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與邊界，自由與嚴苛，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導演和她著名的作家父親。
文｜張薇
採訪｜張薇 劉磊 楊思敏
編輯｜趙涵漠
「少他媽囉嗦」
2014年初的一天，紐約正飄著大雪，即將從紐約大學導演專業畢業的劉雨霖，在她不足30平方米的小公寓裡，來來回回踱著步。她想將父親劉震雲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拍成電影，這事琢磨了有小半年，小說也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但接通父親電話時，仍是恐懼佔了上風，「因為我害怕劉老師不同意。」
公開場合裡，劉雨霖稱父親為「劉老師」，恭恭敬敬地為父女關係劃出了一道邊界。倔，乾脆，寡言少語，討厭囉嗦，作為女兒，劉雨霖太瞭解日常生活中的劉震雲。
「你必須要講出你的道理，為什麼要拍這個片子，你和其他導演的不同之處。」她知道父親接受合作的前提是，「什麼事情你要想得非常明白，咱才開始做。」
那通電話，劉雨霖噼裡啪啦說了有25分鐘，劉震雲不時嗯嗯兩聲作為回應。父親不多說話，她心裡反而有了底。
劉雨霖覺得是她說的這兩點打動了父親：一是，她日後想做的每一個電影都要見不到導演的痕跡，見不到演員的表演；二是，她沒辦法把原著裡的100來個人物都拍到電影裡去，只想選擇《回延津記》裡牛愛國和牛愛香姐弟倆（原著從民國講到現代，分上部《出延津記》和下部《回延津記》），一個離婚，一個結婚，都是為了尋找能說得上一句話的人。
最後劉震雲說好吧，她知道這個事成了。
劉震雲評價女兒的思路是，「找對了方向，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接著她就拍唄。」他並不輕易將作品交予他人，「中國的好導演真少。我一看這導演是傻逼，我就不跟他囉嗦了。」
這是一個聽起來「公私分明」的開始。劉雨霖早就習慣了與父親的這種相處之道，有事兒說事兒，所有的事兒都是講道理，撒潑或撒嬌向來無效。
在劉雨霖與《人物》記者聊到撒嬌時，劉震雲正好走過來商量倆人參加某電影節走紅毯的細節。「劉老師，我跟你撒過嬌嗎？」劉雨霖仰起臉，甜絲絲地問。劉震雲回了五個字，「少他媽囉嗦。」
劉震雲嫌囉嗦。劉雨霖四五歲時，父女倆合作創作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喜歡你》。她至今仍會唱，「我不喜歡你，你也不喜歡我，我們兩個誰也不喜歡誰」。
「井水不犯河水。」劉雨霖總結。
母親郭建梅和她有過這麼一次對話——
「妞妞，你能進入到你爸的內心世界裡嗎？」
「媽，我太差了，我進不到。」
不過，郭建梅的感受是，之前，她，劉雨霖，劉震雲，是三股道上的車。現在，因為電影，女兒和丈夫離得更近了，她自己是一股，他倆合成了另一股道。
郭建梅形容，電影籌備期間，父女兩個在屋裡關著門咕咕唧唧。她屢次聽到，有時候倆人會吵起來，爭論的聲音很大。
緊張感一直貫穿到開機前。這是劉雨霖第一次執導電影長篇，父親擔當編劇，且劇組裡80%工作人員的年齡都長於她。「喲，那作為導演在這兒，大家信不信任我，願不願意把我當做導演，這是我一開始心裡特別忐忑的，絕對是的。」
對抗這種對未知的恐懼，她採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個特別厚的導演筆記，A4的紙，每一頁2/3的篇幅是劇本，剩下1/3的空白邊欄，她密密麻麻地寫，這場戲該準備什麼道具，美術怎麼佈置，服裝什麼樣，人物關係什麼樣。她還會隨身攜帶一個本子，每天去哪兒、要幹什麼都寫得一清二楚，一天下來最爽的時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幹完了的事全給打上勾。
