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東峰
儘管時代改變了，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硬骨雄姿，但開國將軍們的鮮活面容依然飛揚在我們眼前。他們的生命歷程和極致品格，依然凸現在中國革命史上，凸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他們並不是“高大全”的臉譜式人物
新中國成立70週年前夕，我應安徽電視臺之約，再次到中國共產黨舉行武裝起義的策源地之一大別山採訪。短短五六天的踏訪，使我萌動了回望開國將軍們的願望。戰爭是軍人生命價值的最高體現。作為一名軍人，卻未能參加戰爭，這是我30餘年軍旅生涯的最大遺憾；作為一名軍事記者，有幸採訪200餘名身經百戰的開國將軍，又是我軍旅生涯的最大收穫。
我採訪的第一位開國將軍就是許世友，時間是1982年4月。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隨著一陣下樓梯的“咚咚”腳步聲，面孔黝黑、身材壯實、腳蹬布鞋的許世友將軍旋風般地出現在我面前。
未容我寒暄，將軍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到他身邊坐下：“記者同志，你要我談些什麼啊？”許世友回答我的問題和他打少林拳一樣乾脆利索，三言兩語就完了，然後又問：“記者同志，還有什麼呀？”幸好我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採訪才得以順利進行。據將軍的秘書告訴我，這次採訪是近年來許世友將軍會客時間最長的一次。
和許世友將軍完全不同，陳士榘將軍接受我採訪時則是另一番風景。這位被毛澤東稱為在華東戰場“出了大風頭”的將軍，雖然已年逾八十，仍風頭不減，頭戴黑色花緞圓形帽，身穿紅色對襟大褂，顯得高貴典雅。陳士榘將軍已多年不接受記者採訪，他當時看了我寫的那份採訪提綱後很驚訝，說：“這位小同志還可以和他聊一聊。”沒想到我們一聊就聊了兩個半天。
當張愛萍將軍拄著柺杖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位被譽為“軍中才子”“馬上詩人”的將軍，這位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將軍，就像一位普通的鄉村教師。當我向將軍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時，他不但欣然應允，而且無論如何也不願居中。這種平民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劍眉上揚、雙目清澈的蕭克將軍，與我交談數言便讓我由衷而起敬意：他沙聲細語、謙和有度、學識廣博，百戰之身卻不失儒雅風采，千軍之帥仍具書生意氣。採訪完畢，蕭克將軍親自化筆研墨，書“求實”兩個大字贈予筆者。
在對開國將軍的採訪中，有許多情景都是我沒有想到的，但卻又是那麼的真實：被官兵們稱為“王瘋子”的二野名將王近山將軍，竟然是白面書生模樣的英俊人物；敢於抗上的張愛萍將軍，一點架子也沒有；工人階級出身，被稱為猛將的王震將軍，與許多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交上了知心朋友；木匠出身的劉震將軍，晚年接受我採訪時，每次都要換一套新款外套，就像一位海外歸來的老華僑；塔山阻擊戰的縱隊參謀長李福澤，在戰場上吃的零食是上海產的奶糖，因為他父親是青島啤酒廠的股東。
出現在我面前的這一位位開國將軍，並不是“高大全”的臉譜式人物，他們既是有情有義的大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真實的人物傳奇遠比想象豐富得多
當我敲開那一扇扇曾經喧鬧而今沉寂的將軍府大門，我不得不驚訝於他們人生經歷的艱難奇特，在這種奇特經歷面前，任何想象力都變得蒼白無力。我意識到我有責任把這些寫出來告訴世人。
1943年夏某日，毛澤東於延安作報告，陳賡將軍忽抓耳撓腮，東張西望，後整衣起立，直奔主席臺。毛澤東一愣，問：“陳賡同志，有何急事？”將軍不語，取毛澤東搪瓷杯“咕咚咕咚”喝之。而後，擦嘴，敬禮，報告：“天太熱，借主席一口水。現在沒事了！”在場幹部鬨堂大笑，毛澤東亦微笑。
某日，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均至某島植樹，見團長、政委未帶植樹工具而指手劃腳，便問：“什麼出身？”俱答：“貧下中農。”問：“種過田沒有？”答：“種過。”問：“放過牛沒有？”答：“放過。”又問“牛走路時先邁左腿還是先邁右腿？”團長、政委汗顏。
王建安將軍凡下連隊視察，每餐必要鍋巴，花甲之年依然如故。若鍋巴中有沙粒，必呼司務長帶扁擔、籮筐來：“將這塊大石頭給我抬走！”將軍言，鍋巴中有無沙粒，反映了洗米乾不乾淨；洗米乾不乾淨，反映了炊事班工作認不認真；炊事班工作認不認真，反映了司務長責任心強不強。司務長責任心強，連隊伙食必然好，相當於半個指導員的作用。
王近山將軍慈眉善目、面如敷粉、舉止斯文，乍見如“白面書生”，然其性格暴烈，初識者皆莫能解。淮海戰役中某日，將軍午睡，數只麻雀於樑上啾啾，將軍怒，臥床上舉手槍射之。衛兵驚聞槍響，急至，見滿屋羽毛飛揚，一雀仆地而亡，將軍則在床上安然入睡，鼾聲如雷。
