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电影


作者 墨镜闻

从突然将《中国女排》改名为《夺冠》,到陈忠和发文批评该电影丑化自己,再到疫情的突如其来导致中国电影行业停滞半年之久。《夺冠》这部电影从年初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比电影中“中国女排”所经历的挫折少。在经历了半年的巨变之后,我们似乎更需要一部能激励这个社会的电影,而《夺冠》能否完美的演绎和展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国民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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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精神与国民电影

《夺冠》从一开始就被打上“国民电影”到标签,它通过讲述中国女排从改革开发到2018里约奥运会夺冠的故事,借助“女排精神”来试图描绘和勾勒这30年来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和国民精神的演变。电影通过三场重要的比赛:1981排球世界杯决赛,2008奥运中美对决,2016里约淘汰赛中巴对决,不仅来表现女排精神的变迁也在暗示背后的时代精神。1981年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们无比迫切的想要被国际社会接纳,在集体主义高涨的社会情绪还没有冷却之前,任何国际性的奖项都能深深的激励中国人。1981女排夺冠之后,“女排精神”背后那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主义促使着中国迅速的改变。而2008那场比赛的失败仿佛是在告诉中国人,我们需要一套新的能够与时代同步匹配的国民精神。08年的中国,极速的发展,一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支撑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似乎还是老旧的。所以郎平回来了,她用她更广的视野和更加专业的态度给中国女排注入了新的血液。“因为我们那时还不够强大,所以我们才急需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而我们现在不需要了。”这是剧中的郎平在去里约奥运会之前的一句话,在“女排精神”不再承担激励社会集体的作用时,“女排精神”又将被怎么定义,《夺冠》给我们一个新视角—“个体实现”。而恰恰是“个体实现”又促成了一个集体荣誉的诞生。“女排精神”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一个闭环。

《夺冠》——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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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存在

与其他主旋律电影不一样,《夺冠》没有制造集体主义和个体利益的矛盾去“绑架”个体,让其必须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中间去抉择。片中的两大主角郎平和“陪打教练”(陈忠和)的虽然被赋予巨大的集体责任,但他们同时也怀着某种自我价值的实现。青年郎平不服教练对她的漠视与偏见,青年陈忠和也不甘于一直当“陪打教练”。老女排的身上或许有着时代赋予的责任,但是这也无法掩盖她们自身的色彩。片中,当老一代女排队员来到北京集训的时候,影片用一段蒙太奇将她们的年轻活力完美的呈现出来。(做头发,划船,买衣服),集体主义赋予个体存在的意义。而到了2008年奥运那一段,个体主义看似和和集体主义出现了矛盾,郎平以职业教练身份带领美国队和中国队比赛,并最终取得获胜。但电影和现实却并没有对“郎平”做出某种基于集体主义出发的批评。不同于狭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理智的情感,它尊重个体的存在,而并非去挟持个体。当电影进行到后半段,郎平重返国家队。她改革国家队伍,更加尊重队员个体。注重其个体发展。她不愿把队员培养只懂得打排球的夺冠机器人,她更希望培养出一个个不同的的优秀运动员。在关键的中国对阵巴西的比赛前,郎平告诉队员们,让她们为自己而战,去除赋予在她们身上的集体主义的压力。《夺冠》巧妙的解构“集体主义”,将“主旋律”色彩置于个体之下。而《夺冠》也有意无意的暴露了另一个问题,举国体制下,体育失去了原本的魅力,仅仅成为了一项去证明自己,证明集体的工具,在郎平问出“你们为什么打排球?”多数人问答不上来,“为自己而战”这个影片最后抛给观众的答案,似乎也过于空洞和缺乏说服了。“热爱排球”本身被所有的理性和现实因素给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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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女排,失意的电影

电影的失意,是相对现实中的女排精神。尽管有着对三十年来时代面貌和国民精神的呈现和思考,《夺冠》作为一部电影,却是失意的。杂乱的结构,《中国女排》,《郎平传》,《夺冠》似乎都可以概括这部电影,但都不完全。所有的人物都是功能性的,模版性的,甚至包括郎平。人物缺少成长和转变,仿佛他们一开始就在既定的位置上。"女排精神"一开始就已经被塑造完成,导致整部电影从一开场就在一个十分亢奋的的状态。白浪的表演就非常能证明这一点,作为郎平的亲生女儿,她无疑是最像年轻时候的郎平。但相像并不等同于好的演绎。对于三场的重要比赛的描绘,同样也是仅仅处于"完美复刻"的地步。属于电影作为一种再加工艺术的属性在《夺冠》中被淡化。导致它就像一场平铺直叙的案件回溯,唯一精彩和引起共鸣的是故事本身。"女排精神"无疑是成功的,但电影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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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受限的电影创作

《夺冠》的不尽如人意不仅是在电影内,更多的是在电影之外。我看到的是当下电影创作的种种受限,技术的,市场的,审查的,舆论的,还有各种权力的介入。原本传闻的"120帧"比赛场景也因为相关的技术还不成熟泡汤。从原本前期的大规模的以原名《中国女排》的宣传活动,突然被叫停,然后就是体育局一则"禁止以'中国女排'名称用于商业宣传的禁令",再到突然的仓促的改名,陈忠和状告该电影丑化自己,要求广电禁止其上映,或者删除其关于自己的段落。这系列种种的事情都于电影本身无关,但伤害最深的却是电影本身。所以我们看到了一部很妥协,很受限的电影,原本属于"陈忠和"的镜头被缩减,名字彻底消失匿迹,取而代之是"陪打教练","前国家队教练"这种代名词。所以我们看到了,80年代老一辈的女排队员名字只字不提,取而代之是冰冷号码。所以我们看到了影片最后一句奇怪的"本故事纯属虚构"声明。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仓促的临时名字"夺冠"。同样的,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真实有力批评,看不到应有的思考和反省。我们不知道各级的机关部门到底能左右电影创作到何种地步,但我们知道它本不应该发生。

结语

《夺冠》在电影内呈现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和国民精神的演变。而在电影之外,《夺冠》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当下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何种的国民精神去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或许当下的我们就像是08奥运之后的中国女排,不知所措。但我们应当相信属于我们的“里约奥运会冠军”也终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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