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无论是本土的银川人，还父辈支边支宁来到此地者，提起银川这座内陆小城。许多人都会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有着兼容并蓄的精神开阔。从历史谱系来看，这里是中国历代地理、政治和文化空间的边缘之地，有着边塞文化的粗狂与铿锵和豪放与硬朗之调，亦兼容着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之溪。这种文化性格在宁夏当代诗人身上呈现的格外明显，他们对天地草木的热爱发自生命的真诚质地，来自生命的缓缓流淌和遥遥召唤的内在天性与代代相袭。
七〇后诗人安奇在诗集《野园集》中，以赤子之态驰骋于天地万物和山川草木溪流之间，将自我融入自然之间，实现物了我两相忘的宏阔之境。“野园”作为一种人格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外化，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城市精神的象征。这里的“野”不是荒芜，乃是切近自然和边缘之味。如他在后记中说，“我独自站在旷野中，身边掠过的有风，从过去向着未来，之间一无所有。”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可寻。
八〇后诗人屈子信诗歌中“鸟”成为了一种自我精神的写照，准确的说这只鸟是“城市之鸟”。这只鸟是千千万万城市人精神的集体人格和意识的延伸。凤凰是银川城市精神的坐标，凤凰是鸟中之鸟。在博大精深的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词语曰“凤凰涅槃”。我以为这是银川自我赋形与归根复命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渴望和价值所在。
诗人阿尔则反复强调写作中的“当下性”，他在诗集《银川史记》中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烛照着银川最底层的生命个体状态。在场的表现方式中，试图以诗作为媒介连接每个生命镜像所呈现的复杂性和涅槃重生。在跳跃的诗行构成的诗意银川中，那些人来人往的足迹和喜怒哀乐，相比宏大历史进程的轨迹显得微不足道，但却一次次重复展现着银川人精神世界的辽阔与执念。作为一个记者和人文书写者，他与宁夏先辈作家张贤亮、郭文斌、石舒清、陈继明及同辈作家李金欧、季栋梁等等一样努力推动着人文银川的波澜壮阔。他们以文字的书写品质见证着、记录着、构建着银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银川的摇滚歌手苏阳，他在熔铸传统民歌花儿及戏曲秦腔等多种元素的歌唱中表达银川这座黄河之滨城市的奇男子和奇女子。在苍凉而华丽、质朴而雄浑的唱腔中播撒着银川的黄河流觞。摄影师王猛以照片的方式记录着银川的风土人情和自然草木与鱼虫花香等等。
每个曾经生活于此，停驻于此的人都虔诚的表现着银川内在与外在的“无涯”和“秩序”。如同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评价我最喜爱的蓝花诗人诺瓦利斯时说，“对他而言，自然是世界的一种秩序和发展，它的最内在的秘密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想凤城之人展现的自然，就是这座城市于我们内心的秘密，这便是诗意栖居的永恒价值。
银川的酒，如同诗人阿尔对宁夏八〇之后的诗人的影响，这个谱系上有王西平、有屈子信、有石杰林等等，他们身上和诗行中挥发着酒精的浓烈和重金属的撞击声，都表现着凤城边塞文化传统延续中的硬度和铿锵之力。他们是感性的，他们是立体的，他们是诗意银川路上的达摩流浪诗人。他们是城市内部的漫游者，他们“有风就要舞蹈，有火就要在春天燃烧”。多少年以后，我们不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是一只只穿越黄昏的飞鸟，象征的穿梭犹如车夫，带着生命的节拍重返原初的故乡。
作为宁夏80后诗人的佼佼者，王西平应该获得更大的回报，无论是声誉还是被关注，好的诗人在于其文本的价值及其进入文学现场坚守和践行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