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裡，無論是本土的銀川人，還父輩支邊支寧來到此地者，提起銀川這座內陸小城。許多人都會說這是一座移民城市，有著兼容幷蓄的精神開闊。從歷史譜系來看，這裡是中國曆代地理、政治和文化空間的邊緣之地，有著邊塞文化的粗狂與鏗鏘和豪放與硬朗之調，亦兼容著域外文化與中原文化之溪。這種文化性格在寧夏當代詩人身上呈現的格外明顯，他們對天地草木的熱愛發自生命的真誠質地，來自生命的緩緩流淌和遙遙召喚的內在天性與代代相襲。
七〇後詩人安奇在詩集《野園集》中，以赤子之態馳騁於天地萬物和山川草木溪流之間，將自我融入自然之間，實現物了我兩相忘的宏闊之境。“野園”作為一種人格精神和審美理想的外化，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城市精神的象徵。這裡的“野”不是荒蕪，乃是切近自然和邊緣之味。如他在後記中說，“我獨自站在曠野中，身邊掠過的有風，從過去向著未來，之間一無所有。”詞語破碎之處，無物可尋。
八〇後詩人屈子信詩歌中“鳥”成為了一種自我精神的寫照，準確的說這隻鳥是“城市之鳥”。這隻鳥是千千萬萬城市人精神的集體人格和意識的延伸。鳳凰是銀川城市精神的座標，鳳凰是鳥中之鳥。在博大精深的漢語詞彙中，有一個詞語曰“鳳凰涅槃”。我以為這是銀川自我賦形與歸根覆命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渴望和價值所在。
詩人阿爾則反覆強調寫作中的“當下性”，他在詩集《銀川史記》中以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燭照著銀川最底層的生命個體狀態。在場的表現方式中，試圖以詩作為媒介連接每個生命鏡像所呈現的複雜性和涅槃重生。在跳躍的詩行構成的詩意銀川中，那些人來人往的足跡和喜怒哀樂，相比宏大歷史進程的軌跡顯得微不足道，但卻一次次重複展現著銀川人精神世界的遼闊與執念。作為一個記者和人文書寫者，他與寧夏先輩作家張賢亮、郭文斌、石舒清、陳繼明及同輩作家李金歐、季棟樑等等一樣努力推動著人文銀川的波瀾壯闊。他們以文字的書寫品質見證著、記錄著、構建著銀川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銀川的搖滾歌手蘇陽，他在熔鑄傳統民歌花兒及戲曲秦腔等多種元素的歌唱中表達銀川這座黃河之濱城市的奇男子和奇女子。在蒼涼而華麗、質樸而雄渾的唱腔中播撒著銀川的黃河流觴。攝影師王猛以照片的方式記錄著銀川的風土人情和自然草木與魚蟲花香等等。
每個曾經生活於此，停駐於此的人都虔誠的表現著銀川內在與外在的“無涯”和“秩序”。如同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在評價我最喜愛的藍花詩人諾瓦利斯時說，“對他而言，自然是世界的一種秩序和發展，它的最內在的秘密就是我們自己的內心”。我想鳳城之人展現的自然，就是這座城市於我們內心的秘密，這便是詩意棲居的永恆價值。
銀川的酒，如同詩人阿爾對寧夏八〇之後的詩人的影響，這個譜系上有王西平、有屈子信、有石傑林等等，他們身上和詩行中揮發著酒精的濃烈和重金屬的撞擊聲，都表現著鳳城邊塞文化傳統延續中的硬度和鏗鏘之力。他們是感性的，他們是立體的，他們是詩意銀川路上的達摩流浪詩人。他們是城市內部的漫遊者，他們“有風就要舞蹈，有火就要在春天燃燒”。多少年以後，我們不是我們，我們還是我們。我們是一隻只穿越黃昏的飛鳥，象徵的穿梭猶如車伕，帶著生命的節拍重返原初的故鄉。
作為寧夏80後詩人的佼佼者，王西平應該獲得更大的回報，無論是聲譽還是被關注，好的詩人在於其文本的價值及其進入文學現場堅守和踐行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