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博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天花病毒是歷史上嚴重危害人類社會的病毒之一。天花傳染性較強，主要是通過飛沫傳播，死亡率可以達到25%以上，而在某些地區甚至可以達到90%。人一經感染上天花病毒，就難以治癒。曾經肆虐的天花疫情導致人類歷史上數次大規模的人口消減，被史學家稱為與槍炮比肩的種族屠殺武器。
“硬核防疫”依然需要“全球根除”
藉助疫苗的接種，美國、蘇聯和歐洲的很多發達工業國家在二戰前就根除了天花病毒。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天花疫情還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國家持續肆虐，每年感染人數高達1000萬人。由於天花長期無法在全球得到根除，即使實現根除天花的國家也時常爆發嚴重的輸入性疫情。
1959年，蘇聯海報藝術家科可列金（Кокорекин）在印度訪問時，因為參觀當地葬禮感染了天花病毒，回國後出現流感症狀被醫院收治，很快病故。幸好有一位敏感的實習住院醫師發現其症狀極像天花，其所在的醫院立即組織了病例解剖，並被一位到訪的曾經參與過20年前天花防疫的老專家確認為天花病毒的感染。蘇聯政府迅速採取了嚴厲的防疫措施，隔離了科可列金病故的所在醫院的5000名醫護人員和數千名病患，克格勃排查並隔離了科可列金乘坐的航班和出租車的全部乘客，甚至強制隔離了參加其學生婚禮的全部人員。莫斯科政府還緊急給全市的500萬名居民注射了疫苗。為了確保全面防止病毒擴散，政府還強行沒收了科可列金所在的代表團成員從印度帶回的全部紀念品。
即便在如此迅速而“硬核”的防疫措施下，這一例輸入性天花病例最終還是造成46例確診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大型都市則險些全面戒嚴。類似這樣的疫情在冷戰後時有出現。各國領導人因此而意識到，如果不能在全球範圍內根除天花病毒，單一國家即便具有再強大的防疫能力也不能保證自己免受傷害。即使在冷戰對峙的高峰時代，美蘇兩國的有識之士也都意識到了全球根除天花的重要性。
1958年，時任蘇聯衛生部副部長日丹諾夫在美國明尼蘇達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上提出了在全球範圍內接種疫苗以根除天花病毒的倡議。次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設立了根除天花的SEP項目（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此後每年蘇聯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代表團都提出全球合作根除天花病毒的倡議。蘇聯的倡議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大多數成員國的響應。但是從1958年到1967年，世界衛生組織的SEP項目雖然聲勢浩大卻進展緩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國的態度並不明晰。
天花疫苗接種資料圖
國際衛生合作中的冷戰博弈
美蘇當時處於全球爭霸的高峰期，冷戰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超級大國的國際衛生合作政策。
美蘇兩國都是世界衛生組織及其前身機構的創始成員國。早在1946年7月，美蘇兩國就通過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聯合64個國家的代表舉行了國際衛生會議，並簽署了《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可惜，美蘇很快就從國際衛生合作走向了對抗。
1948年，美蘇開始冷戰對峙，兩國的國際衛生合作相應出現嫌隙。當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成立。但是緊接著夏季發生的“柏林危機”對美蘇兩國在醫療領域的互信造成重創。為了打破蘇聯的封鎖，美、英、法三國向西柏林佔領區運送補給品的過程中，借用衛生救援的名義作為掩護，並在宣傳中指責蘇聯封鎖導致西柏林地區的衛生危機。同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在歐洲正式落地，完全排除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簡稱“蘇東國家”）。由於“馬歇爾計劃”是世界衛生組織推進歐洲地區衛生合作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蘇聯認定世界衛生組織是美國在歐洲推進霸權的又一重要工具，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態度迅速由合作轉為抵制。1949年，蘇聯正式致函世界衛生組織，退出該組織的實質工作。此後10年，蘇聯再未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美蘇衛生合作實質上陷於停滯。
在全球國際衛生合作的舞臺上，美蘇也把兩極爭霸的腳本植入其中。美蘇兩國在二戰後均面臨較大的防疫困難：二戰返鄉士兵帶來了部分傳染病的流行；雙方各自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因為戰後重建力量不足，醫療系統難以應對疾病流行的壓力。美蘇為此均投入了巨大資源提高本國和本集團內的衛生水平，並都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衛生政策執行中，美蘇兩國形成了不同的理念。蘇聯強化了立國之初就確立的“預防接種+免費醫療”為核心的衛生體制，並在1950年實現了對境內主要傳染病的疫苗接種全覆蓋。美國則堅持“科技優先和商業為主”的理念，大力推動商業公司參與醫藥研發，取得了明顯的科技成就。客觀來看，兩種理念都是人類對抗疾病的優秀成果，在國際衛生領域兩國應該取長補短，加強合作。但美蘇兩國均把衛生理念之爭上升到意識形態之爭。美國提出醫療衛生與人的自由權利密切相關，蘇聯則抨擊美國不奉行公費醫療是資本主義制度使然。美蘇兩國之間的爭執導致在1948—1958年的10年時間裡，世界衛生組織幾乎無法推動任何全球性的醫療合作。