這種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習慣，似乎和父親如出一轍。紙和筆，是劉震雲只要出門就會跟著的東西，劉雨霖說，「他的作品是從哪兒出來，都是那一摞紙，你會發現他在電腦面前，都是把那紙鋪一摞，每一個他劃了，就把那紙放在其他地方了。」
選擇的演員也沒有一個是眼下當紅的小鮮肉。毛孩、劉蓓、範偉、李倩……劉雨霖形容他們都是肯花笨功夫的演員。「我沒有那種能力，能跟一個演員合作，他同時跟著好幾個戲，來，導演，我跟你說，檔期就給你15天的時間，你必須拍完。」
拍攝週期是兩個月，毛孩主動多簽了一個月，用來體驗生活。他的角色是個退伍軍人，開了個修鞋鋪。劇組在北京天橋邊給他找了個鋪子，他跟著學了一個月。毛孩記得，臨開拍前一週，由劉雨霖和劉震雲帶著，所有主創演員在一起圍讀劇本，劇本通讀了3天，從解讀角色，到分析關係，任何明白和不明白的，都可以攤在桌面上聊。攝影指導也在，連每個鏡頭怎麼拍都過了一遍。這是毛孩在其它劇組所沒經歷過的。
「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才華，也不存在天賦，都是把事情一遍遍重複做，下笨功夫，得來的成績。」一位負責電影宣傳的工作人員說，這是父女倆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經歷了一年多的籌備後，2015年10月31號正式開拍。攝影機轉起來，劉雨霖的忐忑才蕩然無存了。
準確和剋制
「拍戲時導演喊劉老師，劉老師喊劉導演，但是私下裡，我們都喊老劉老師和小劉老師。」演員毛孩說。
在河南的片場，小劉和老劉分工明晰。拍攝時是冬天，劉震雲每天都在，從頭跟到尾。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見劉震雲在那兒烤火，就搡著丈夫說，你怎麼不去幫幫她，她沒經驗，一小孩，啥也不懂。劉震雲回，拍出來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是她，她慢慢就會成熟，如果我幫她，她就不知道將來哪個地方需要改進。
但一旦涉及臺詞的部分，劉震雲就絕不含糊。演員李倩記得，念臺詞時若是多了一個語氣詞，了或呢，劉震雲會立刻端著劇本過來，「倩，你看你多了這兩個字。」他會再念一遍做對比，這句話原本寫了什麼，多了之後會表達成什麼。「劉老師的嚴謹，讓我們發現了文字的力量，加一個少一個真的很大變化。」
一個字不能多，一個字不能少，一個字不能錯，成了演員中流行的一句話。沒人敢改臺詞，唯一可以唸錯臺詞的是8歲的小演員李諾諾。「我們說諾諾是劇組裡最大的腕……那個時候情緒表達是最重要的，超過臺詞了。」劇組副導演趙佳伊說。
這種對準確和剋制的追求，也完美複製到劉雨霖身上。
有一場戲，李倩怎麼都過不去，她飾演一個婚內出軌的女人，她覺得在這場戲裡，應該多表現出一些愧疚和對不起。劉雨霖一直堅持說不要，從各個角度去說服李倩不要流露過多。倆人在這場戲上，僵持了有一兩個鐘頭。
李倩終究是被劉雨霖說服了，「她已經想得非常清晰了，才確定走的這個方向。」
還有一場戲，毛孩和劉蓓哭得稀里嘩啦，劉蓓更是哽咽得無法正常發聲了。坐在監視器前的劉雨霖，眼淚也是噼裡啪啦往下掉，但擦完眼淚，轉臉就跟演員說，必須把眼淚往回收。「其實我覺得在掌控表演上，是要有所保留的，表達悲傷和深入的情感的時候，拿捏在中間剛剛好。」劉雨霖說。
儘管偶有爭執——郭建梅知道有一次，拍片時，因為一個問題，父女倆意見相左，結果劉雨霖並沒接納父親的意見，劉震雲挺生氣，女兒就跟父親說，我是導演，「對，妞妞也挺固執，這點是像她爸。」——但大部分時候，父女倆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血濃於水的默契。
