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李星星、陶崇園、房思琪的悲劇不斷重現，這終於也成為一個道德問題：我們怎麼去理解下位者因為恐懼和自我保護而採取的沉默？這被迫的順從難道就意味著同意和接受？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11期
文 | 譚香山 編輯 | 楊靜茹
全文約1290，細讀大約需要4分鐘
2018年12月7日，臺北，鈕承澤在警局應訊後離開
圖/人民視覺
2018年12月5日，臺灣導演鈕承澤被曝性侵《跑馬》劇組成員，以強制性交罪起訴。據報道，鈕承澤對警方辯稱二人“正在往男女朋友關係發展”，自己僅僅是“錯誤解讀了信號”，才做出此等行為，並試圖以七位數鉅額賠償與受害人達成庭外和解。
這似乎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抗辯，畢竟在很多人看來，男女交往是另外一套符號，含羞不語可能意味著默許，輕柔的推搡可能意味著欲迎還拒，女性往往不在性行為中採取主動，那默許大致就意味著期許。何況他們都是成年人，難道還不能拒絕不成？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如何理解權力結構中的“性同意”？
時常震驚於不同性別之間存在的不可溝通感，並逐漸意識到同樣的情景在不同的人眼中是多麼的不同。而到後來，這甚至不完全是一個性別問題，而成為一種權力關係的復現。在類似鈕承澤事件的關係中，上位者的男性感到的是一種鼓勵般的沉默：他邀請女助理和其他劇組成員一起來到他家時，她沒有拒絕；當他要求和她單獨相處時，她沒有表示反抗；而最後當他將對方推倒在沙發上時，對方言語上的不同意也彷彿變成了遊戲的一部分。於是當他發現對方控告他性侵時，上位者往往憤怒、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對於下位者的女性而言，這整個情景就是一種蠶食性的逼迫。她面對的是一個步步緊逼的“老闆”，而拒絕他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負擔。在他邀請全劇組人員去家中喝酒時，她的拒絕會被視作不隨和；當他讓其他人都離開時，她的警惕會被視作過度敏感和不識好歹。每一個行為都是一次服從的試探，而拒絕的代價同樣慘重。在這種情況下，下位者甚至會因為自己的拒絕配合感到不安，以至於主動做出一定的補償和退讓。於是，直到他扒開她的衣服，她並不真正有說出“不”的機會，而那時候一切都太晚了。
2020年4月14日，鈕承澤因強制性交罪名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我時常想到許多類似的事。2019年的4月，劉強東強姦案監控視頻和各方說法流出，很多人無法理解女生為何將劉帶回住處，斥責她的態度過於恭敬和順，不滿她說辭反覆。2017年4月，林奕含自殺，她的小說中也有無數這樣的場景：一個女孩被步步緊逼，以至於在任何一個階段，她都失去了說“不”的聲音。而我們面對的一直是這樣一種教育——教女孩不要坐黑車，不走夜路，提防陌生人，卻從未教過女孩在面對一個看似彬彬有禮的上級、前輩、長輩或權威時該如何說不。教男孩如何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如何鍥而不捨，如何構建一個以“我”為中心的世界。這樣的雙方相遇時，一方從未考慮過對方有沒有能力真正表達拒絕，一方震驚於對方的自我中心和共情缺失。
監護人和子女，師長和學生，上級和下屬，在這些權利結構中，這樣的情境屢見不鮮。而現在，隨著李星星、陶崇園、房思琪的悲劇不斷重現，這終於也成為一個道德問題：我們怎麼去理解下位者因為恐懼和自我保護而採取的沉默？這被迫的順從難道就意味著同意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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