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準家鄉四川鄰水柑子鎮上的路標
李徵庸蓋的學堂，讓同宗同族的孩子讀書
李準
李準製作的廣東銅元
1964年拍攝的全家福，後排左一為李昕
李相崇
李昕
李昕是國內知名出版人，從北京三聯書店總編輯任上退休後，創作不輟。他近期出版了新著《南海何曾隱風流——清末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紀事》《清華園的記憶》，從中可以讀到他的四代家族故事，綿延百多年，像一曲低迴婉轉的大提琴曲。我就此和他相約，聽他談談書寫以及書寫背後的故事。
李昕一家和李準有著特殊的感情
李準是清朝末年的廣東水師提督，在維護我國南海主權方面起到過不可忽視的作用。李昕和李準有親戚關係，李準是李昕祖父的親哥哥，也即李昕的伯祖父。
李昕說這層關係不遠不近。不近是因為兩人不是直系親屬，而不遠是因為他的祖父和父親兩人實際上都由李準撫養成人，他們和李準有著特殊的感情。
話要從李昕的曾祖父李徵庸說起。李徵庸共有兩兒兩女，這兩個兒子，一個是長子李準，一個是幼子李濤。李濤就是李昕的祖父，他生於1894年，比李準小23歲。1901年李徵庸去世時李準30歲，已是朝廷命官。從這時起，李準就承擔起了撫養全家的責任，那時李準的大妹妹已經嫁人，8歲的小妹和7歲的小弟李濤就跟隨李準生活。李濤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大家庭，他隨李準先後在廣州、香港、青島、天津等地居住。李昕的父親、李濤的兒子李相崇小時在家讀私塾，後來到學校讀初中、高中，一直到1934年，在天津進入南開大學，學費全部是李準出的。直到1936年李準去世，李昕的祖父和父親始終與他住在一起，那時李相崇已經22歲。
因此，李準對李相崇來說比一般親屬更親，影響也更深。而李昕從小也就知道李準其人。
曾祖父李徵庸不喜做官，熱衷實業
李準的父親李徵庸生於1847年，李準出生那年他24歲，正在北京國子監裡讀書。1877年李徵庸中二甲第13名進士，這個名次很高，因為一甲的進士只有三名，二甲第13名相當於總名次的第16名。李準在回憶錄裡只談到父親在會試中的貢士名次，而未提到殿試成績，前些年李昕到北京國子監查閱立在那裡的明清進士題名碑，直接找到了李徵庸的名字。
獲得進士後，李徵庸被皇帝欽點任刑部主事，主管貴州司。第二年二月間，他父親“偶染微恙，竟至不起”，李徵庸急忙回家奔喪，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兒子李準，這時李準7歲。
李徵庸原本就不喜做官，熱衷實業，他利用丁憂居喪假期，實現改造家鄉的計劃。他在自己房子旁邊加蓋5間作為學堂，讓同宗同族的幾十個孩子和兒子李準一起到學堂讀書。他花了不少時間閱讀農書，研究耕作、養殖的方法。還考察了家鄉一帶的山間礦產，開煤礦和鐵礦，這些實業都大獲成功。
這樣不知不覺過了8年，李徵庸聽聞有地方官說他“舍官不做與民爭利”，這話傳到他耳朵裡，令他非常惱火，一氣之下把經營多年的煤礦、鐵礦贈送給家裡沒有官職的親戚，自己到北京謀職。臨行前，他教育李準，將來要為國家做大事，而不是為某個人效力或為自己牟私利，李昕說：“從後來李準的為人處世來看，這個觀念對他影響很深。”
李徵庸建設家鄉報效國家的觀念很重。他當年進京考試時，因為口袋裡沒有錢，只能住在四川會館裡，會館雖條件簡陋，但對舉子住宿不收費，使他受惠良多。等他經營企業有了家產以後，便出資白銀5萬兩捐建蜀會館，以方便此後來京趕考的四川學子。1898年李徵庸的四川同鄉楊銳和劉光第在四川會館裡創辦蜀學會，同時建立蜀學堂，需要資金，李徵庸聞之此事，當即資助了白銀2萬兩作為籌辦經費。
李徵庸是敢作敢當的。戊戌變法失敗，他得知六君子即將遇害的消息時，人正在天津。他立刻趕回北京，一進京城就聽說六君子已在押往菜市口的路上。他急忙趕到菜市口，準備給烈士收屍。他目睹了六君子被殺的情景，隨後收殮了同鄉楊銳和劉光第的屍體，運到城外一所寺廟中停放。
1887年，李徵庸被派任廣東河源縣知縣，從此，他把自己的一家帶到了廣東。他後來擔任過南海等縣的知縣，最後的職務是四川礦物商務大臣和南洋考察商務大臣，於1901年去世。
伯祖父李準在李鴻章任下辦過兩件大事
