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柳文史
漢武帝時期，大將軍衛青與冠軍侯霍去病，奉漢武帝劉徹之命，深入大漠三千里，追擊匈奴，並最終大勝而歸，改善了漢王朝建立之初，一直受到匈奴威脅的外部環境。
但與此同時，國內局勢卻不容樂觀，因為常年戰爭而被影響的國民經濟，沒有在對外戰爭中獲利的門閥豪族，他們都不願意讓這場戰爭繼續下去。因此，在大將軍霍光的暗中推動下，“鹽鐵會議”正式召開。
所謂的“鹽鐵會議”，其含義就是藉著討論鹽鐵官營的政策，來討論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是否應該再繼續下去，因為鹽鐵官營這個政策施行的理由就是對外戰爭造成的財政緊張。參與這場會議的雙方，一方是以桑弘羊等當朝大夫為代表的主戰派，另一方則是以全國選出來的賢良文人，也就是在野的政治勢力。
“鹽鐵會議”中呈現出來的“武折”與“德懷”的辯論，是漢武帝強權政治後，在野的門閥們試圖表達自己訴求的嘗試
顧名思義，“武折”就是武力折服，“德懷”就是以德服人。
漢武帝末年，常年的對外戰爭已經使國內經濟陷入困境，漢武帝為此不得不下了罪己詔，並且將主動出擊的對外政策改為戰略防守。
但是其濃厚的個人統治風格和強悍的手段，讓國內對皇帝有意見的群體，並不敢直陳己見，虎死威猶在，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根據《漢書》中記載：
“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至此，民間在野的政治勢力才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願。一場關於“武折”和“德懷”政策的大辯論開始了，首先出場的是時任大夫的桑弘羊和其手下御史。他們堅定的認為，匈奴狼子野心，畏威而不懷德，趁著此時他們被武帝打的正虛弱，而國內經過武帝末期的休整，已經初步恢復實力，所以應該趁此良機，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這個危險。
當然鑑於匈奴人逐水草而居，想要徹底清除是不可能，但至少應該無限的打壓他們，至少打出一兩百年的和平，給大漢國以休養生息的機會。
另一方面，那些從全國各地被察舉制選上來的“賢良、文學”們，卻不這麼認為、這裡的賢良和文學都是指有德有才的在野人士。
賢良們認為漢武帝輕起戰端，為了打匈奴將漢帝國自己內部打的千瘡百孔，實在是得不償失，不如按照漢朝初年那樣，派公主和親，開闢通商關口，加強雙方交流，用德行感化匈奴人，這樣等到後代的匈奴王，就成了大漢帝國的親戚，自然不能再對漢帝國動手了，也就是所謂的
“夷狄入中華，則中華之”，用先進的文化軟實力，同化他們。雙方各持己見，主張“武折”的大夫桑弘羊們，認為賢良們所說的“德懷”根本就是痴人說夢，是酸腐書生躲在自己書房裡想出來的臭主意。而賢良們，也認為桑弘羊等人根本就是不知民間疾苦，好大喜功，貪權戀棧的大漢蠹蟲，必將帶著大漢國走向毀滅。
經過一番友好而充分的交換意見後，“武折”派和“德懷”派，誰也沒能說服對方，大家一拍兩散，賢良們沒能被當朝官員所認可，桑弘羊也在士林中壞了名聲，當然他名聲本來也不好。
鹽鐵會議後不久，桑弘羊因與霍光的政見不合，被捲入政治案之中處死，但“武折派”和“德懷派”在西漢，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史上的辯論，一直沒有停止過。
“武折”和“德懷”思想的交鋒，實際上體現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
武折派還是德懷派到底誰更有道理，到現在也不一定能分出對錯，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這些打著國家百姓旗號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和潛在的統治者們，沒有一個是從真正的庶民百姓的角度出發的。
從真正的百姓角度上，漢武帝雖然有窮兵黷武之嫌，但他確實為百姓打出來幾百年的太平，終漢一朝，從漢武帝之後，一直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北方遊牧民族還是無法對中原形成大的威脅，這不能不說是漢武帝的功勞。
其次，大量的草原牛馬等隨著戰爭勝利被俘獲到國內，實際上為百姓們帶來很多利益，要知道在古代，騾馬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漢書·匈奴傳》中記載：
“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滷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
由此，可見，當時的對外戰爭固然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但並非沒有益處，那麼民間為什麼還對戰爭如此反感呢？
問題就在於這些戰利品，並沒有真正填充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來，而是被皇室和軍隊給拿走了。
