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為什麼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小怪獸講歷史


摘要

《史記·秦本紀》記載:

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可知秦國本是西部小部落,周孝王時被封為附庸,至周宣王時,秦莊公因擊敗西戎,被封為西陲大夫,再賜以秦地(今天水)。到秦襄公時因護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賜封岐山以西之地,至此秦國正式成為周的諸侯國。

但秦地處周之西垂,土地貧瘠,地勢高窪,所以一直都是各諸侯國眼中的“案板上魚肉”,但是最終秦不僅統一了全國,其所設立的社會政治制度更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基礎。這樣的反敗為勝到底是由什麼因素造成的呢?

賈誼在《過秦論》為我們概括出來: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這段話簡明扼要地說明了秦國崛起並統一六國的本源根據——“地理”和“政治”因素。

地理上:地勢奇險,易守難攻,加上八面強敵,民風彪悍,是為天生戰士的“沃土”。

從秦的立國區域來看,“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國立國時範圍主要位於今陝西省。據《史記·六國年表第三》記載:“及文公逾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陝西的渭河平原一帶,即歷史上的“關中”,是秦國強大的基礎建設支撐。自古以來,“關中”一帶都是龍興之地,為“官家必爭之地”,退可守,出可攻,以渭河平原中的牧野之地,可大力發展農耕儲蓄國力,遂而東進,逐滅六國。

可戰國初期,秦國的地理條件並不優越。東部有強大的魏國,且佔據河西地區,是秦國最大的威脅,南方富足的楚國,西部眾多遊牧部落虎視眈眈。這讓秦國腹背受敵,可謂是大“兇”之地。

經歷商鞅變法後,秦國逐漸強大,第一目光就是從魏國手中奪取河西地區,使得南方有險可守。在歷經秦繆公到秦昭王不斷向西擴張,才使得把地勢由險轉為安,由劣勢轉為優勢。

地形優勢方面,關中地區退有天險可守,進則有居高臨下之利。南部為漢中巴蜀沃野之地,攻佔漢中巴之地使秦國擁有豐富的戰略資源。且漢中巴蜀位於長江上游地帶,地勢相對於東部較高,佔據上游的地形地勢優勢,順江東下便可直取荊襄進而攻佔楚國。由東出兵便可進入山西,山西處在地行上,進可攻退可守,攻佔韓、趙、魏後可據此進一步經略河北之地,以圖燕、齊。

正因為如此,當年公孫衍、蘇秦等人施行“合縱”六國,一共有四次合縱攻秦戰爭,第一次為公孫衍倡導、楚懷王主盟的楚魏韓趙燕五國攻秦之戰(前318年),第二次為孟嘗君倡導、齊湣王主盟的齊魏韓三國攻秦之戰(前296年),第三次為信陵君倡導的魏趙楚韓燕五國攻秦之戰(前247年),第四次是趙國將軍龐煖倡導的趙楚燕魏四國攻秦之戰(前241年)。而秦國依然穩若金湯,毫不卻站。(這之中自然有聯軍的鬆散,但更主要的還是秦的易守難攻,不怕偷襲和六國正面攻打函谷關。)

關中地區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東面有太行山脈、南面有秦嶺阻隔,地形單元相對較封閉,被稱作“四塞之地”,對外聯繫主要依靠山脈河谷地帶的一些關隘,如函谷關和武關。在冷兵器時代,這些大山大河幾乎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正所謂“金城千里”。

所以秦地“關中”地區,在軍事用途上,真的就是天然的保護傘,是冷兵器時代的軍事要地。(這也是秦國能夠快速崛起,中場超車的一大原因。)

“鄭國渠、都江堰”等工程地理改造,為秦國一統天下“賺取”原始積累。

當時的西部“關中”地區,是周的邊疆,地處西部荒涼之地,是弊,但給秦國帶來了另外的戰略優勢,便是優。在春秋時期,關中地區已是華夏文明的西部邊界,由於秦國地處西陲,經濟文化上較東方落後。

春秋時期秦國就已經試圖東進,爭霸中原,被當時的強國晉國所阻擋。在數次東進無果後,秦國改弦更張,向西部發展,不斷兼併西部實力較弱的少數民族部落,擴充土地和人口。秦國經過一系列兼併活動,迅速擴大了自己的戰略縱深,擴張自己的實力。

《史記·河渠書》載: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

因為秦國經歷過“商鞅變法”後,實力登上頂尖強國,韓國為了消耗秦國的實力,派使鄭國入侵遊說秦國,以農業為由,致使秦國無力東征其他的諸侯國。後來事情敗落,秦王大怒,誓殺鄭國,鄭國跟秦王說:

