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嗜茶，于茶一道可谓深谙其味、熟知其理、博知其故、妙悟其神，亦是宋代书法中自成一格的挥毫圣手，卓然大家，千古高峰。正是：词中无二豪（苏、温）壮气，警言妙诗有妙理。东坡美食今朝在，上茶妙墨两相宜。茶墨之辩，告知天下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也！
所谓“墨茶之辩”是指有一天司马光开东坡的玩笑说：“茶与墨相反，茶欲白（宋时评白茶第一），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轼不加思索的答道：“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真是妙人也妙语。也有段关於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记载如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了八个茶饼，还起了个雅号叫“石喦白”，送四个给蔡襄，另四个送给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后蔡襄从福建返京城访禹玉，王以最好的茶待客，蔡襄尝了一口说：“此绝似能仁石喦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不愧此道行家。
宋人饮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更讲究“茶道”，饮茶不仅仅为品味解渴，而是嬗变显现出诸如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无欲、无争等意义来。宋人追求的素雅清韵的风尚，使茶的这种特定的精神内涵得以约定俗成。而宋代的文人在这嬗变过程中，是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其中尤以苏轼(苏东坡)功勋卓著。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是我国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在政治上，苏东坡一生不得志，最初跟从司马光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流放”到许多地方任地方官。司马光执政后，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提出不可尽废之，又为“旧党”所恶而继续被贬谪“流放”，远至天涯海角。
苏轼一生不得志，但却一生嗜茶。他写诗作文要喝茶，睡前睡起要喝茶，夜晚办事要喝茶，还热心于采茶、制茶、烹茶、点茶的钻研，甚至对茶具、烹茶之水和烹茶之火也将有研究。
对茶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品其味，而是升华至品其理，这是苏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他对茶文化的突出贡献。
明人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苏轼因为既爱饮茶，又擅书法，所以有一天司马光便问他说：“茶越白越好，墨越黑越好；茶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好；茶越新越好，墨则是越陈越好——人们对这两者的追求恰恰相反，而您为什么却会同时喜好这两件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司马光问得有道理（他敏锐细致地观察到了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同时也问得没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毫无必然联系）。但苏轼并没有被这种有意的“刁难”所难住，只见他淡淡一笑说：
“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令人陶醉的香气，这是它们所共有的一种‘品德’；两者都很坚实，这可以说是它们的一种‘节操’。打个比方，贤人和君子可能一个长得皮肤黝黑，一个长得白皙，一个漂亮，一个貌丑，但是他们的品德和节操却是一致的。”
短短一席语，让司马光钦佩不已。
在苏轼眼里，茶和墨（及书法）都有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内涵，事茶与事书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就茶而言，这就是“茶道”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对此，屠隆曾这样评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