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牛頓、貝多芬,獨身主義催生眾多大佬,為何缺少中國人?

性、愛情、婚姻,應該分開。因為這是三個東西。



性和吃飯睡覺一樣,是人作為動物的正常生理表現;愛情嘛,稍微複雜點,說法比較多——但不管有多少說法,總之更加傾向為人的精神感受;而婚姻,則是徹徹底底的社會制度、是契約,它隨社會文明的變化而變化,並非天經地義必不可少,並非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婚姻,只是社會的一定階段,維繫共同利益、合理分配財產、保障社會穩定的工具而已。


只是,長久以來,人們不加思擇,慣於把這三個混為一談,糊里糊塗一直到今天。這些愚蠢又奇怪的觀念,通常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如果雙方之間有愛情火花,最好的歸宿就是結婚;


只有結婚雙方,才可以發生性行為,否則是不道德的(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則都要遭到唾棄);結婚雙方必須愛自己的伴侶,否則就是精神出軌——更不道德;


達芬奇、牛頓、貝多芬,獨身主義催生眾多大佬,為何缺少中國人?

Andrew McCarthy,1980


如果你愛對方,那麼你就應該且只能和他啪啪啪,否則就是對愛情的不貞;

……


這完全經不起追問和推敲。


最直接的追問是:難道當你陷入一段愛情之中,就不會對別人產生性衝動了?


現實的侷限性,逼迫我們做出不得已的選擇——把婚姻、愛情和性疊加在一起。但是,如果只是聊聊觀念、聊一些未來的無限可能,那麼還是先把這三者區分清楚吧。


獨身主義的概念很多。大體上說,獨身主義者,崇尚個體獨立、不願意有婚姻生活、甚至可能不戀愛的生活方式。



但是無論獨身主義有多少種類,“不婚”是最為明晰的標識。


不婚並不意味著拒絕性生活,也未必沒有愛情,但是一定不會讓自己捲入婚姻關係之中。


如果要分析一下原因是什麼,那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獨立的經濟來源,起碼能分清婚姻和愛情的區別,相對明確的事業或理想追求,以及人生價值有較好的呈現——他的人生價值不需要依賴婚姻就能完成。


達芬奇、牛頓、貝多芬,獨身主義催生眾多大佬,為何缺少中國人?

Cary Grant,1930


在西方的歷史上,獨身主義者比比皆是。如果把那些著名的獨身主義者名單列出來,一定嚇我們一跳!他們當中,許多位都是世界級的文化大師,影響後來的文明進程。比如達芬奇、哥白尼、笛卡爾、牛頓、伏爾泰、米開朗基羅、貝多芬、尼采、康德····


當然,從今天的研究來看,很多獨身主義者極有可能是因為性取向問題而做的無奈選擇——同性戀在中世紀是被認為非常邪惡的,根本不容於社會、教廷,他們只好以獨身主義的形象示眾,避免遭到時人的迫害。


相比西方大量的獨身主義者,在中國的歷史上,除了僧道和一部分隱士,我們很難找到崇尚獨身主義的例子。想來想去,也只有宋代文學家林和靖,自號“梅妻鶴子”,看起來像個獨身主義者而已。


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的思想觀念。


對生命延續的尊重,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大的特徵之一。《易經·系詞》說“生生之謂易”,《道德經》一再強調“道”是“萬物之母”,其崇尚的“玄牝之門”,說的就是生命延續的本根。這種哲學觀念落實在具體表現上,就是祖先崇拜和儒家的宗法制度。


中國自古就敬天祭祖,祭祀是需要後代子孫來完成的;宗法制度,更是對子孫後代主從關係的安排。於是,生命現象的延續——繁衍後代,無論從哲學上、觀念上還是制度上,都成為最重要的內容,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骨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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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Gable, 1930s


因此,儒家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後代就是古人觀念中最可怕的事。因為,沒有後代,既成為不孝子,當自己死後,也沒有人來祭祀自己,自己還不免淪落為孤魂野鬼,到處受氣。所以,中國古代的婚姻觀、愛情觀、性觀念等等,也就都被統攝於“繁殖”之中。而婚姻制度,則成為延續後代的制度保障。