“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漢書·溝洫志》

秦王遂而任用鄭國繼續修建,直至完工。“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故而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項“鄭國渠”工程,確實對於秦的統一起到了“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的影響。

後來,隨著秦國國勢日益強大,明賢輩出提出了“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於是秦國把眼光放在四川平原上,《風俗通》佚文雲:“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造興溉田萬頃以上,始皇得其利,以並天下。”李冰上任後,首先下決心根治岷江水患,發展川西農業,造福巴蜀之地,修建都江堰水利系統。修建後,使巴蜀真正變成秦地經濟富饒的戰略大後方,從實力上改變以往秦、楚、齊三強長期並駕齊驅的局面。

從這可以看出,秦國的“鄭國渠”與“都江堰”分別把荒涼的“關中”平原和“巴蜀”(四川)平原造成秦國真正的“天府之國”,在經濟上追上楚、齊兩國,並擁有爭霸天下的經濟和地勢支持。

政治上:於內“廢井田,修法度。”於外“連橫諸侯,近戰遠交。”

天然險峻的地勢為秦國提供保護所,再加上“鄭國渠與都江堰”提供有力的經濟實力,但是要和六國比拼,顯然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這裡其政治上就是其勝過楚國和齊國的原因。

歷經了平王東遷,分封制瓦解後。“鐵犁牛耕”的大範圍投入農業生產,致使地主階級崛起替代了原有的奴隸主階級。所以商鞅變法,把原有的土地國有制變為私有制,極大的刺激這一階級的快速崛起,大大的提高了秦國的經濟建設積極性。

商鞅變法本質上是生產關係的變革和社會性質的轉型。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其實就兩條:一是廢井田、開阡陌,二是實行縣制。

《戰國策·秦一》記載:“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

加上後來的李裡、范雎、張儀、韓非等人的完善,使得秦國建立一套高度法治,由中央直接控制對方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是法家“法”、“術”、“勢”的運用,讓秦國解決內患的這一個擔憂,從而一致對外。

秦的勝利,其實也是以先進統一落後。從這個角度說,秦國的崛起進而統一六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秦昭王時期,范雎入秦,向秦昭王提出“遠交近攻”的策略,先是通過威逼利誘的方式,使韓、魏親附,並加以控制,藉以驅使楚、趙屈服,從而迫使齊親秦。此形勢便為秦國的軍事行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再消滅韓、魏,進而逼燕、趙,孤立齊、楚,則變得相對簡單。如此由近及遠,一城一池指日可待,便可逐步對外擴張,達到“蠶食天下”的目的。

最後,秦國的強大也讓四方聞之懼怕,所以六國以“合縱”之術形成聯盟共伐秦國。於“合縱”相對於的是范雎與張儀等人提出的“連橫”。最後的結果依舊無法改變。(在上面的地理一段已經說明過了,所以不再說明了。)

綜上所述:秦國之所以能一統天下,主要由兩大因素組成,“地理和政治”。“地理”是外因,而“政治”是內因。

秦國崛起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和政治兩個方面。地理方面:

自然地理條件形成的天險優勢;大力修建經濟工程,解決地勢荒涼農業落後的現狀。使得秦國直接從經濟物質方面,趕超楚國和齊國,奠定了秦大一統的經濟基礎。

政治方面:採用范雎的連橫之策, 創造有利於軍事行動的政治環境;任用商鞅進行變法, 調整生產關係, 確立中央集權制度。

最後補充最值得“奇葩”和不可理解的一點說明:以統一六國的始皇帝嬴政往前推六位秦王幾乎沒有犯錯,唯一有一點錯誤的就是秦昭襄王因范雎與白起的矛盾,最後賜死白起

。(但是這也並非致命的,因為當時白起也就快把六國全部拿下,加上秦國以及人才濟濟,白起的死並未形成威脅秦的大一統。)相反的是其他六國的王卻是錯誤頻出,比如楚王棄用項燕、趙王斬殺李牧、齊王見死不救等等。


語塢


秦朝的建立,準確的術語應該叫“兼併”,而不是“統一”,因為在秦朝建立之前,天下本來就是統一於周朝之下的。所以,嚴格來說只能這麼講:秦朝為何能代替周朝,建立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對“兼併”的理解,是回答題乾的前提。

秦朝兼併六國,它不僅是地理上的統一,和政權上的合一,最核心的內容,在於它創建了全新的政權結構模式,和社會結構。正是這個變革所產生的能量,推動了秦國的發展強大,進而完成了兼併大業。