2019年，是李準巡航西沙110週年。李昕曾應三沙大講堂之邀講述李準其人其事，講稿有兩萬餘字，題目就是《南海雄傑》。之後，李昕將講稿發給幾位中國近代史專家，聽取他們的意見，得到他們的一致認可，其中一位清史專家更是建議李昕再注意收集一下官方史料。於是李昕問他手裡是否有這些史料，他立即將自己收集的有關李準的大量奏摺、文檔發給李昕。此後李昕又根據在網上查找的線索，在孔夫子舊書網上購買了清末史料方面的圖書，並下載了一些民國早期圖書的電子版，同時託請他在香港和臺灣的朋友幫助他購買相關圖書，此外他又到全國報刊索引和中國知網上下載了100多篇與李準相關的資料。疫情期間，他滯留在家，便著手寫出了數篇有關李準的專題文章，並結集成書。
李昕說，李准以軍事將領聞名，但他最初卻是文職官員。他的父親李徵庸曾以勸捐見長，李準便沿著這條路往下走，然而他從一開始就顯示出特有的能力。通過辦理捐務，幾個省的巡撫都和他熟識起來。新任廣東巡撫鹿傳霖見他善於理財，便要他擔任廣東錢局提調。
在廣東錢局，李準對發行錢幣一類的事一竅不通，但他愛學習，特別願意接受新知識。在熟悉錢局業務之後，他發揮創新精神，做了一件在中國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鑄造廣東銅元。
李昕在史料中看到，1900年農曆6月，李鴻章上奏朝廷，要在廣東自制港式銅元，獲得批准，李昕告訴我：“這標誌著中國銅錢鑄造工藝從傳統的手工翻砂進入了先進的機器衝壓生產新階段。”但李鴻章當時擔任兩廣總督不久，對貨幣市場的情況尚不熟悉，此事的最初策劃要歸功於李準。李準製造的銅元口碑很好，因為他格外重視品質，銅元的材料非日本住友銅不用，九成紫銅，一成錫鋁，熔鑄成條，再碾成片，發現有裂紋、帶螺旋紋、缺邊、有沙眼的一律重鑄，他主持製作的銅元在國內很有信用。清末廣東銅元在收藏市場上名氣很大，一直受到藏家追捧。
李準在李鴻章手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改革厘金制度。他在厘金局厲行改革，修改稅收章程，任用廉潔奉公的官員，雷厲風行地開展工作。幾年下來，他的厘金徵收總共上交了1000多萬兩白銀。同時，他也把護商的船隊整頓和改造成了一支內河水軍。從這時起，李準就成了內河水軍的統領，這可以算是他由文入武的開始。
1903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把廣東地區剿匪的責任交給李準，這樣迫使李準轉變身份，從文人變成了武將。李準在一兩年時間裡肅清了幾股頑匪，令岑春煊對他刮目相看，轉而大加信任和倚重。1905年，幾場勝仗打下來，李準被保薦署理廣東水師提督。1906年又改任水陸提督。
李準為《大公報》題寫報名
“一個人漫長的一生，不可能都在歷史聚光燈下，李準很幸運，他身上有兩個焦點，一是為中國在南海宣示主權的一系列行為，另一個是他在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行將滅亡之時審時度勢，為民國建立作出了貢獻。”李昕這樣總結。
1905年，署理廣東水師提督職務以後，李準的職責進一步明確，就是要保衛海疆。李昕在書中記述了李準捍衛南海諸島主權的往事，這也是李準在維權方面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去西沙的航行相當危險，特別是廣東水師的軍艦破舊，準備出海的兩艘軍艦船齡都已有三十幾年。李準和屬下一起親自動手檢查軍艦存在的隱患，有問題者立即更換或加固。李準還命令準備糧食數百石和各種罐頭食品，帶了許多牛羊豬雞及各色稻麥種子，準備到島上去放養和種植。
李昕在李準的航海日記《李準巡海記》中讀到西沙諸島上的許多逸聞趣事。李準把從西沙帶回的很多珍稀植物、礦石、珊瑚石等搞了一個展覽，供人參觀。展覽過後，他將一部分展品拿回家長期保存。大約100年後，也就是距今10年前，李昕到李準的女婿段平泰先生家做客，還親眼看到過李準從西沙帶回的一些花花綠綠的海灘石子、貝殼等。
晚清時常起民變，一些民變和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相關。李準手握重兵，一些民變必然參與鎮壓。他一向忠於朝廷，從不認為奉旨剿辦匪務有什麼錯誤，如此對於革命黨人來說他就成了罪人。
此後不久，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國內形勢大變，廣東何去何從是李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李準最終做出向革命黨投誠的決定。他曾兩次轉給胡漢民約書，說明他投誠反正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保護人民財產安全；他要求國民軍必須和平進入廣州，否則他不歡迎；另外表示他無意在反正後繼續任職。這兩份約書他都派自己的弟弟和手下一起送交胡漢民，當時弟弟李濤年僅17歲。
