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后半期，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频临破产。此时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顺应民意，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太平天国一路披荆斩棘，很顺利的打下了半壁江山，与清朝进行分庭抗礼。正当太平天国蒸蒸日上时，1865年，太平天国却灰飞烟灭。这不经让人思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何以最终失败？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探讨一下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虽然建立天京政权，但并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它是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遭到失败的。用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它并没有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在太平天国主观方面存在的下列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军事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
一次革命，首先是一次武装斗争，敌人要对革命进行“围剿”，革命武装要一次又一次打破敌人的“围剿”，从而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战略方针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失误。在前期，主要失误在采取了“流寇主义”。北伐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建都天京后，在战略上太平军应该以天京为基地集中力量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次又一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变成弱小者，最后丧失进行“围剿”的能力，逐步把敌“围剿”我反“围剿”这一基本战略形势改变成我进攻敌防御，然后逐步扩大革命统治区，进而统一全国。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敌人很快在天京附近扎下两座大营围困天京。太平军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这两座大营，敌人再来，再歼灭之，直到它丧失“围剿”的能力。
但是，太平天国军事总指挥部计不及此。身边的敌人不打，反而抽出两支主力进行北伐与西征。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取得了许多次战役上的胜利，沉重地打击着敌人，但是局部的战术胜利根本无法挽救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首先，放掉重要的战略需要，让敌人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天京不得巩固，兵力又被牵制，战略上陷入被动。最后，还得被迫从西线抽调大军打垮江南、江北大营。
其次，分散了兵力。由于没有抓住战略的主要需要，既要防守天京，又举行北伐和西征，太平军分散了兵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北伐军是太平军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头阵的。北伐大军失利请求增援，太平军抽不出兵力，结果以放弃扬州的巨大代价组织了北伐援军。西征的反复，曾天养的牺牲，也主要是兵力不集中，战斗力不足的结果。1856年江西太平军克复樟树镇，曾国藩的湘军主力只剩下一个营，南昌指日可下，这时，杨秀清为了打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把江西太平军主力调回天京，失去了克复南昌的机会。
历史证明，“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只能带领革命走进死胡同。
把江南、江北两大营放在一边，分兵北伐和西征，实行这样一个战略部署，如果作战方式正确，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那就是说，北伐军应该沿途发动群众，联合捻军建立农民自己的地方政权。北伐军向前挺进了，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但是，他们却采取了“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的方针，继续搞流动作战。北伐大军，孤军深入，克地不守，结果在距离敌巢穴二百余里的静海、独流一带停止进攻，困守一隅，内则距后方基地三千里之遥，粮食衣着弹药等给养断绝；外则敌人就近调动大军拼死围攻，如果没有援军开到，已注定了失败被歼的命运。这是战略指挥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在后期，主要失误在于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九江、安庆、天京三大保卫战，都由于“消极防御”而失败。以安庆战斗为例。
太平军撤出湖北，敌人已无后顾之忧。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安庆。1861年4月，敌方围城部队已陆续增加到4万人，而水师马队及分防南岸各营，尚不在此数内。
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当时的形势下，针对敌人的兵力布置，敌我力量的对比，正确的战略应该是主动撤出安庆，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时太平军要组织一次有计划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这个正确的战略措施，在优势的敌人面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兵力和敌人硬打硬拼，结果城外援军损失惨重，城内守军亦因“米粮尽绝”而全军阵亡。
天京保卫战的失误更明显了。
1863年底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天京守不住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主动转移，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发展。敌人最怕的也是这一着。李秀成是主张从天京突围的。1863年12月12日无锡失陷，李鸿章向上报告说：根据被俘太平军供称，李秀成“随行仅两万余人，将赴金陵设法解围。倘无法解救，则挟伪天王洪秀全及其眷属由浙、皖交界上窜江西、福建以寻回粤之路”。曾国藩也奏称：“据鲍超来牍，探报侍逆（指李世贤）将亲率悍党，裹二十日粮，蓄意以长兴、广德、宁国一带上犯江西，先据产粮之区，以俟忠逆（指李秀成）续至等语。”得到李秀成要从天京突围的消息，清朝皇帝十分害怕。他在“上谕”中说：“断不可令李秀成溃围逃逸，务将此贼就地芟除，绝其根株，免致窜扰完善，办理更形费手。”12月20日，李秀成回到天京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可是洪秀全拒绝了这个方案。
第二，对外政策的失误。
太平天国面对两个敌人：封建统治者与外国资本主义殖民者。敌人是强大的，因此，它不能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以下情况：在当时，清王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1856～1860年间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直到1862年，亦即金田起义爆发后12年，两者才结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
太平天国对外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尽可能地避免和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不让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清王朝。
我们不同意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办好外交，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平天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严重失误。他们是有可能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尚未调和的严重矛盾，争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长期“中立”的，然而，这个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太平天国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是英勇的，但在斗争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失误，这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
第三，在最高领导层中没有出现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军事家。
拜上帝，是太平天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在前期，它是太平天国成为一支严整的农民武装，战胜敌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违背于人民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祖宗、神祇的敬拜。再加上过激的城市政策，使广大居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保持距离。曾国藩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国反孔反儒的过激行为展开蛊惑宣传，号召儒生们起来捍卫“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存在的十几年中，特别是进入江南以后，在最高领导层中，我们没有发现新面孔，像刘邦、朱元璋手下的萧何、张良、韩信、宋濂、刘基、李长善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洪秀全也没有物色像诸葛亮一类的军师。容闳到过天京，他对太平天国深感失望，他觉得除了洪仁玕是个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以外，他看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才智超卓的领袖。太平天国的这个严重弱点也值得深思。
第四，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引起严重的内耗。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内讧、分裂和大量内耗。使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第一次权力斗争的大爆发。但权力斗争并没从此结束。李秀成、陈玉成兵力相当。李秀成得到苏南地区以后，陈玉成要他援救安庆，李秀成却坐视不救。洪秀全一方面依靠李秀成，但又重用洪仁发、洪仁达，对李秀成不放心。李秀成自己就说过：“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除最高层以外，各地区、各层次权力斗争也屡见不鲜，陈玉成与林绍璋的矛盾，谭绍光与郜永宽的矛盾，都严重地影响了安庆和苏州的战局，甚至在天京沦陷以后，在南逃的过程中，1865年8月，汪海洋还杀害了李世贤。这些现象自然严重地损害了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
由此来看，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这些北洋军阀成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政治资本，从这方面来看，太平天国的蝴蝶效应不言而喻。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奇特之处吧。
总的来说，太平天国就是传统农民起义的翻版，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若是成功，反而将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