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份的時候，我寫過一篇關於韓國的文章，起因是韓國娛樂圈的爆炸性醜聞，但殊不知才一年過去，正好一年的時間，在今年的3月份，又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平民圈N號房事件。
先來回顧一下去年娛樂圈的醜聞：著名偶像組合Bigbang成員勝利所經營夜店涉及毒品、暴力和性侵事情，藝人鄭俊英被揭發在通訊群組上，大量發佈其與不同女藝人發生關係的偷拍影片。韓媒《DISPATCH》更爆出鄭俊英在群組的對話內容，發現被害女性除了藝人以外，還有想當藝人的練習生。而群組成員都會對這些女藝人評頭品足，例如形容她們是“餐廳”、“破布”，意指受害女性是蕩婦。而這個事件，把10年前韓國女星張紫妍自殺的案件又重新帶回大眾視野。2009年自殺的張紫妍留下遺書，向社會公開，她在四年期間，曾被公司高層脅迫為30餘人提高超過100次的性服務，其中包括被餵食違法藥品和毒品、被迫同時與4個男人發生關係等駭人聽聞的虐待。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繼續關注這個新聞，因為更讓人氣憤和無言以對的是，李勝利在去年10月被宣佈無罪釋放！看到沒有？無！罪！釋！放！
但時間總是能沖刷一些記憶，就在張紫妍和勝利事件已經逐漸淡出人們視野之時，韓國民間又爆出不雅聊天室N號房事件，這個事情概況來講， 就是各種偷拍女性的照片被傳播在各大聊天室，受害女性年紀從幼童到中老年，職業遍佈各大社會族群。實時“視jian"這些照片的人竟然多達26萬人，也就是說，僅僅是一個聊天軟件的群組中，就要26萬韓國人在傳播這些偷拍或者誘拍不雅照片和視頻。
因為學習韓文的關係，我對這些新聞有比較多的關注，學習韓文的過程中也瞭解到很多在韓國社會中，令人震驚的歧視女性現象，而致此我才感受到，原來韓劇裡面的野蠻女友和溫順小奶狗，抵不過現實的對女性的“物化”文化。
1.避孕責任一人制
為了讓性侵犯有更好的體驗，張紫妍還被迫接受絕育手術，以便無套侵犯。
而不喜歡採取避孕措施的韓國男人，也被杜蕾斯品牌的一份報告揭露出來。
杜蕾斯發佈的一則報告顯示，直到2013年，杜蕾斯品牌才在韓國發布了第一則電視廣告，原因是韓國政府禁止避孕廣告在電視臺出現，這個禁令到2006年才真正解除。
傳統男尊女卑的韓國社會價值觀將避孕責任全部推到女性身上，因而韓國男人使用避孕套的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即使2013年開始有了避孕電視廣告，但已經無法讓這個文化在韓國找到植根的土壤。
男性自認無需承擔責任，女性為保護自己，只能尋求需要醫生處方才能獲得的“事後藥”，這種需要面對醫生而引發的尷尬，讓很多女性放棄口服藥物避孕。
韓國女性在避孕的問題上，出於絕對的弱者姿態。
更無奈的是，走投無路之時，連最後的墮胎選擇也應政府禁止而變成違法行為。韓國政府規定，除了亂倫、強姦、威脅生命危險的妊娠並得到伴侶的同意的情況下，否則一律不允許墮胎，若被發現，最高可被起訴一年監禁和罰款100萬韓元。
在國家為了提高生育率的大環境下，女性喪失了對子宮的主導權。即使有3000多名女性為此遊行抗議，希望爭取墮胎合法化，但還是很多人因為害怕輿論壓力，而選擇戴著口罩進行遊行。
2.司法體制偏袒男性
2018年9月發生的具荷拉被前男友家暴事件，韓國女星具荷拉的前男友找上警方，指控女友因不滿他提分手，而對他施暴，聲稱具荷拉有可能因傷害而遭起訴。
具荷拉三度提出法外與前男友和解，無用而返。於是她公開自己的家暴診斷證明，解釋並非單方面攻擊，並表示前男友曾威脅外洩兩人私密影片以斷送具荷拉演藝生涯。
即使證據確鑿，但首爾法院還是認為證據不足以可拘留具荷拉前男友。這一事件引起韓國社會公憤，被媒體稱為“引起韓國女性憤怒的最後一根稻草”。
韓國女性對於司法上的性別不平等，已經忍耐到極限。
從有人利用針孔攝像頭偷拍女性後販賣到色情網站，司法對犯罪分子的不了了之，到韓國女大學生散播裸體男模照片遭到監禁10個月的不公平事件，韓國司法屢屢嚴懲女性，輕放男性的做法 ，讓女性群體也無法再沉默，27萬網友聯署在韓國政府官網青瓦臺聲援具荷拉，要求重罰具荷拉前男友。
而後不久，在戲劇界有王者之譽的劇作家兼導演，被指控性侵16位女演員，令韓國順應世界，把“Metoo"運動推至高潮，10幾位受害女性，實名舉報性侵犯李潤澤，而後，從司法界拓展至演藝界、司法界、教育界等領域，多名“披著羊皮的色狼”接連被曝光。
METOO”運動
但幸運的是，正因為女性團結起來為自己發聲，“Metoo"運動下，一度被視為總統候選人的安熙正，被指控性侵秘書後，下臺了；有機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詩人高銀，也因為被指控性騷擾，詩歌作品被移出韓國教科書。