“兼併”和“統一”的差別

秦,以公元前256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叫秦國,在此之後叫秦朝,秦國只是周王朝之下的一個諸侯國,秦朝才是大一統的帝國。

秦王朝建立,之所以用“兼併”,是因為在秦和各諸侯國之上,有一個周王朝存在,當時的天下並非分裂狀態。分裂狀態下才可以用“統一”,因此秦朝建立,只能用“兼併”,不能用“統一”。

周王朝的滅亡是在公元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那一年,秦國攻韓,周赧王聯合六國攻秦,惹怒了秦昭襄王,於是昭襄王調動大軍反攻周王室。

周赧王哪裡是秦國的對手,周赧王嚇得親自跑到秦國,向秦昭襄王磕頭認錯,並向他奉上王室僅有的三十六邑、三萬人口戶籍。這個舉動等於把天下給了秦國,承認周朝亡了。昭襄王很過分,仍然不甘心,竟然把周赧王綁到柱子上游街示眾,最後將他貶為平民,釋放回西周。

經過一番羞辱,周赧王不久病逝。他死後,周王室未再立天子,所謂的政權,分別由東西周公主持。秦昭襄王也不客氣,直接把象徵天下權力的九鼎搬到咸陽,以這個時間節點為標誌,歷時791年的周王朝宣告滅亡。

之所以解釋“兼併”的含義,是因為秦朝的建立,本質上是秦朝代替了周朝,將周王朝的制度與秦作對比,是回答問題的關鍵所在。

秦朝創建了全新的政治結構

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有三場:一場是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一場是孫中山革命,建立民國,還有一場就是秦朝兼併六國。

武王伐紂,改變了部落邦聯制國家形態,構建了宗法制和分封制為基礎的封建王朝。孫中山推翻帝制,徹底終結了“一家一國”的帝制結構,建立了民主社會。秦始皇建立秦朝,則終結了封建統治結構,構建了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帝制政權結構。

這三場變革,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最重要轉折點,是一次推翻重建的徹底革命,而不是換湯不換藥的修補。那麼,秦朝相對於周朝,都有哪些革命性創舉呢?

1.從“分封制”到“郡縣制”

周朝的統治結構是“分封制”,即周天子將天下的土地,分成若干份,授權給宗室、勳臣、舊貴等,由他們代行天子之權,管理一方子民,叫“代天子牧民”。受封的的土地就叫諸侯國,諸侯國國君就叫“公室”(相對天子的王室)。

諸侯國國君依葫蘆畫瓢,也將自己的封國,劃分給自己的宗室子弟,叫“采邑”。受封人叫“封君”,他們在諸侯國擔任卿大夫之職,協助諸侯國國君治理本國。

據史料記載,武王伐紂之後,在中原大地,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名義上,諸侯國封地是授權制,產權在周天子,可以收回,可事實上只有封,從來沒有收回過。

郡縣制則完全不同,天下的土地以郡和縣兩級劃分,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員治理地方,地方官員不具備對土地的支配權,官員的任免也由中央政府決定。地方的財政收入,也由中央統一調配。

也就是說,秦朝實現了對地方的垂直管理,而不是周王朝的間接管理。管理模式從周朝的層階式,變成了以中央為核心的環狀結構。

2.從“等級制”到“編戶齊民”

周王朝按照宗法制,將天下人分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幾個等級。等級之間的界線非常森嚴,一個人的社會身份由此固定。

比如平民沒資格做官,奴隸不算人,是主人的財產,身份是世代傳襲的,不可變更。身份跟分封基本對應。

秦朝則完全不同,全天下的人只有三種:天子、平民和奴隸,自由民中,只有皇帝一人有特權,其他人都是平民,打破了等級界限。所以,秦朝的戶口也叫編戶齊民,所謂“齊”,體現的就是國民身份的平等性。

也就是說,國民也跟政權結構一樣,打破了層階式結構,實現了圍繞皇權的“平等”。

3.從“世卿世祿制”到“軍功爵制”

依照以上兩點,周王朝的官員選拔,和相應的待遇,採取的是“世卿世祿制”。直白一點說就是,祖上當官,自己就當官,祖上拿什麼待遇自己就拿什麼待遇。假如自己不幸,生在平民之家怎麼辦?對不起,永遠沒資格出入朝堂,該種地種地,該經商經商。

秦朝的官員選拔制度很不成熟,大體上以軍功爵製為主,輔以推薦制度和客卿制度。但是跟周王朝的“世卿世祿制”差異非常明顯,它消除了貴族階級壟斷官場的特權,選擇面擴大到了平民。而且將“職”與“爵”分開,“爵”憑軍功,“職”憑藉才能。

