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時候，成都有一個特殊的時期，叫作“少城時期”，在當時，清政府專門為八旗兵及其家屬在成都老城區修建了“城中城”，以維持滿漢互不往來的陋習，又因為這個“城中城”修建在戰國秦張儀所建的少城遺址上，故也稱之為“少城”。不過，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城中城”，使得成都也有與北京類似的“衚衕文化”，在少城裡的巷弄都以“衚衕”相稱。
在康熙五十六年（即公元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並殺死拉藏汗，情況十分危機，時任四川提督的康泰率兵出黃勝關，卻遭遇軍中譁變，不得不引軍而還。已失兵心康泰不可用，次年年羹堯令其護軍統領溫普進駐裡塘，增設打箭爐至裡塘驛站並增設四川駐防兵以應對戰事，康熙帝特授其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當地的軍政和民事，同年少城內的旗人就在喇嘛衚衕為年羹堯建立了一座生祠，並將喇嘛衚衕改名為祠堂街，而這條街，卻見證著成都的歷史。
此一時彼一時，在雍正三年，風光之後的年羹堯被新上任的雍正帝開列大逆罪五條，欺罔罪九條，僭越罪十六條，狂悖罪十三條，專擅罪六條，忌刻罪六條，殘忍罪四條，貪婪罪十八條，侵蝕罪十五條共計九十二款大罪，賜其獄中自裁，獲罪之後年羹堯祠堂也跟著不復存在了，不過並未將至拆除，而是改成了關帝廟，祠堂仍在，供奉的主體卻換了，讓人有一種物是人非的感慨，不過“祠堂街”這一名稱卻沒有改變，一直留存到了現在。
到了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使清朝滅亡，八旗兵隨之被解散，封閉的少城也因此開放了。進入民國時期的少城裡修築了大量的建築，很多建築還帶有歐式風情，使之徹頭徹尾的變了樣，祠堂街也不例外，它經過了兩次擴建，大量書店、報社、餐廳拔地而起，其本身也形成了連接東西的重要通道，成了“新文化街”。
據說在當時光私營的書店就超過八十間，所有書店都是開架售書，讀者可以隨便取閱，有不少人一站就是一兩小時，甚至遇見喜歡的還可以盡情抄寫，包括《西行漫記》《論持久戰》《彷徨》等進步書籍均有出售。還有不少工藝美術社、文具商店等，文化藝術氛圍濃厚，其中民國四川美術社的辦公地點就在祠堂街16號，多少喜愛並追求藝術的民國學生和文人雅士們都曾在這裡揮灑筆墨，這棟樓至今仍在祠堂街16號，只不過早已人去樓空，物是人非了。
到了抗戰時期，由於這裡長期接受先進思想，更是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活動陣地，先後建立了7個支部和聯絡點，此時的祠堂街又變成了“革命街”。在1938年，當時中國共產黨發行的報紙《新華日報》的成都代訂處就在祠堂街38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成都唯一公開的對外聯絡處，據說周總理就住在38號的副10號的房間裡，董必武、彭德懷、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同志都曾來過此地。
與16號不同，38號至今仍有成都人居住在內，只不過已經是一個一般的居民小院了，不少人會前往拍照，網上的照片也足夠多了，我不太喜歡打擾別人的生活，只是在裡面隨走逛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
到了新中國解放後，少城裡的建築因為大部分是“敵偽財產”，基本都被政府各級部門接收了，不過並沒有人真正在打理，很多建築都因為風吹日曬毀損了。最讓人遺憾的是在80年代90年代，成都市舉行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活動，這些缺乏打理的老舊建築，基本上“全軍覆沒”，消失在了歷史中。
目前，少城內未經翻建的古蹟建築僅存五處，其中一處便是“人民公園管理處建築”，這座從少城時期就留存下來的人民公園故事也頗多，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完的。不過這裡可以提一句，既然祠堂街是“革命街“，有革命就有犧牲，哪裡都不曾例外，於是這裡也修築了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以紀念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將士。
現今走祠堂街，除了一些院落，感覺已經日趨現代化了，不過已經具備一些老成都的感覺，完全不像是處於成都市的市中心，路邊上停著不少電瓶車或是環衛車，還有不少小店或是蒼蠅小館還開著，也許環衛工人或是電瓶車的主人就在隔壁的餐館吃飯，十分具有生活氣息。
歷史的車輪總歸滾滾向前，祠堂街也見證了封建時期的落後，民國時期的熱血以及新中國的富饒，祠堂街的老房子從某些程度上說已經漸漸的不再適合居住，但是已經與居民融為一體，希望能夠將其中有紀念意義的建築保留下來，作為歷史與城市發展的見證。
圖/文 旅遊狂魔夏夏夏
