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星星、陶崇园、房思琪的悲剧不断重现，这终于也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下位者因为恐惧和自我保护而采取的沉默？这被迫的顺从难道就意味着同意和接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1期
文 | 谭香山 编辑 | 杨静茹
全文约1290，细读大约需要4分钟
2018年12月7日，台北，钮承泽在警局应讯后离开
图/人民视觉
2018年12月5日，台湾导演钮承泽被曝性侵《跑马》剧组成员，以强制性交罪起诉。据报道，钮承泽对警方辩称二人“正在往男女朋友关系发展”，自己仅仅是“错误解读了信号”，才做出此等行为，并试图以七位数巨额赔偿与受害人达成庭外和解。
这似乎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抗辩，毕竟在很多人看来，男女交往是另外一套符号，含羞不语可能意味着默许，轻柔的推搡可能意味着欲迎还拒，女性往往不在性行为中采取主动，那默许大致就意味着期许。何况他们都是成年人，难道还不能拒绝不成？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如何理解权力结构中的“性同意”？
时常震惊于不同性别之间存在的不可沟通感，并逐渐意识到同样的情景在不同的人眼中是多么的不同。而到后来，这甚至不完全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成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复现。在类似钮承泽事件的关系中，上位者的男性感到的是一种鼓励般的沉默：他邀请女助理和其他剧组成员一起来到他家时，她没有拒绝；当他要求和她单独相处时，她没有表示反抗；而最后当他将对方推倒在沙发上时，对方言语上的不同意也仿佛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于是当他发现对方控告他性侵时，上位者往往愤怒、不解，甚至莫名其妙。对于下位者的女性而言，这整个情景就是一种蚕食性的逼迫。她面对的是一个步步紧逼的“老板”，而拒绝他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在他邀请全剧组人员去家中喝酒时，她的拒绝会被视作不随和；当他让其他人都离开时，她的警惕会被视作过度敏感和不识好歹。每一个行为都是一次服从的试探，而拒绝的代价同样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下位者甚至会因为自己的拒绝配合感到不安，以至于主动做出一定的补偿和退让。于是，直到他扒开她的衣服，她并不真正有说出“不”的机会，而那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2020年4月14日，钮承泽因强制性交罪名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我时常想到许多类似的事。2019年的4月，刘强东强奸案监控视频和各方说法流出，很多人无法理解女生为何将刘带回住处，斥责她的态度过于恭敬和顺，不满她说辞反复。2017年4月，林奕含自杀，她的小说中也有无数这样的场景：一个女孩被步步紧逼，以至于在任何一个阶段，她都失去了说“不”的声音。而我们面对的一直是这样一种教育——教女孩不要坐黑车，不走夜路，提防陌生人，却从未教过女孩在面对一个看似彬彬有礼的上级、前辈、长辈或权威时该如何说不。教男孩如何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何锲而不舍，如何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这样的双方相遇时，一方从未考虑过对方有没有能力真正表达拒绝，一方震惊于对方的自我中心和共情缺失。
监护人和子女，师长和学生，上级和下属，在这些权利结构中，这样的情境屡见不鲜。而现在，随着李星星、陶崇园、房思琪的悲剧不断重现，这终于也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下位者因为恐惧和自我保护而采取的沉默？这被迫的顺从难道就意味着同意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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