由於對男女的生育如此看重,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反倒在中國古代沒有受到太嚴厲的指責。比如漢朝歷代皇帝都有龍陽之好;兵勇商販等特殊行業,更是發生同性關係的集中區;讀書人礙於男女大妨,身邊的書童和同學往往就是性行為對象,所謂“翰林風月”一詞,就是由此而來。


這樣一來,中國古人就不必要、也很難有勇氣,去面對整個文化的指責,去選擇獨身主義的生活。


一切為了繁殖後代!這是中國古代婚姻觀的核心總結。


只是非常可悲的是,這個觀念還延續到今天。好在時代變化,信息開放,社會生存的渠道也變得多元。所以可以看到,民國以後,中國就有了不少的獨身主義者出現了。直到今天,越來越多的獨身主義者出現在我們身邊,他們在各個領域,以自己的生活姿態,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但是,正如我們呼籲理性是因為社會缺乏理性一樣,獨身主義者的聲音也在昭示一個道理:繁殖為目的的婚姻枷鎖太沉重,獨身主義的日子並不好過。


社會庸俗的婚姻觀,已經讓許多同志不得已選擇“獨身主義者”的姿態;但是更為悲哀的是,同志群體還在給自己脖子上套沉重的枷鎖。


達芬奇、牛頓、貝多芬,獨身主義催生眾多大佬,為何缺少中國人?

Marlon Brando, 1949, photo by Ed Clark


為什麼這麼說呢?


基於繁殖婚姻觀(婚姻統攝愛情和性),在異性之間,還有一定存在的理由——他們以延續人類種族作為偉大目標,讓你無言以對。但是中國文化的慣性,使得很大一部分同志人群,也在和伴侶的相處中,去模擬這種男女關係:比如過分強調攻受的角色劃分,強調攻受的不平等付出並理所當然的接受;比如努力把雙方的性行為和愛情捆綁,並幻想同性婚姻可以保障對方永遠只愛自己一個人!


這除了兩人性別相同、不能自然生育之外,其他關於愛情、婚姻、性的觀念,又和以繁殖為核心的婚姻觀有何不同?!


布羅茨基說:“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幹預文學為止。”套用這句話,同志現在發聲的目的,就是“同志必須干預平庸的觀念,直到平庸的觀念不再幹預同志為止”。故而,如果真的希望社會對同志能夠理性,那同志自身首先要理性——無論是否單身,請先摘掉腦子中繁殖婚姻觀對自己的影響。


一個概念的表達,都會基於一定的前提。當前提不再,這個詞語也就被消解了。


“獨身主義”所存在的前提,就是今天稀裡糊塗的婚姻觀念以及對該觀念的維護。倘若這些陋見不再,“獨身主義”也就不復存在了。


故而我所期望的理想社會是這樣的:


社會有基本的保障所以大家能放心生活,人們充分理性並且彼此和藹友善。那時候,“同志拉拉”不再被特意提及——因為和異性戀一樣,有相同的社會權利;不再有宗教、政治為藉口,歧視喜歡各種對象的痴男怨女;“婚姻”走入歷史文獻,成為陌生的詞語;人們人格獨立,單純的享受精神的愉悅、快樂的身體。


這樣的環境下,“獨身主義”當然不復存在,因為大家尊重彼此的選擇,你的活法就是為你自己。沒有人會專門強調這個東西。


達芬奇、牛頓、貝多芬,獨身主義催生眾多大佬,為何缺少中國人?

Paul Newman in Cat On a Hot Tin Roof, 1958


於是,我也不再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我希望我有一個伴侶,一個我很愛他他也愛我的好伴侶,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安心,看他一舉一動我都覺得莫可名狀的快樂。我們各自獨立,又相互理解、坦誠、有默契,一起承擔痛苦,一起分享喜悅,需要彼此的時候,一定陪在對方那裡。我們牽手走下去,不需要任何法律規定,我們就是沒有血緣的親人。但我們有彼此的事業和朋友圈,允許對方有自己的空間,甚至有自己的性夥伴——就像尿急臨時借用別家廁所一樣,因為我們理解,性衝動的規律就是新鮮和刺激。


當然,前提是如果我還能活到那一天,並且我的老鳥還能為我爭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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