美蘇兩國的爭霸甚至蔓延到具體的疾病應對中，瘧疾和天花的主要肆虐區域正好同美蘇兩國的勢力範圍大致重合。天花疫情在蘇聯的友好國家印度和西非較為嚴重，而瘧疾疫情在美國極為關注的東南亞地區較為嚴重。美國在抗擊瘧疾的醫藥研發上佔有優勢，而蘇聯則在天花的疫苗技術上佔有先機。基於這兩種疾病的不同優勢，美蘇兩國在世界衛生組織內部也分別推行不同的全球衛生合作“劇本”。蘇聯提出了全球根除天花計劃，而美國則倡議全球根除瘧疾計劃（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兩個霸權國家推行了各自的計劃，互不支持對方，使得全球衛生合作難以形成合力，根除天花和瘧疾都未能實現。在冷戰期間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哈弗丹·馬勒（Halfdan Mahler）曾在訪談中批評美蘇在國際傳染病防治上的政策就是“兩個陣營各管一種病”。
由於缺乏蘇聯的大規模疫苗生產能力的支持，美國推動的全球根除瘧疾計劃雖然活動頻頻，卻難見成效。而由於缺乏美國的資金，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在1959年就設立了SEP項目，但直到1967年美國真正參與之後才得以大規模實施。
曙光——放下冷戰思維
幸運的是，在全球天花防疫問題上，蘇聯和美國終於轉變了冷戰思維。赫魯曉夫上臺後，蘇聯提出了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由“必有一戰”轉為“東西方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處”，國際衛生合作也可以成為蘇聯團結世界的重要領域。因此，蘇聯主動率領蘇東國家，重返世界衛生組織。而約翰遜就任美國總統後，雖然堅持美蘇爭霸的策略，但也明確提出“在解決全球性的諸如疾病、貧困等問題方面，不能再有東西方之分”。此後，美國主動放棄了堅持美蘇各治一種病的政策，對蘇聯倡議的根除天花計劃給予了實質性的支持。1965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提出10年內在全世界消滅天花的目標。
赫魯曉夫資料圖
1967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啟動全球範圍內的根除天花（SEP）項目。在項目執行過程中，美蘇兩國發揮了各自的體制優勢和科技優勢。在體制層面，蘇聯的工業動員能力較強，被賦予大規模製造疫苗的重任（蘇聯最終提供了項目全部所需20億份疫苗中的17億份）。而美國的融資能力較強，負責提供SEP項目的絕大部分資金。在科技層面，蘇聯提供了適用於炎熱地區的耐高溫疫苗，美國則研發了適合大規模接種的疫苗注射器。在美蘇及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下，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在1977年宣佈在全球範圍內根除了天花病毒。
除美蘇兩國政治家思路的轉變外，美蘇兩國很多官員和專家也長期為合作抗擊天花呼號奔走，並制定了科學而嚴謹的實施計劃。以日丹諾夫為代表的蘇聯衛生官員基於本國豐富的防疫經驗，為全球利用疫苗接種來根除天花提供了理論依據。而時任美國疾控中心主任亨德森則出任SEP項目的主管，制定了實操性很強的實施方案。美國國務院和蘇聯外交部的官員也為世界衛生組織在非洲等地的行動提供了相關的協助。
國際組織中的外交官也用自己的智慧為美蘇合作奠定了基礎。1949年，蘇聯致信要求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之際，時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布洛克（Brock Chisholm）以本組織並無退出規定為由，判定蘇東國家為“不活躍（inactive）”成員國，而非“退出（withdrawn）”。這一裁定使得在1958年蘇東集團國家僅需發佈公告無需其他任何手續就可順利地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參與工作。
縱觀美蘇在天花防疫中的合作歷程，正是美蘇改變了原有的冷戰思維，天花防疫項目才得以在漫長的10年執行中沒有被打斷。依託世界衛生組織這個平臺，“美國出錢、蘇聯出疫苗”，美蘇充分發揮自己在衛生領域的長處，致使冷戰時期兩大陣營之間罕見的合作取得成功。
結語——唯有合作才能消滅病毒
雖然美蘇合作根除天花已經過去了50年，但它的成功對於今天處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陰影下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一個國家的防疫措施再“硬核”，科技與經濟實力再強大，只要病毒還在這個星球上的某一個角落存在，就無法全面避免病毒的侵襲。因此，人類只有攜起手來，在這個星球上全面地消滅病毒，才能真正地保護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我們共同的世界。
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總有人試圖把國際衛生問題政治化，重拾防疫與政治相關的老調，或攻擊他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或趁機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竭力抹黑國際衛生合作，破壞國際防疫合作格局。縱觀美蘇國際衛生合作的歷程，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面對疫情，在國際衛生合作方面，只有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盡力去政治化，才能有效前行。
正如中國領導人在《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一文中說的那樣：“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人類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唯有團結協作、攜手應對，國際社會才能戰勝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