之後，李準辭職而去，儘管胡漢民再三挽留，甚至在李準的船上與他徹夜長談，但李準去意已決。隨後他回到香港住所，做起了寓公。1916年以後直到1936年去世，他基本是在天津做寓公，終日習練書法、寫京劇劇本，又由軍人轉變為文人。
李昕分析，李準本質上是一個文人，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從少年時代起，就在父親李徵庸指導下演練書法，在大小篆書方面成就頗高。他當年為天津《大公報》題寫的報名，至今香港《大公報》還在使用。他曾經用篆書抄寫《十三經》，這恐怕是填補古今空白之事。他還傾心研究書法，積數年之功，完成《古籀類編》這樣一部篆字書法大詞典。晚年在天津賦閒時，他創作的京劇劇本達30多部。他和京劇名家交往頗多，荀慧生、金少梅、章遏雲等出演過他的劇本。
父親李相崇
許國璋說，他才是外語教授
李昕的父親李相崇從出生一直到讀大學前，都由李準供養，“這種情況使他在解放以後各種政審的表格填寫時，家庭出身這一欄都犯難。”因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上對李準的標準認知是“前清反動官僚，鎮壓黃花崗起義的劊子手”。
李相崇在清華任職外文系教授，掌握9門外語。小時候他在家裡卻只讀過一本簡單的英語課本，教會學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語授課，他學得一塌糊塗。到南開後高中一年級下學期英語考試不及格，當時考試等級分為ABCD四級，D就是不及格，但老師居然給他判了一個E。這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從此發奮，在一個暑假裡精讀了幾本不太難的英文小說，結果發現精讀不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寫作能力乃至聽力。再回到學校時，原來聽不懂的英語講授課程，他都聽懂了。
1933年李相崇被保送進南開大學英語系，此後幾年他的成績一直名列第一，他的老師柳無忌和教授趙詔熊都非常賞識他。1941年他和劉佩錦在天津結婚，之後來到北京，在一間銀行供職。
銀行工作輕鬆，李相崇有空就看外語，居然是幾門外語一起學。李昕說：“原來英語是他的專業，法語學過一些，他利用這段時間先攻法語，再學日語和德語。他自己研究了一套速成的學習方法，可以在一兩年裡搞定一門外語，達到讀書基本無礙的程度。”
稍晚，李相崇開始學習俄語。“當時蘇聯剛剛在反法西斯戰場上取得勝利，他崇拜和尊敬蘇聯，希望更多地瞭解。比起其他語種，他在俄語上功夫下的最深。日本人佔領時期，禁止中國人學習俄文，但我父親已經懂了日文，他就到書店裡購買日俄對照的書來讀，如此一來，他把兩門外語同時學好了。”李昕笑著說。
後來李相崇工作的銀行解散，他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當時國、共、美三方為和平談判在北京成立軍調部，需要大量翻譯。李相崇在應聘考試中考第一，考官告訴他歷次應聘的人從沒有考得這麼好的。李相崇聽了好笑，心想這幾年他忙著學習多門外語，已經四五年不碰英語了。
一直到1960年，李相崇又陸續學了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與捷克語等一共9門語言。著名英語專家許國璋曾說，跟李相崇比起來，我們這些人只能叫做英語教授，他才是外語教授。
唯一的三級教授指標給了我父親
在軍調部工作6個月後，李相崇的表弟周珏良來找他，告訴他清華大學從雲南回京覆校，缺少師資。雖然清華的工資比軍調部低了一半，但李相崇不想再給美國人辦事，希望到清華任教。兩三天後，周珏良帶來了清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簽發的聘書。1946年8月，李相崇攜家眷搬入清華。
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外文系取消，李相崇是唯一一位留下的“老先生”，“當時他很受黨組織信任，是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舊知識分子。”
在院系調整中，清華大學變成了一所只有工科的工業大學。這時，李相崇留戀的不是清華，而是文學。院系調整的信息公開後，他填報了6所志願大學，沒有填寫清華。李昕說：“父親填寫的6個大學都有獨立的外文系，他希望繼續做外國文學研究。而調整之後清華外文系被撤銷，另行組建一個外語教研室，負責全校工科學生的公共外語。如果留下將變成一個語言教書匠，而不是文學專業的教師。”就在李相崇滿懷希望地等待時，清華教務長周培源通知他，校方已經決定，將他留在清華，擔任外語教研室主任。