3.職場上的潛規則
韓國時代週刊曾報道，電視臺女實習生在製作電視節目期間，從早上七點半， 一直工作到隔天凌晨三點半，工時長達20小時，卻只能領到一個月177美金的報酬。
除了長時間工作，她們還必須忍受男性的黃色笑話和言語上的羞辱，甚至會有肢體上的性騷擾。
韓國女星具芝星也曾在 Instargram 上公佈一位一位日本企業家發給她的私信，那封信息寫道：
“你好，我 43 歲，是住在韓國的日本企業家，想知道你對長期資金贊助有沒有興趣？如果你能在我每次拜訪韓國時，都擔任我的伴遊，我將會長期贊助你的資金。”
報道也指出，有79%的演藝圈女性工作人員，曾受到肢體上或言語上的性騷擾。這說明，在韓國演藝圈，這種被大款包養或是賣身賺取金錢和演出機會，或是忍受羞辱而一步步走向前的現象，已是不罕見的潛規則。
不僅在演藝圈，普通人的職場生活，也充斥著令人作嘔的規矩。
眾所周知，韓國人喜歡下班後有聚會喝酒的習慣，女生就要在裡面擔任倒酒夾菜的角色，在韓劇《經常請吃飯的姐姐》中，也描繪了韓國女性在普通職場上的窘境，女生不僅要被主管抓去陪同男客戶吃飯，還被叮囑要化濃妝和穿短裙。
同樣是為了生活和夢想在努力奮鬥，韓國女性要付出的代價，比男性多出了許多。
而迫於各種社會壓力，韓國女性即使在收到不平等待遇，會發聲的，依然很少，即使“Metoo"運動使得很多女性站出來，但掌權的男性，卻以另外一種方式繼續壓迫。
《朝鮮日報》報道，韓國男性員工因為害怕被捲入MeToo 運動，在職場上，開始執行”彭斯守則”，也就是說，如果活動中有妻子之外的女性參與，這些男性員工就絕不參加。
聽起來像是忠誠可靠之舉，但實際上，因為企業執行彭斯守則，女性員工將無法參與任何有男員工和男老闆的聚會，說白了，就是話說得很好聽，但其實就是說：“女生去的話我們男生都不方便去，你為了我們男生，還是不要參加吧。”
也就是說，這也相當於變相剝奪了女性員工的人際交往活動權利。
不僅如此，2017年，全國前500大企業裡，女性主管僅佔2.7%，所以在韓國職場上，真正掌握權勢的，仍然是男性。
在職位上有明顯懸殊只是一方面，在收入上，也存在不平等現象，同等職位前提下，即使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是一樣的，但男性員工的薪資水平會高於女性約100萬韓元。
4.家庭地位男尊女卑
數據真的是最好說明事實的工具。
還有一份調查數據顯示，在一般雙薪家庭中，女性每天需要花200分鐘做家務，男性只用了18分鐘，這就說明，在同樣經歷了辛苦工作之後，女性還要在家裡承擔比男性更加繁重的家務。
然而，絕大多數的韓國女性，在結婚後就會辭去工作在家做全職主婦，因為傳統家庭對於一個合格兒媳的要求，就是要把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孩子和丈夫身上。，韓劇裡婆婆對兒媳的苛刻要求，其實都是沒有半點誇張的。
更加讓韓國女性覺得自己都被淹沒在家庭的是，外嫁後，他們需要改夫姓，生了孩子之後，連自己的名字，都會被漸漸遺忘，就像我們看韓劇裡對女性的稱呼，通常都是“孩子他媽”，而非女性的真實姓名。
從社會現實來看，好妻子和好媽媽的性別角色已經成為了韓國女性的枷鎖。尤其是為了扮演好富有母愛的好媽媽的角色，韓國女性時刻都不能鬆懈。正如韓國社會學者吳燦昊在《婚姻和育兒社會學》中所提到的：母愛是韓國被濫用最嚴重的詞語之一。
在韓劇《天空之城》中，四個女性角色都是擁有高等學歷的全職媽媽，其中一位媽媽盧承慧還是博士課程修完後，放棄攻讀學位去培育下一代。這在韓國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大部分韓國女性在讀完大學後即使進入職場，也會在結婚生子後迴歸家庭。
韓國女性就業形成了一種M形曲線模式，也就是說，韓國女性在大學畢業後進入職場，有了孩子後離職，等孩子長大後重新回到職場，但此時她們從事的只是低收入、低附加值的工作。而更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有部分男性會認為家裡的全職太太是一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角色，自己才是在外打拼賺錢養家的支柱。
很多時候，這些女性已經意識到，無法在職場上取得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只能再次寄託在子女身上，而這樣，婆婆對兒媳的惡性循環，就又開始上演.....
作為發達國家的韓國，在男女平權之路上，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