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知道有個名詞叫“黨員”，因為爺爺經常跟我說這個詞，但那時我還不懂裡面的含意。每年爺爺都會拄著柺杖走7公里路去鄉政府開會，父親在外教書管不到他，回來就埋怨爺爺不該走這麼遠，因為他曾經中風留有後遺症（右手和右腳控制不靈，容易摔跤）。爺爺很是倔強回應“我是黨員，怎麼不要去開會？”，一直到他去世，從未缺席過一次大會，要知道這段路來回他得走整整一天。我跟爸爸說，我也要做黨員，那時我才4歲，爸爸一直記得那時我剛毅而幼稚的表情。
我以超出安福中學錄取分數線80多分的中考成績考進了吉安農業學校，因為簽了定向培養合同，畢業後會直接分進赤谷鄉政府工作，父親為此大擺酒席，慶祝自己的兒子考到＂鐵飯碗＂。走進農校那一刻，我就發現自己已經迷失，我很想成為一名學生幹部，擁有展現自己的平臺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可現實是我連個班幹部都不是。
我加入了“綠洲”文學社，別人享受課餘時光時我在寫稿子，別人享受青春時光我在寫稿子，我只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優秀。於是我從一名社員到通聯部長，再到社長，我越來越讓自己更強大。在農校的第二個年頭，我懷著忐忑的心情推開班主任老師的辦公室門，遞交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份申請——《入黨申請書》，一向表達流利的我如此結結巴巴。或是我的決心打動了班主任，他在班會上提名我為組織委員，於是我實現了自己的班幹部夢想。一年以後我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入黨積極分子，我如同吃了興奮劑，飛奔在足球場，一次次堵住對手射門，哪怕臉都被踢腫也要堅決捍衛入黨積極分子的榮譽。
入黨積極分子其實考驗很嚴厲，能夠在學校最終能成為預備黨員的入黨積極分子並不是很多。憑著在文學社積累的超高人氣，我成功競選了校團委學習部長，成為一名真正意義的學生幹部。在那段歲月裡，我是拖著一板車垃圾艱難前行的學生；我是準時在校歌舞廳開門關門打掃衛生的管理員；我是清晨守在大樓門口值勤的學生幹部；我是搞勞動把手磨出血的入黨積極分子。畢業前，老師通知我參加黨支部會議，當我看到全部舉起來的雙手時，我的眼角已經滿是淚花，我成為了一名預備黨員，我實現了兒時的夢想。
我以為入黨是最艱難的路程，後面才發現做一名好黨員才是最艱難，遠難於入黨。我沒有等到分配工作，只能揹著行囊到遙遠的福州成為一名車間工人。我每天都要做著繁重的工作，沒有周末，沒有錢，但是我從未放棄自己的初心，我想成為一名為人民服務的好黨員。一年後，我決然回到平都中學高一的教室，從零開始，拾起自己遺失的歲月，帶著4歲的年齡“優勢”走進大學校園。
江西農大畢業後，我考取了吉安選錄生，分在彭坊鄉工作，從最城市到最鄉村，我明白了什麼叫寂寞。我分明聽到有個聲音說“走吧，回南昌去”，我咬著嘴想這就是黨員的考驗，我要勇敢承受。在縣委組織部工作，寫著沒有感情色彩的組工信息，我每寫一個字都要按無數次回刪鍵，我沒有氣餒，因為這是屬於我的磨鍊。離開組織部，我是金田鄉的黨委委員、組織員，有過挫折，受過詆譭，一度洩氣，但是沒想過放棄。在洋溪我是黨委副書記，永遠處於矛盾糾紛的最中心，我聽到最溫暖的話是群眾去縣信訪局上訪，第一句話是“你們不要怪董書記，他是好人”，我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在洋門我是鄉長，無論是在坊下料石場還是“三沿六區”，都是對初心的考驗，要麼堅定信仰，要麼只能做逃兵，可是我的字典裡沒有“逃”字。在扶貧辦我是主任，6000多貧困戶就是我的戰場，這場戰役只能勝利，我要做的是不能讓一個人掉隊。
我明白我要走的就是那條爺爺來回要走一整天的路，如此艱難，但是必須走下去，那就是我的使命，直到我死去。這是一種執著，因為熱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