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典，長智慧。
親近自然，迴歸傳統。
以德潤身，以文化人。
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著名歷史事件——“天津教案”。
因事關重大，曾國藩被清廷委任為直隸總督，全權處理此事。
當時，曾國藩已年至花甲。在此前寫給長子曾紀澤的家書中，他曾多次提及眩暈症狀以及眼病，身體狀況並不太好。
基於這樣的身體狀況，他本想“擬再具折續假”，希望能多休息一段時間以保養身體，可當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朝廷委以重任，他又再度起行。
曾國藩言及，“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致負其初心。”
天津教案是一個棘手的案子，宛若燙手山芋。一方面是性情兇悍的外國，一個是群民激憤的天津百姓，曾國藩可以得罪誰？
得罪前者，或是國家之難；
得罪後者，卻是一世聲名毀於一旦之途。
曾國藩為了大局，為了不激成大變，陷入揹負罵名的境地似乎也就難以避免。
由於事態緊急，由於結果難以預料，再加上他的身體狀況堪憂，種種因素下，曾國藩心懷憂慮，以一種不惜一死的決心前往天津。
而在此之前，他給長子曾紀澤寫了這麼一封家書：“預囑身後事望二子不忮不求”。
天津教案一事在此不表，有關曾國藩的褒貶在此也不多說。不是很清楚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資料，自行評論此事。在這裡，我只想和大家聊聊曾國藩的修身之道，聊聊他在向兒子囑咐身後事時提到的“忮”與“求”。
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亦或是佛家，都講究修身。作為中華兒女，我們一生都離不開這兩個字。
儒家有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先修己身，再齊己家，而後治國平天下。
其中，修身是基礎。
曾國藩作為晚清名臣，作為後世美譽一完人，他對自己的修身工夫看得極重。
寫家書，也是他的修身工夫。
比如說，他教育自己的兒子要以勤儉為務，而他自己當然也是這般做的。在教育兒子的同時，他自然也加深了潛意識裡的勤儉念頭。
只不過，曾國藩是一個極謙虛的人。他常常在家書中自我反省，認為自己的勤儉工夫做的還不到位。所謂“餘平生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
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如此云云。
當然，這只是一代大家的謙虛之詞，或者說，這是他對自己要求太過嚴格的緣故。
作為後人，我們總是將曾國藩評價為一代完人，殊不知曾國藩向來不求全，不求完美，反而獨獨求缺，求缺憾。
這是他的厲害之處。
曾國藩深諳易經之道，懂得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的道理，所以從未求全，更別提自滿了。
作為後輩，我們應該向先賢學習的，正是他的勤儉，他的自謙，他的自我反省，以及下面要說的“不忮不求”。
曾國藩說，“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
“略涉”，稍微讀過一點書，這又是曾國藩的自謙話語。曾國藩好讀書，每日必讀，一日十頁，長年累月，是何等閱讀量？但即便如此，他還自言“略涉”。相比今多數人一年不讀幾本書的現況，他的“略涉”是何等令人敬佩。
他一生讀過那麼多聖賢書，在囑咐身後事的時候，要告誡給兒子的一定是最重要的。
“以不忮不求為重”，就是其中精華所在。
所謂“忮”，豎心旁加一個支。
一者，害；二者，嫉妒；三者，忌恨。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經說過，豎心旁，走心。忮就是一個走心的負面字眼。
不忮，也就是不害人，不嫉妒，不忌恨。
不因他人有功而嫉妒，不因他人有能力而嫉妒，不因他人有名有財而嫉妒。沒有害人之心，凡事以憑良心為準則。
我們可以時常反問自身，是否會有忮心？
尤其是身邊人有可取之處時，我們會不會分外眼紅？
再是一個“求”字，覓也，乞也。
曾國藩的解釋是，“
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人們一般都是求什麼呢？
名和利。
得不到，想要求；得到了，又害怕失去。
我在之前寫《黃帝內經》隨筆時，也曾寫過相關內容。
所謂名，是外界給予自己的評價。所謂利，是外界給予我們的利益物質。
大家仔細想想，是不是這樣？
名利，都是我們外求的產物。
當然，對於名利，我們可以求。慾望，本就是難以磨滅的。凡夫如此，聖人也如此。但是對名利的追求需要有一個度。
物無美惡，過則為災。
再有曾國藩所寫“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
如果所求過了度，慾望過了度，必定會成為患害。
一個容易知足的人，一定是最快樂的。反之，如果一個人貪得無厭，那他的貪心為一定會其成為痛苦的源頭。
文章的最後，我想說的是，求可以有，但應該減少外求，而多多內求。忮心則不可有，有則去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我們本來什麼都具備，心裡什麼都有，為何要一直向外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