此後，文學成了李相崇業餘生活的一部分。一段時間裡，他還繼續給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譯書。80年代李昕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李相崇忽然想起他當年用過的兩個筆名，便讓李昕到出版社資料室查一查，李昕一查就找出兩本書，都是1956年以前出版的俄國文藝理論著作。李昕問後來為什麼沒有了？李相崇答，1956年以後，他的文學翻譯就基本停止了，因為在外面搞翻譯，有些人提意見，他於是痛下決心洗手不幹，文學夢也到此結束。
李相崇剛擔任外語教研室主任時可以說順風順水。1958年，他因說錯話被撤職，之後十幾年基本過著靠邊站的日子，沒有書可教，沒有課可上。李昕感慨：“我父親雖然沒有受過太大的挫折，但他的心裡還是存有冤枉和委屈的。”
“文革”後期，李相崇突然想讀一讀俄文版《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主要目的是恢復俄語水平。李昕說：“他讀到有疑問的地方，就把中文版找來對照著看，這一看不得了，他發現《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中文版裡都有譯文不準確，甚至翻譯理解的錯誤。”為了確定自己的判斷，李相崇又找來馬恩列同樣著作的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用5個版本互相參照譯校。
李相崇譯校《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的消息後來被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知道，他們把他當成寶貝捉住不放，先是請他繼續譯校馬恩的《反杜林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繼而又請他譯校《列寧全集》裡的6卷。李昕說：“技術性差錯不算，我父親提出的商榷性修改意見共有2000多條，後來中央編譯局修訂《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時，他的意見有很多被採納。”從1977年到1980年，譯校馬恩列成了李相崇的主要工作，他樂此不疲，找到了重回業務的感覺，這使他沉迷和陶醉，使他獲得滿足和享受。
1980年後，清華恢復了職稱評定。李相崇已經多年未搞翻譯，學術成果也很少，恰好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給清華大學黨委來信，對他譯校《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的工作大加讚賞，表示謝意。這封信被人在學術委員會上宣讀，起了決定性作用。李昕說：“要知道當時已經十幾年沒有給教師們提級提職稱，特別是高教四級教授晉升三級教授，那是一道門檻。清華四級教授等待升入三級的大約有七八人，個個都有學術影響力，最後學術委員會決定把唯一的三級教授指標給了我父親。”
後來清華決定恢復外語系，希望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出來主持工作。差額選舉時，李相崇得到了90%的選票。他做系主任時已經69歲，為重建這個曾經名震天下的外語系終日操勞，和以前曾經傷害過他的教師盡釋前嫌，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他為人厚道，讚賞他正直正派。
李相崇晚年依舊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編雜誌、讀書。耄耋之年後，他不大看外文書了，李昕便找一些中文書給他，內容都是他關心的題材，有的寫他熟悉的人物，有的是他熟人的作品，“楊絳先生曾經在清華與我父親同事，我把《幹校六記》《我們仨》給他看。他說楊絳的文筆真好，如果我有這樣的文筆，也有很多故事可寫。於是我就對他說，你的故事，將來我會寫出來。”
文/本報記者 王勉 供圖/李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