是隆重歡迎。請願團把連夜準備好的《請願經過報告書》在兩地車站散發，次日，各報均以顯著位置作了報道。
幾天以後，上海方面收到兩份公函，一份是國民政府批諭，明令將衛生部禁止中醫的“前項佈告與命令撤銷”。
另一份是由部長薛篤弼簽署的聘請謝利恆、陳存仁出任衛生部顧問的聘書。薛篤弼此舉，意味著中醫界人士也將參與國家的衛生行政工作。
時過不久，國民政府決定成立中央國醫館，專門負責中醫中藥的管理與研究。國醫館成立之初，即大力推動中醫立法。幾易其稿，提出國醫條例草案，由館長焦易堂提請立法院討論通過。焦易堂其時還兼任最高法院院長、立法院法制委員會主任，由他提交的法案，豈有通不過之事!
這回該輪到西醫們著急了。於是，上海西醫界也搞起了請願活動，派出牛惠生、顏福慶二人四處活動。找到剛剛接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汪精衛終於親自出面，給同樣是剛接任立法院長的孫科寫了一信極力發對。
好在孫科和立法委員們沒有被汪精衛一夥的謬論所迷惑，終於1930年3月通過了《國醫條例(草案)》。隨後，衛生部根據這一條例，正式成立委員會。
此後，上海中醫藥協會成立，為紀念“三·一七”全國中醫抗爭大會特設“國醫節”，將每年的3月17日作為全國中醫界的節慶日來紀念。

附言
除了本次中醫廢止風波，近百年來，因廢止中醫而引起的風波，至少發生過3次。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國內各種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多教海歸人士成為反對中醫的主流;
日偽時期，因推廣“漢醫”而欲廢止“中醫”的日本政府曾下令，強迫中醫“存藥廢醫”，即只保留中醫藥的有效部分進行提煉，保存中藥市場，禁止中醫師開設門診，而由日本的“漢醫”取代。
19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王斌提出，中醫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懸醫”，應隨封建社會的消亡而消亡，並開設中醫進修學校，要求中醫師們學習，增設解剖學等內容。此舉在中醫界引起譁然，有人向毛澤東反映，1953年毛澤東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