9月份，在西安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上，《一句頂一萬句》被定為開幕影片。開幕式上，劉雨霖和劉震雲來了一段被主持人贊為「相聲表演」的串場。李倩認為，這來自於和諧的關係和良性的溝通。她注意到，開幕儀式前的後臺，大家都在休息，只有劉雨霖說了句，劉老師咱倆對對臺本。
恐怕再沒有導演和編劇有如此密切的溝通，李倩說，「沒有隔閡，沒有距離……我就覺得，就一定會贏。」
接地氣
看電影《一句頂一萬句》時，高曉松感動得哭了。提前看了片，是因為劉震雲邀請他給電影寫個主題曲。高曉松形容這部電影為「特別普通人民的那種東西」，而他又屬於「那種很不接地氣的人，對這個東西摸不著」，他跟劉震雲賠了個罪，說實在是寫不了。
高曉松挺驚詫，劉雨霖那麼年輕，也沒吃過什麼苦，在國外還待了很多年，竟能導出「那樣貼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細膩的戲」。
但對劉雨霖來說，父親筆下的人物她並不陌生。
從小她就願意跟父親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傍晚了在哪兒一坐，開始觀察來來往往的人的生活。他們老去菜市場的一個修鞋大叔那兒，別人家修拉鎖兩塊錢，這大叔收4塊，別人家修的拉鎖管3個月，他修的能撐3年。工作時，他戴一個套袖和手套，將攤鋪打理得乾乾淨淨。她將這個印象，用在了劇中人牛愛國身上，同樣是修鞋匠，同樣乾淨齊整，享有絕對的職業尊嚴。
「這些人是我們生活中應該被關注的人，或者是他們生活什麼樣，被我們忽略了。」劉雨霖強調她對普通人情感的情結。
9月15日中秋節晚飯，郭建梅張羅了一桌大閘蟹，熱了一壺放了薑絲的黃酒。酒酣飯飽，爺倆聊起來前一天各自的所見所聞。劉震雲說他在一條衚衕裡溜達，路過一個公共廁所，廁所二層有一家人自己搭了個小屋，在上面歡聲笑語地吃飯。劉雨霖「就特別敏感柔軟的，把這個給接住了」。她接茬說碰到的一個出租車司機，嗓門特別大，興高采烈跟她講，老伴晚上包餃子，收工後他要去買五仁的月餅，稻香村的。
捕捉「動人的moment」，被劉雨霖形容為身體裡敏感的一部分，也是情商之一，「可能還是從小在劉老師身邊長大，這方面開發得（多）。」
她不止一次闡述對被忽略的普通人情感的理解，「這些渴望和情感，其驚心動魄的程度，不亞於戰爭。」這幾乎跟父親的寫作本意一脈相承。寫完《一句頂一萬句》後的一場研討會上，劉震雲表達了他對寫作的選擇，內心的洪流比歷史的洪流更重要。
在郭建梅的描述中，「妞妞是什麼都接觸了，最高的她也接觸了，最下層她也見過」。妞妞是劉雨霖的小名。跟著劉震雲，她去過陳道明家、葛優家、馮小剛家，有時候，馮小剛和王朔會帶著各自的女兒和劉震雲父女一起聚，劉雨霖給這類局起了名叫「女兒局」。
但另一方面，與父親回河南老家住一住，或跟著公益律師的母親辦案子跑「老少邊窮」——為每天兩毛鹽錢而發愁的家庭，懷胎九月也要去田間幹活的女人，墜著因生育導致脫垂子宮還照顧著孩子的產婦……劉雨霖都見到過。「她看到那些人會掉淚，會難過。」郭建梅說，「說她偏向於哪兒，我覺得還是比較樸素。」
劉雨霖還用手持攝像機拍下了她所接觸的家暴案例之一，一個農村婦女懷孕了，因此拒絕了丈夫過夫妻生活的要求，「夏紅玉（音）那個眼睛，她老公咔碴就拿改錐給她剜掉了……眼珠子掉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得到。」在郭建梅的描述中，這個故事殘忍而血淋淋。劉雨霖則用鏡頭捕捉到這些之外的一絲暖，小男孩飛飛（音）伸手為失去一隻眼睛的母親擦眼淚。她將拍攝下來的素材剪輯成了一個23分鐘的紀錄片，取名為《眼睛》。
當頭棒喝
1987年出生在北京的劉雨霖，16歲以前都在農民日報社的家屬院裡度過。
她形容自己的成長過程，一直是散養。小時候，當其他孩子被陸陸續續喊回家，她永遠是院子裡玩到最後的那個。劉震雲對她的教育思路是，為什麼要把這道題做對，是因為能省出更多的時間去玩兒，去幹別的你喜歡乾的事情。
劉家的朋友張晴記得，有一次她在紅領巾公園散步，一片樹叢中，她聽見一個小姑娘在那兒喊，「劉震雲拿紙來，劉震雲拿紙來。」後來她才發現，小姑娘就是大概五六歲的劉雨霖，雪糕吃了一身。她當時就挺震驚，那麼小的孩子，對父親直呼其名，而劉震雲還欣然接受的樣子。