皇帝要讓軍隊打仗，自然要賞賜他們，可是國內的經濟狀況已然不佳，拿什麼來賞賜呢，只能拿這些戰利品，以及從其他豪門大族原本的利益之中，分割蛋糕。
這時候你再看“鹽鐵會議”的雙方，就知道他們都跟百姓真正的利益無關了。首先桑弘羊代表的是皇室和軍隊中在對匈奴作戰之中得到利益的人，而那些賢良們所代表的，自然是大漢國在武帝時代早已不滿的士族豪閥。
雙方為了自己各自的利益，都扯著為天下，為百姓的理由搖旗吶喊，實質上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大地主階層的分贓不均導致的分歧罷了。
這一點從最後權臣霍光的作為就能夠看出來，他鼓動了在野派出來與桑弘羊辯論，但實際上，自己主政的時候，並沒有秉持德懷派的理念與匈奴談和就可以看出來，因為此時的霍光，也已經成為了既得利益階層。
宣帝本始二年，匈奴人再次犯邊，霍光此時正在當政，他派出十五萬大軍出擊匈奴。同時，當時的皇帝漢宣帝本人也認為因為“霸王道雜之”，而不能一味“德懷”，實際上是站在了武折派。
《漢書》記載，漢宣帝曾言：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由此可以看出，作為當權者的皇帝和權臣，由於能從對外戰爭中得到好處，所以普遍上是支持對外戰爭的。而那些被排擠在利益之外，反而要用本身的利益去支持國家對外政策的豪閥們，因為從戰爭中得不到好處，反而有損失，所以是反對對外戰爭的。
綜上可知，當時鹽鐵會議爭辯的雙方，其實還是處於自己的階級利益，做出的選擇，體現的是階級訴求。
德懷和武折思想的較量，反應了時代背景下，百姓對於歷史的決定作用，誰代表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誰就能佔據上風
可是真實歷史上，漢武帝之後，漢朝對外的政策雖然說有一些反覆，但從根本上講“德懷”的時候是多於“武折”的時候的，這又是為什麼呢，是在野的的門閥世家的力量，大於皇帝和權臣了嗎？
實際上並不是，漢朝時經漢武帝一朝對外發起戰爭，對內強勢打壓門閥士族，在漢宣帝，漢昭帝的時代，門閥貴族的力量是不夠強大的，至少沒有強大到可以和皇權掰腕子的時候。
之所以在漢武帝之後，德懷派能夠獲勝，是因為他們裹挾了民意，或者說順從了民意。
固然，在封建王朝時期百姓們的話語權很弱，但孟子早就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百姓的弱，是建立在個體之上的，當普天下的百姓都有了相同的意願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是足以顛覆任何其他勢力的。
而德懷派在漢朝武帝以後的勝利，無疑就體現了這一點。隨著經過漢武帝打壓，匈奴的勢力迅速衰減，對外戰爭給大漢國帶來的受益，遠遠比不上發動戰爭的耗費。這一點從皇帝層層傳遞，一直到百姓，處於下層的百姓是感受最強烈的。
比如漢武帝時期可能打了大仗，獲得戰利品十萬牛羊，等到了漢昭帝的時候，匈奴總共都沒有十萬牛羊，興師動眾的打一回仗，只能俘獲幾千匹牛羊，這點東西分給軍隊和貴族都不夠，哪裡有百姓們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戰爭的耗費是不會減少的，也就是說在對外戰爭這件事情上，百姓們其實被迫跟豪閥貴族站到了一起。皇帝對於門閥們利益的分割，最終都被這些世家大族轉嫁到了百姓身上，迫使百姓與他們站在了一起。
如此，反對戰爭不僅代表了士族的利益，還代表了天下統治基礎百姓的利益，而唯一能夠跟皇權掰腕子的，正好是民意。
漢武帝末年的《輪臺罪己詔》，就是民意與皇權角力並獲勝的例子。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由此可見，漢武帝后漢朝對外戰爭逐漸減少，對外政策從“武折”逐漸轉向“德懷”，與其說是那些出身豪閥的，所謂的賢良們空洞的說教戰勝了皇權君威成為主流，莫如說是在裹挾了強大的民意的基礎之上，士大夫們對皇權的一次反攻。
綜上，漢朝時鹽鐵會議中武折和德懷兩派的大辯論，實際上是在經過漢武帝高壓統治後，早就不滿的士大夫階層藉著霍光與桑弘羊政爭的機會，一次藉機亮相，宣揚自己存在的嘗試。
雖然爭辯的雙方都宣揚自己是為國為民，實際上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利益劃分出了問題，在野的世家豪族們要求重新劃分利益，而當權者們不允許的爭鬥。
而最終德懷派能夠佔據漢武帝之後漢朝對外政策的主流，也不是因為德懷派什麼以德服人的理想化的口號，而是因為廣大的普通百姓們，在對外戰爭中無法獲利反而負擔加重，因此與德懷派們站在了一起。
其後歷朝歷代，武折派和德懷派的爭論一直沒有斷絕，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是那一派，只有當與普天下的黔首們站到了一起的時候，政策才能夠真正的執行下去，這也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另一種解釋吧。
參考文獻：
《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