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就像是我們沒有預測未知的能力一樣，我們也無法讓時光倒回到一個月之前，甚至更久。
要是我們能提前預測到未來的囧況，或者有機會穿越回從前，也許一定會做好一件事情，就是預防。
如何預防呢？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戴口罩、勤洗手，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給自己架構起一道安全屏障；建議衛生部門對各類出現苗頭的病毒引起足夠重視，寧可防衛過當，不可漏過放過，以免措手不及。
港劇《白色強人》中出現過一個疑似的案例，急診室在某天接到了一對咳嗽發燒的夫婦，詳細詢問之下獲知他們最近都去到過中東地區。憑著職業敏感和豐富經驗，急診科醫生蘇怡很快就聯想到了中東呼吸綜合症，於是立刻上報。急診科主任沒有絲毫的猶豫，第一時間決定封鎖了科室大廳，並儘快疏散人群，同時停止對外接診。他們當時的想法是：在檢驗結果出來之前，沒法確定真假，當下就是要當作是真的來處理。
雖然後來結果檢驗呈陰性，警報解除，虛驚一場，但是相信在場的醫生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因為一旦檢驗成真，再去預警，早已錯時了最佳處理時機，或許還會造成無法控制的局面。
在事情剛剛顯現苗頭的時候及時介入，將損失減少到最低，這是最優解。
對待病毒是如此，對待社會惡性問題亦復如是。
孩子在無差別殺人中被槍殺，家人在人為惡意謀害中癱瘓一生，該如何走出人生陰影，是否能原諒殺人犯的家人？而殺人犯的家人們，又該如何不再躲躲藏藏，以何種方式贖罪？幫助殺人犯打官司和維權的律師，冒著被外界誤解甚至攻擊的危險，內心到底在堅守著哪些原則和理念？
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拋給觀眾太多困惑和難題，並試著尋找最合適的解決之道。
殺人犯最終被槍決，可是失去親人的家庭依舊張開了一道缺口，思念之痛汩汩湧出，沒能癒合。
從來沒有人一出生就是壞人，若不是社會給他貼上了負面的標籤，再加上負面的土壤，他內心的罪惡之苗也不會生根發芽，迅猛成長。
觀劇的過程中，也是瞭解每個個體情感的過程，也在從中找到了某些解決之道。如果能早些發現那些旁逸斜出的幼苗，及時給予關心和糾正，或許就能有很多機會避免演化成一項社會悲劇。一是家庭的溫暖。有些罪犯恰是因為家庭生活的缺席，無法在家庭中獲得應有的關注和愛護，才調轉方向，選擇了其他方面去做一些“博得關注”的事情。劇中的殺人犯李曉明就曾經對妹妹李曉文說，他要去做一件大事情，結果就跑到了影院用機槍掃射現場觀眾，造成了9死21傷。
二是社會的關懷。從本質上說，人是依靠社會關係來存在的，無法脫離社會的互動和關懷。劇中的社會工作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思覺失調的青年應思聰沒有按時吃藥，舊病復發，闖進了女醫生宋喬平的辦公室，推翻了桌上的物品，還拿起地上一大塊碎玻璃，情緒十分不穩定。宋喬平有些害怕，但還是勇敢地與之交談，溫和地表達了對他的關心，最終讓思聰放下了刀片。
其實，宋喬平是一個跆拳道高手，她可以直接現場制伏情緒崩潰的患者，換取自己的人身安全。她選擇冒著生命危險去和患者談心，也是為了能走進患者的內心，消除永久的隱患。
三是律師的普渡。律師王赦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職業水準獲取性價比更高的社會回報，但他堅持選擇為那些幾乎被社會遺忘的“惡人”群體爭取和家人見面的機會、願意去傾聽他們內心所想，在他們人生懸崖的邊緣拉上一把。
在劇中，律師扮演的正是病毒感染者遺體解剖的工作，他要通過與罪犯聊天探究和確認他們走向犯罪的心路歷程，提醒人們從哪些環節提到介入。他的角色不受人理解和歡迎，但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
其實，隱藏在社會中的“殺人犯”又何止監獄中的那些人呢？就像是失去某些良知、只為了追求高收視率的新聞媒體，最終利用片面的輿論壓力導致當事人自殺，其行徑與現實中的殺人犯並無差異。
魯迅在成為文人之前，曾是一位出色的醫生。原本想要精湛的醫術醫治病人的身體，後來發現沒法去醫治國人荒蕪的內心，於是選擇棄醫從文。
在事情尚未走向錯誤的路徑之前給予良性引導，表面上看是一些細微的改變，實則會避免一場社會災難。
蝴蝶扇動翅膀，有可能會引發一場海嘯或者地震。若提前發現其中的奧秘，或許能將其改成一面美麗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