劉雨霖是視父親劉震云為精神榜樣的。住農民日報社宿舍時，每天早上或晚上，父女倆就手拉手，或女兒挎著父親的胳膊，邊走邊聊。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的交流，一直就沒斷過。郭建梅評價劉震雲，「真是一個好爸爸。」他並不在乎女兒的學習成績，但會要求女兒，一要大氣，二要有修養，「不要瘋瘋癲癲，俗了吧嘰。」
這份來自家庭的寬鬆，讓她得以在讀到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專業的大二下學期時，自由地隨興趣從主持轉向電影。郭建梅回憶，「他們的老師就跟劉震雲談話，劉雨霖啊可是開始退步了，也不練聲，開始天天抱著電影的書看。」
這份自由也並非毫無底線。「她對我是一種親，溫暖，她對她爸爸有一種敬畏。她爸真急起來，妞妞是絕對萬萬不敢吱聲的。」郭建梅說，「他（劉震雲）有時候脾氣挺大，遇到一些事情，固執、認真、守原則、有底線，絕對不能越過這個雷池，越過雷池，他能大發雷霆。」
在郭建梅的記憶中，從小到大，劉雨霖捱過父親兩次打。
一次是，「妞妞有一段，考試可能沒考好，就有點自暴自棄。有一次跟一幫朋友到很晚還沒回來，11點多還沒回家。她爸回來你知道一個巴掌就打到她臉上，指頭印兩三天沒下去。我當時就跟她爸吵，我說你手那麼厲害，你能那麼打孩子嗎？」
還有一次，「因為一件事兒妞妞沒做好，他要求相當高，必須一次性做好，一次性做不好就不行。劉震雲拿一個扇子，『咵』就抽到這兒，當時就出血了，一條印啊。」
現在，劉雨霖養成了習慣，一次性把要事情做好。這在郭建梅看來，似乎有點矯枉過正了，「做不好她不能原諒自己，就像強迫症一樣，我說妞妞你不要那麼緊張，反正你還不到30歲，你不一定要求那麼的完美。」
2008年，當劉雨霖將興趣轉向電影，並決心考入美國頂級的電影學院讀研後，她邊按排名申請了最棒的11所高校，邊進入了一種「魔怔」般的備考託福的狀態。每天披頭散髮蓬頭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寫滿了英文單詞，一邊洗臉刷牙，一邊能看到洗漱臺鏡子旁貼著的各種例句和英文單詞。直到讀書讀得眼睛看什麼都重了影，把劉震雲都嚇得夠嗆。「因為我還是那個極致的想法，如果做這件事情，我絕對要一次性考到100分以上。」
「她的定力，以及執著勁兒，這一點特別像她爸。」郭建梅說。
最終，劉雨霖拿到了10所高校的offer，並通過面試，如願以償進入紐約大學大名鼎鼎的Tisch藝術學院，成了李安的師妹。她的推薦信也正是由李安親筆寫的。2008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劉雨霖和李安見了面，倆人吃了一頓午飯，聊了兩三個小時。李安的一句話讓劉雨霖印象深刻，「他跟我說，做電影啊，其實我特別簡單，就是朝著一個靶子不斷地打，不斷地打。」
不過，對於女兒的成績，劉震雲從不表揚。接到紐約大學錄取電話後，劉雨霖第一時間打給了父親，她記得劉震雲聽了以後，安靜了3秒鐘，特別冷靜地跟她說，哦，我這正忙呢，還開會呢，回家再說吧。「咣噹」就把電話掛了。
對於女兒的困境，劉震雲同樣是保持著一種不慌不忙的鈍感。初入紐約大學，劉雨霖遭遇到了強烈的文化衝擊，同輩壓力、語言磨合、課業負擔……一塊紛至沓來，這讓劉雨霖感覺一切都不在她掌控中了。孤獨和抑鬱，讓她覺得自己快堅持不下去了。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劉雨霖的紐約來電。當時她正在韓國開會，一聽女兒的哽咽聲就覺得有問題了。因為馬上就輪到她發言，她趕緊給劉震雲打電話，讓他去電話安慰女兒。結果，劉震雲說，打什麼呀，讓她自己去面對。
3天后，父女倆才通了電話，還是劉雨霖主動給劉震雲打的，說到自己狀態特別不好、不知道該怎麼辦時，劉震雲劈頭蓋臉把她罵了一頓。