4.從“禮制社會”到“吏治社會”

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周王朝的“禮制”,這個“禮”絕非現代意義上的“禮儀”,而是“法禮”,是周朝的根本大法,類似於今天的憲法意義。

周朝的禮制包含三個部分: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它既包括意識形態範疇,也包括國家基本法,規定了政治結構關係、社會結構關係和倫理結構關係。

相對於周王朝周禮的“繁雜”,秦朝則很“明瞭”,全社會一切圍繞“秦法”運轉,所有的官員如同“看門狗”,只需要熟悉法律條款,按照法律條文辦事即可。所以,在秦朝,“官”和“吏”的界限不清,“吏”甚至比“官”重要。

禮,強調的是自下而上的秩序,吏,強調的則是自上而下控制。很明顯,秦朝的吏治結構,更有利於中央集權和皇權獨裁。

秦朝為何能建立大一統帝國

分析了秦朝顛覆性的政治結構後,我們就可以有答案了:秦朝能兼併六國,代替周王朝建立大一統帝國,原因就是它符合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建立了一個有利於釋放生產力的全新制度。

1.皇權獨裁有利於政令的推行效率

有人一提到獨裁二字就渾身不舒服,其實不能這麼看,獨裁有獨裁的壞處,獨裁也有獨裁的好處。尤其是在利益集團複雜的情況下,沒有相對的獨裁性,政令幾乎無法推行。

比如晚明,為什麼崇禎皇帝那麼兢兢業業,還是亡國了?朝臣們利益紛爭太激烈,皇帝受到掣肘,再好的決議也無法執行。

秦朝兼併六國,後人總結原因時,有一條叫“奮六世餘烈”,就是秦國自秦孝公到秦始皇,六任君主英明。可是君主英明只是“因”,要產生“果”,就必須保證君主的英明發揮出來。

周王室為何衰敗?根子就在王權的不獨立,它受制於分封制和宗法制,必須在下層結構,即諸侯國和卿大夫勢力的支持下,才能發揮效用。周天子看著高高在上,竟然脫離不開下層的掣肘!

說到秦國的改革,就離不開商鞅,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就一個:建立皇權獨裁體系!這就是秦孝公堅決支持商鞅的原因。在秦孝公之前,秦獻公也開始變法,但是始終受制於貴族勢力的干擾,導致變法不能深入。

春秋戰國時期,不光周天子,所有諸侯國,都面臨著君權受制於貴族集團反制的問題。比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三桓作亂等等,最終導致晉、齊、魯三國的淪落。

秦國則找到了強化軍權的措施,這種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高效運轉結構,是其它各國所不具備的基礎條件。直到六國滅亡,他們無一例外地還陷於君權與卿室勢力的爭鬥中。

2.廢除特權階級保證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們從郡縣制、編戶齊民、軍功爵制、吏治等幾個方面,都很清晰地看到一個共同點:貴族特權階級利益受損嚴重,甚至從此直接消亡了!

商鞅變法後為何死的那麼慘?他做的就是挖貴族階級祖墳的事,所以必然遭到殘酷的報復。老秦貴族本不需要努力,天生就可以接班父祖,並傳之後輩,世世代代躺著享受權和利。這種結構無疑對國家利益損害嚴重,國家的經濟收入大量消耗於這些寄生蟲,國君的權力受制於寄生蟲。

歷史上稱分封制結構下的貴族為奴隸主,那時候的經濟模式也叫奴隸主莊園經濟。而由軍功爵受封的人群,不是世襲的貴族,他們被稱為新興士族地主階級,他們的經濟收入需要交納稅收,不像奴隸主莊園獨立王國。

因而,貴族特權階級的消滅,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對國家的強大,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3.公平機制激發了社會創造力

秦朝相對於周朝的封建制,最大的好處就是平民獲得了政治權力,減輕貴族階級的經濟盤剝;同時有效調動了士族階層的積極性。

①百姓的經濟負擔減輕

周朝的世卿世祿制,從事農業生產的老百姓,需要養活一大群特權階級。隨著年代的久遠,這個階層的數量越來越龐大,百姓的負擔也越來越重。而貴族階層的莊園經濟,霸佔著最好的土地,還不用納稅。隨著貴族的土地兼併加劇,這個經濟結構也必然走向崩潰。