以上這些珍聞軼事，都是我採訪開國將軍及親歷者所獲得的一手素材，點點滴滴，原汁原味，有聞必錄。其實，真實的人物傳奇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得多，關鍵是能不能捕捉到人物的細節，並把它傳神地表達出來。這是我在1978年擔任新華社軍事記者後，在主業之外意想不到的重要收穫。
與開國將軍面對面採訪，令我感到最為震撼的是，他們當中無論是軍事指揮員，還是政工幹部、後勤幹部；無論是一線指揮員，還是機關工作者；無論是以性格勇猛著稱的猛士型將領還是博學多才的秀才型將領，很少有將軍身上沒有戰創。據不完全統計，我採訪的200多位將軍中，有彈創記錄者170多人，累記戰創400多個，平均每人兩個以上。
顏文斌少將在1000多名少將中知名度並不高，但他卻是負傷最多的將軍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處戰傷。在大連黑石礁幹休所，老將軍曾脫下軍衣，挽起褲腿，向我細述每一處戰創的來歷:右臂彎曲不能直，關節處有一長條疤痕。那是在長征途中，敵人的手榴彈於身邊爆炸，一彈片鑽進右臂，骨折筋斷，腫如饅頭。當時衛生員將他綁於一棵樹上，以小刀割開皮肉，硬生生將彈頭片撬出。左上臂有兩個彈洞，一前一後，狀如銅錢。敵人的子彈由前面進，後面出。將軍告訴我，負傷後，當地老鄉以南瓜瓤泡鹽水，裹傷口，一星期就痊癒了。左大腿上部前後兩個彈洞，是被敵軍暗槍擊穿所致。子彈由前下腹部進，股後出。中彈時不清楚，只覺得腿發軟，戰後看到血才發現自己負傷。前額有一彈疤，是被敵人手榴彈彈片擊中，當時昏死過去約數小時。
人稱“軍中猛張飛”的劉昌毅中將，戰火紛飛中歷險百餘次，頭、臉、手、腿、腰、背、胯、臀，無論是最暴露的部位還是最隱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戰創。他的臉部曾兩次負傷，頭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1946年中原突圍前夕，劉昌毅將軍親臨前線，遇敵炸彈襲擊，十多塊彈片嵌入下巴，牙齒全部打落，結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當時，周恩來正在前線視察，建議送將軍到北平協和醫院治療，將軍堅辭不從。周恩來派人火速從武漢購藥品及手術器械，請衛生部專家為將軍做手術。因傷在臉部危險區域，專家反覆研究方案也難作決斷，神志仍清醒的將軍取紙筆寫下三個大字：“大膽割！”
寫開國將軍，也是在寫中國革命史
我所採訪的這批開國將軍大多是從放牛娃成長起來的戰將，他們是有血性、有個性、有鋒芒的一群人。特別是在戰爭年代，他們的泥土味、火藥味、血性和鋒芒，實際上遠遠超過了我們今天的想象。他們有著與眾不同的個性，也有著人性共有的特點和弱點。他們一生所經歷的艱難困苦非常人能及，在歷經肉體和精神的苦難之後，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當中，他們呈現出一種常人無法相比的“氣象”，是“生命力極其旺盛”的一群人。
1992年，當我寫完聶鳳智將軍的初稿時，傳來了將軍去世的消息，以至於我的文章發表時成了將軍的悼文。我採訪聶鳳智將軍時，獲悉將軍已患癌症，但他微笑著接受採訪，談笑風生如故。將軍臨終前還一直想著部隊建設，想著打仗。聶將軍的夫人何鳴說，有一次，聶將軍突然掙扎著要起床出去，怎麼攔都攔不住。他急匆匆地說：“現在是新中國成立30週年，敵人在幾個重點地區都放了炸彈，不知小平同志知道了沒有？”
1993年3月12日，王震將軍病逝於廣州軍區總醫院。當日深夜，我驅車至廣州軍區總醫院，走秘密通道，在地下停屍間向王震將軍遺體告別，並行三鞠躬禮。我看到，除了腹部剛縫合的刀痕外，將軍全身上下左叉右槓，彈洞刀疤竟有五六處之多。王震將軍臨終前寫下的最後遺墨是：“向黨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軍致敬！”
1993年秋，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股骨斷裂，左手臂粉碎性骨折。沒有想到就在這個時候，胡奇才將軍竟出現在我的病床前，八十高齡的老將軍慈祥地望著我，他夫人王志遠雙手端了一罐湯送到我跟前。老人摸摸我受傷部位的手指頭和腳趾頭，對我說：“動一動。”我動了一下，他高興地說：“沒有關係。戰爭年代我受了六次傷，醫生檢查時也這麼問，指頭能動，就好辦。”此後，胡奇才將軍每星期都要送一罐湯來，或豬蹄湯，或鯽魚湯，或紅棗湯，有時他有事，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來。後來，我和胡奇才將軍的書信聯繫一直持續到老人去世。
可以說，我與這些將軍的思想交流已經遠遠超出了採訪者與被採訪對象的界限，我同他們中許多人都成了忘年之交。
面對著這些重量級的老將，我越來越感到機遇難得，時不我待。寫開國將軍，不僅僅是為某個個人立傳，實際上也是在寫中國革命史和中國戰爭史。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開國將軍是舉足輕重而又意義深遠的存在，他們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因此，他們的經歷是這段歷史最權威、最真實的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