「他說劉雨霖，當時你想要去美國，是不是你自己的選擇，我說是，他說你要選擇學電影，是不是你的選擇，我說是。他說如果你這兩個問題都Say yes的話，明天面臨你的就兩個解決辦法，一，揹著書包回到課堂，二，拿著行李回國。他說我和你媽不可能去美國陪你一起哭，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一定要自己解決。」聽了這些話，劉雨霖形容自己一下就愣住了，末了，她記得父親說了句，「我再送你一句話，好兒女，志在四方。」說完，「啪」一聲掛了電話。
這頓當頭棒喝，竟將劉雨霖「從那個抑鬱傾向的狀態裡一下解救了」。
I love you
劉雨霖將父親的這種既不表揚也很少撫慰的「不當一回事」理解為，「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見他情緒大起大落過。特別沮喪是1，特別高興是10，你發現他情緒永遠在4和6之間。」這讓她學習到，「困難也好，成功也好，都是暫時性的。如果眼光看更長遠，都沒什麼。」
作為導演，劉雨霖幾乎不在片場發火，展現出來的是穩穩的、掌控全場的能量。
「她每一句話都是溫溫柔柔地說出來，但就那麼不可抗。」毛孩回憶，有一次，出了件把部門長都氣炸了的事，有些演員現場都攛了，但劉雨霖會說「我們先想想辦法……沒關係，咱們這邊來……」毛孩邊說邊模仿起一種緩慢又輕柔的語氣。
副導演趙佳伊記得，劉雨霖唯一的一次語氣嚴厲，是在籌備期，置景組買了些不出水的彩筆，她就問，這個彩筆是誰買的？買彩筆時不能試一下嗎？為什麼不能一次做好？「她本人性格是很強勢的……我相信她這裡面有剋制。」
絕大部分時間，劉雨霖擔綱的是一個「讓工作團隊保持良好心情」的付出者。劇組去位於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寶泉風景保護區拍戲，當時特別冷，正好還趕上聖誕節，劉雨霖就在網上訂了一大批襪子，最厚的粗針線襪子，女孩是粉色的，男孩是淺藍色的，人手一雙。
「她很明白，作為導演更多的是一個求人的事，而不是一個抖威風的事。」馮小剛這樣向《人物》評價劉雨霖初次執導電影長篇的這種「獨當一面，振臂一呼」。
《一句頂一萬句》的檔期定在了11月。另一部根據劉震雲小說改編的電影、馮小剛執導的《我不是潘金蓮》在其後上映。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也會於11月在內地公映。
9月20日在西安，劉震雲邀請了一群朋友吃飯，其中包括院線方。聊起三個片子的同月上映，有人說了一句，「倆大爺帶一小侄女」。劉震雲開著玩笑，聲音洪亮地應，「你得過奧斯卡，我們也得過。」他指的是，2014年，劉雨霖憑其自編自導的短片《門神》獲得了第41屆美國奧斯卡(學生單元)敘事片獎。
說這話時，劉雨霖正乖巧地圍著桌子，張羅著倒酒，照顧來客。
敏感、善感的那一面，劉雨霖大概也只會在閨蜜面前流露出來。
胡婷婷是劉雨霖在紐約讀書期間認識的好友，她們差不多同期到了紐約，又在畢業後同期回到了北京。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專業的胡婷婷，回國後，開始帶一些身心療愈的工作坊課程。6月端午節期間，劉雨霖參加了胡婷婷組織的「正念生態療愈工作坊」。胡婷婷分析劉雨霖那段時間是，「壓力很大，在找方法調節自己」。
一行人去了雲南普洱，在原始森林中探尋自我。這讓胡婷婷有機會見到劉雨霖日常「雍容、得體」之外的另一面。她們一起穿越原始雨林，普洱的天氣一會下雨，一會狂風大作，每個人都穿著雨衣，路過溪流時，大家就撒丫子把鞋脫了，在溪裡蹚過。有那麼一個片刻，劉雨霖特別安靜地坐著，閉著眼睛，抬著頭，雨水穿過高聳入天的大樹滴下。
後來分享時，胡婷婷記得劉雨霖說，「聽著每個小雨滴落在我頭上說，I love you,I love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