據史料表明,戰國末年,很多諸侯國農民的稅負比例高達50%以上,甚至80%。最離譜的是,曾經出現農民把所有的產出上交,都交不齊稅負。

秦國的崛起,首先體現在經濟基礎的繁榮上,經濟繁榮的基礎就是農民負擔的減輕,所迸發的創造力。

②平民獲得政治機會

老秦貴族在商鞅變法後,逐漸淡出政治舞臺的核心,平民階層開始登堂入室。秦法規定,只要滿足三個條件,就可以被舉薦入官:一是滿足一定家庭資產要求;二是會書寫、懂法律;三是大於十七歲。

雖然有資產要求,但是並沒有階級特性的身份要求,且資產要求並不高。比如劉邦、蕭何等人,都不算富戶,小地主家庭,皆可入仕。

③激活了士族階級的積極性

秦法還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夾心餅”階層,士族階級的積極性。士族階層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從身份上是貴族後裔,但是在周朝卻沒有任何政治權利,而這個階層卻是當時社會的精英。比如李斯、商鞅、範睢、張儀等,為秦兼併六國做出豐功偉績的巨人,都是士族階層。

為何這些六國能人,都棄母國而效力於秦?緣由就是秦國創造了公平的條件,讓貴族階級騰出了掌握國家命運的卿相之位。

很難想象,沒有商鞅等人,秦國還能兼併六國嗎?

4.軍功爵制提高軍隊戰鬥力

六國稱秦軍為“虎狼之師”,並非秦人生而好殺,而是秦法調動了秦人的血性。春秋時期,只有貴族子弟才有資格上戰場,所以那時候的戰爭,有點像武士決鬥。戰國時期的戰爭,以滅國為目標,變得異常慘烈,士兵由平民充當。

人的本性都是貪生怕死的,沒有動力,何來勇猛?秦師之勇就來自於秦法所給予的巨大動力。這就是軍功爵制,它規定,不管你是什麼身份,只要戰場上有斬首,你就可以立功授爵。

對平民來說,哪有比這個更具誘惑力的?秦國的百姓瘋狂到什麼程度,老百姓只要家裡有男丁,妻子趕著丈夫,父親趕著兒子上戰場,而且有指標,完成任務回家光祖耀祖,完不成任務,沒臉回家。

在秦國士兵的眼中,長在六國士兵脖子上的那東西不是頭顱,而是金燦燦的元寶!

綜述

上述分析可知,秦兼併六國創建第一個帝制統一國家,不同於後期的改朝換代,它得益於商鞅變法,給秦國創建了一個全新的政治結構。這個新的體制,要遠比落後的封建制度更具優越性,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也更能體現社會的進步意義。

所以,任何單純討論軍事成敗、外交得失、個人貢獻等等,都是細枝末節,秦國的帝制文化,才是秦國必然站在歷史前沿的源動力。


尋根拜祖


首先,這個問題包含了兩個習以為常的知識性錯誤或誤導,應該討論一下。

第一,秦朝不是王朝,是帝國。

秦朝是後人對中華秦帝國朝廷的簡稱。作為秦帝國政權的象徵,秦帝室和皇帝尊號更具有說服力。秦帝國的最高統帥稱皇帝,不稱王,秦始皇取消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國有制,不封王。秦帝國政權危機時刻,子嬰降格稱王自保,仍然難免殞命。

較準確的稱謂是中華大秦帝國。

第二,秦帝國不是第一個中華大一統帝國(王朝)。

秦帝國之前中華大一統帝國還有好幾個,包括西周帝國、商帝國、夏帝國,這三個帝國都是奴隸制大一統帝國。在它們之前還有一個黃帝帝國,那時候由部落圖騰上升為統一國號還不明顯,所以可以統稱為中華黃帝帝國。

不要誤認為秦帝國是第一個大一統中華帝國,準確地說,中華秦帝國是第一個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帝國,秦帝國政治文明體制引領世界文明近兩千年。

第三,此問題可以修改為“秦帝國為什麼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封建帝國”(這裡“封建是借用習慣用語,不表明秦帝國仍採取裂土建封等奴隸制私有制落後體制”)。

其次,為什麼秦帝國能征服各國,重新實現高度融合的中華文明大一統呢?

我認為,主要是秦國曆代君主,特別是秦始皇帝嬴政,繼承了三皇五帝三代聖王的政治理想,遵循了地主階級革命的、富國強兵法家路線,革除了周禮儒教等奴隸制思想和體制弊病,敢於以戰止戰消滅反動武裝,掃除了新的和平發展與均衡發展的割據障礙,從而順應天意民心,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大一統,奠定了中華農牧文明輝煌兩千年的牢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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